1960年代上海
| 各年份上海 | 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 |
重大事件 编辑
大饥荒后和上山下乡 编辑
从1962年后大饥荒刚过去，中共向全国发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和《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被迫向民众承认经济方面遇到严重困难，但要求民众共度时艰，尤其是让农民承担代价。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人员走访上海郊区的农民，了解基层对有关宣传要点的意见。当时上海农民们对于中共以“支援农业”名义驱赶城镇居民和职工到农村，有着极高的抵触，认为是国家把包袱丢给农民背。更有农民感慨“农民总是弄不过国家，国家向农民要的多，给的少”，质疑为何“农副产品到了国家手里转转手就成了高级品”，认为这是“国家看到农民手里钱一多，就眼红。”[2]
而上海市当局根据“王柯协议”要开展对口支援新疆，于是发起“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运动，至文革为止，每年按计划向新疆兵团输送数万青年学生（那时也叫社会青年，意指那些无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创造了“支边青年”的代名词。而继上海后，社会青年较多的其他大中城市如武汉、杭州、温州、天津等，也效仿发起运动，组织大批青年学生移民到兵团农场就业[3]。
“顾一头”与“一边倒”运动 编辑
人民日报于1960年3月1日发表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各地各级党委开始对工商业者搞“顾一头、一边倒”运动。3月14日，民建上海市委、市工商联就在大光明大戏院举行传达动员大会，全市第一批传达的工商业者共有1600几人，胡厥文主持大会，盛丕华做报告。大会以神仙会形式持续20几日，之后各区县分别传达。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编辑
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上海市革会）成立。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市革委会从此取代依法选举产生的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人民委员会。原各委、办、处、科工作机构一律撤销，另设办公室和组。
其他 编辑
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 编辑
上海之春音乐会，现名“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始办于1960年5月10～18日，成为上海市极富特色的艺术节日。自创办以来，除了文革期间的十年以外，基本每年都会在仲春时节开幕。在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演奏了门德尔松作曲的《春之歌》，并且受到了音乐界的一致好评。
中山环路一期工程竣工 编辑
始建于1959年8月的中山环路一期工程于1960年12月30日竣工。中山环路工程即围绕当时市区的城市环路工程，日后成为上海内环线浦西部分的主体走向，南起中山南一路、西抵中山西路、北达中山北二路。90年代修建的内环线高架便在此基础上建设而成。对上海现代城市框架做了最后的定型。
蕃瓜弄棚户区改造 编辑
1963年，位于上海闸北的蕃瓜弄开始一期改造，标志着上海市政府长达数十年的棚户区治理开始。蕃瓜弄位于闸北天目西路上，主要是抗战前后遗留下来的大批逃难难民以及低矮潮湿的棚户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市政府试图进行拆迁改造，但因为诸多原因最终宣告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通过建设新村、原拆原还等方式整治了大批围绕在城市周边的棚户区。到1990年代，棚户区基本消灭，治理工程宣告完成。
同济医院救活心脏停跳病人 编辑
1965年12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今长征医院）通过手术救活一个心脏停止跳动16分钟的青年工人，随即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的奇迹。当时，上海时代玻璃厂青年工人钱学全，突然从自行车上摔下不省人事，被路过的民警紧急送入当时的上海二军大附属同济医院，通过一系列手术最终使患者在心跳停止十六分钟后被救活。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的心跳停止六分钟以上就无法挽救”，所以上海这例成功的“起死回生”，被当时主张自力更生的舆论称作为“冲破洋框框、创造新奇迹”。
沉降治理 编辑
196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始进行城市沉降治理，主要通过人工回灌地下水的方法，以防止上海地面沉降，灌水量400万吨。经过5个月的人工回灌，市区地面回升，平均回升6毫米，最多的回升38毫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获得成功。
出生人物 编辑
死亡人物 编辑
柯庆施 编辑
1965年4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因病在成都逝世。4月14日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追悼会。
傅雷 编辑
1966年9月3日，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在位于江苏路284弄5号的寓所内与夫人朱梅馥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