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将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之前的作区分而提出的概念。蒋中正等中国国民党高层则曾明确反对将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种。

历史背景编辑

当时孙文的革命活动未能得到类似过往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又刚发生陈炯明事变,急需外界支持。同时俄罗斯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后,在国际上遭到孤立。新生的苏联政府正寻找外交突破口。在中国,吴佩孚张作霖陈炯明等军阀又拒绝与苏联合作,失去了其他军阀的苏联就找到孙文,提出合作协议,苏联提出孙文需接受中国共产党,孙文出于自身考虑,加上觉得可以控制局面,就同意此原则。

孙文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

“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奉令结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定为三大政策。1927年3月武汉三中全会中,鲍罗廷与中共发动倒蒋,以“提高党权,权力集中于党”为由,在蒋中正北伐的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

毛泽东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内容编辑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1940年2月15日,该演讲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成《新民主主义论》。文中称:“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要反共。不要农工政策,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毛泽东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中国革命时期的领导势力必将由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移交到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手里。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延安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共才是革命的正统。

  • 民族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所突出的是“反清”的大汉族主义,矛头指向满族满清王朝对汉族的统治;新三民主义则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 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
  • 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书籍的说法编辑

在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书籍多以“联俄、容共、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作为定论。如廖盖隆:“1924年,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广州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订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现国共两党及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2]

胡绳:“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3]

何干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4]

郝梦笔、段浩然:“国民党一大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大会确定的政策统称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5]

杜魏华:“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6]

盖军:“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7]

尚明轩:“这次全国大会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与国民党右派份子辩论和斗争,确定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9]

1989年中国《辞海》: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0]:52。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10]:52。“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10]:4722。后在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10]:52。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新三民主义[10]:52

吴剑杰:“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也是新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阶段的政策体现。”[11]

相关编辑

苏俄特使鲍罗廷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基础上的再诠释。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称:“孙中山于1924年1月的广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新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12]中国共产党认为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重要依据。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则驳斥中共将三民主义划分为新旧之举。

中国国民党认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并非出自孙中山之手,这些都只是苏联、中国共产党片面的自我诠释,不符史实[13][14][15][16][17][18][19]

真实性质疑编辑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否认有“新三民主义”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因此,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方面杜撰出来的。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此解释为: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因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它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一。

李云汉:“因三民主义里未强调阶级属性而否定其价值,共产党企图以三大政策的口号来取代三民主义,此乃鲍罗廷以三大政策来欺骗国民党人的背景。”[20]

汪兆铭七一五事件分共之后):“到了武汉,便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见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才发生的。”[21]

蒋永敬:“陈独秀最早故意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混为一谈,而毛泽东又把三大政策称为新三民主义,显然在拾人牙慧。”[22]

宋进:“陈独秀在1926年11月4日《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成为毛泽东日后提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基础。”[23]

何香凝曾说,1927年4月“越飞到沪,彼此共谈革命(孙越宣言),总理与廖仲恺遂于那时决定联俄、联共、联农工的三大政策。”[24]但是,“容共”(共指共产国际)是1927年吴稚晖首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当时孙中山早已逝世,孙越宣言没有谈到“联共”一词。[25]

西德慕尼黑大学金德曼:“苏联企图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把中国的革命运动永久而牢靠地与苏俄连结在一起,它所运用的战略即是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陈独秀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苏俄在中国活动的官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开始使用这名词,大力宣传,企图造成一种心理,使人们以为这三个政策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同样的理论关系和地位,目前已知的证据可以显示C. Martin Wilbur对1920年代初国民党、共产党和苏俄远东政策三者之间关系所作分析的正确性。”[26]。C. Martin Wilbur认为,三大政策是中共自行杜撰的。[27]

