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垒政策
抵垒政策（英语：Touch Base Policy）是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对来自中国内地非法入境者的政策，于1974年11月实施，此后由中国内地偷渡到香港市区（界限街以南）即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抵垒（Touch Base）本是垒球用语，意指球员只要能及时碰及垒，即不用离开出局。1974年11月至1980年10月，港英政府针对中国内地非法入境者实施的难民政策。
香港的难民潮自1950年已经开始，大量难民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涌入香港。但港英政府对这些难民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政策，既有收留抵达市区的偷渡客，亦经常有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如1962年的大遣返。在1974年，经历20多年偷渡潮后的香港，市区大量人口亦是于偷渡潮抵港，而很多在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口亦是由逃港潮抵港人口所生，战后移民占总人口比例越来越少，而港英政府未有一个政策去决定偷渡抵港人口的香港居民的身份。不过港英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并未全面禁止内地人来港。当时中国大陆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少人仍希望可偷渡来港。
抵垒政策同时亦确定了1974年以前（如夏雨（1962年）、刘千石（1960年），刘梦熊（1973年））及以后偷渡抵港的难民亦和战后移民一样拥有相同平等地位的香港居民的身份，使市区人口（包括战后移民以及偷渡抵港的人士）拥有同样的权益以及地位，减少了当时不同身份人口的磨擦。当年港英政府对新界的卖地以及开发远低于香港以及九龙，中国内地居民如偷渡到新界不足以取得香港的居港权，香港警察在新界亦有强烈的拘捕工作，大多数的偷渡客亦遭到水警以及陆警的遣返。然而在大量人口偷渡之下，每日亦有数以百计人口成功避过香港警方搜捕抵达香港市区。
移居人口 编辑
1945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逐渐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当时不少中国大陆的富人及知识精英逃到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如新加坡等地，加上香港日占时期归乡政策结束，香港人口由1945年的50万上升到1950年的220万，这批移民当中不少为商家、知识分子，但亦有部分为难民，但当时的难民亦是全中国较富有的一批，英国政府欢迎这批来自全国各省的移民，这批移民以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为主，各占数十万，此外，也有不少来自浙江省、江苏省，甚至广西、湖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等省。他们在1950-1980年间亦有把亲属申请到港，当时申请来港人数由每日25人上升到后期的每日75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同年，港英政府封锁港深边界，香港与内地人民自由往来历史结束。此后，根据入境处以及学者的研究，每年平均有数万人偷渡抵港[1]，最后大约200万[2]-250万[3]成功越过边防线偷渡至香港市区，只计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五千“大军南下”[4]，广东省方面的纪录，1979年与1980年广东约70万人偷渡进入香港，循合法途径进入香港的也达10万人，根据香港大学教授周永新，香港政府一直有助木屋区人口上楼（公屋）的政策，但香港1981年仍然有70万人口居住在木屋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1976年以后抵港的逃港者，因为逃港者太多，政府的十年建屋计划不敷应用[5]。
概况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英双方达成共识，由中英双方共同决定合法移民香港的人口，但能以合法移民身份移居香港的人少之又少。1950年-1980年代，因为中国内地经历多次饥荒，大量人口偷渡香港，展开了为时三十多年的逃港潮。6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起飞，市场上有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港英政府便以黑印以及绿印身份证来区份合法以及非法移民，当时偷渡到香港的人口尚没有一个正式的香港居民身份，如夏雨（1962年）、刘千石（1960年），刘梦熊（1973年）便是抵垒政策前偷渡到香港的名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至抵垒政策实施前，香港和内地的人口不是自由出入的，1962年港英政府便大量遣返偷渡客。
一方面，香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华人的资金避难港，英国亦在香港实施高地价政策以赚取最大的利润，但中国大陆人民因为中港两地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全国人民亦有参与偷渡到香港，以广东省最为严重，中英两国亦有在边境拘捕偷渡客，但每日亦有大约百多至二百人成功越过边防偷渡到香港市区，基于治安问题，港英政府接受了当年的偷渡客，同时开始发展起香港的工业。
最终于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宣布实施抵垒政策，中国内地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到香港后能抵达市区，便可在香港居留，如果偷渡者在边境范围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当局亦因此加强在边境的管制，以减少非法入境者进入市区的机会。
不过，抵垒政策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香港政府顾虑到，假如不给予抵垒者一个融入社会的途径，他们会沦为黑市居民或黑市劳工，有一部分人甚至或者会从事非法活动。给予他们合法居留也可纾缓当时需求殷切的劳动市场，因为当时香港的工业，尤其是制衣业，仍是相当兴旺，此类劳工密集型的行业能吸纳大批劳动力，当中不少移民仍可自食其力，当中很多亦不须领用综援等社会福利开支。另一方面，长期的抵垒政策间接鼓励中国内地居民不断尝试冒险前往香港。组织偷渡的蛇头成为一种新兴的高利润行业，沿海的年青一辈也不禁跃跃欲试，因而很多时造成金钱甚至人命上的损失。
终结 编辑
1978年12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由邓小平等人主导下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中国内地居民逃港的情况也开始逐年减少。同时，中国内地居民非法入境香港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1980年10月23日，香港立法局三读通过《1980年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取消抵垒政策，转而采取即捕即解政策。所有非法入境者一经发现，即须被遣返中国内地。
相关条目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 ^ 梁智仁《香港百年历史回顾》第25集：偷渡潮
- ^ 吴芮泽. 深圳曾设“柏林墙”防偷渡 潘石屹钻铁丝洞捞金. 凤凰网（卫视）. 2011-09-26 [2013-1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8-19） （中文）.
- ^ 揭毛时代黑暗：250万大陆居民逃亡香港. 大纪元 www.epochtimes.com. 2011-08-08 [2013-1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05）.
- ^ YouTube. [2013-1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09）.
-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1tDaQ6rFv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解密百年香港 - 只身闯香江 from 7:00 onwards
- Lam, Kit Chun and Liu, Pak Wai. 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8. ISBN 962-937-019-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