李云汉:“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结合苏联顾问的联俄、联共、农工定为三大政策,并说三大政策为孙中山、廖仲恺所创立,藉以欺蒙国民党党员。”并引用顾孟余在1927年7月15日(即七一五事件当天)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的记录:“国民党在历次的宣言中,本来是有许多政策。但外面宣传所谓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的遗教、历次宣言、决议案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短,不过只有七个月。何以知道只有七个月?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以前还没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说起三大政策,并劝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见得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还没有定,而且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只有三大政策,绝不提起三民主义。但我们要知道:第一、所谓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出七个月;第二、所谓三大政策,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本来政策要靠宣传,不过这个政策是共产党代我们定的,也是共产党在替我们宣传,所以弄得外界对于本党很是怀疑。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联络;党部方面,有党部方面的联络;用什么主义联络?以什么关系联络?这都是要研究的。至于说容共,究竟是有条件的容,还是无条件的容?也须加以考虑。还有农工政策,也要以这样态度来研究。总而言之,所谓政策,一定要将他们的内容解释清楚;不然,使一般人听了,只是迷离徬徨,不知所从。”[28]胡汉民随后提出了“统一口号案”。

崔书琴:“过去,中共常说只有他们才是三民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了一种‘革命的三民主义’,使其有别于‘旧有’的三民主义。将联俄、容共与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们借口孙中山先生说过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来谴责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不应该反共。尤其是宋庆龄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来为投靠中共与俄帝做辩护”[29]

林家有、周兴梁认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产党人率先使用的,并非出自孙中山本人。[30]

张玉法:“三大政策是武汉国民政府受苏联、中共控制时期所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中共再宣传此政策来自于国民党中央,才会以讹传讹。”[31]

中国大陆历史学家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和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讨论时,[32]蒋永敬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也不是国民党一大提出。金冲及查阅资料后认为,蒋永敬的观点可靠,三大政策是后来才提出的。但金冲及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的确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做法,蒋永敬表示他能接受这个观点。[32]

现代新诠释编辑

200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职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又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33]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提出新三民主义:“庶民主义,平等机会参与政治;乡民主义,开放资讯网络投票;公民主义,权在民的公民社会[34]。”

2017年3月17日,香港特首选举期间,有一署名“刘太”文章指出香港在中共统治下的未来可能只有三种人:对越趋高压统治逆来顺受的“顺民”、会尝试武力抵抗政府的“暴民”、其余不甘心逆来顺受亦没胆量抵抗政府的就会考虑“移民”离开。文中称之为“新的三民主义”。[35] 文章发表后,此“新三民主义”被当地多番引用。[36][37][38]

参考文献编辑

  1. ^ 《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43页
  2. ^ 廖盖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海燕书店,1950年,第8页
  3. ^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4. ^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5. ^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6. ^ 杜魏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华纪事,载 中共党史资料36,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52页
  7. ^ 盖军主编,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0页
  8. ^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270页
  9.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11. ^ 吴剑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2.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50页
  13. ^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辛亥革命史,第53-54页
  14. ^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 in China, 1918-1927, pp.392-393.
  15. ^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206页
  16. ^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第552-556页
  17. ^ 罗家伦,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16辑,2853
  18. ^ 蒋永敬,孙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珠海学报第15期,第56页
  19. ^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 in China, 1918-1927, pp.392-393.
  20. ^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第552-556页
  21. ^ 罗家伦,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16辑,2853
  22. ^ 蒋永敬,孙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珠海学报第15期,第56页
  23. ^ 宋进,新三民主义概念的提出过程考析,中共党史研究,第五期,1990年,第48页
  24. ^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第558页
  25. ^ 克思明,容共还是联共:论国共双方的曲笔与直书,载 共党问题研究编委会编,共党问题研究28卷10期,第93-113页
  26. ^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辛亥革命史,第53-54页
  27. ^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 in China, 1918-1927, pp.392-393.
  28. ^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第552-558页、602页
  29. ^ 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传记文学出版,第9页
  30. ^ 林家有、周兴梁,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23页
  31. ^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206页
  32. ^ 32.0 32.1 金冲及: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澎湃新闻,2014-12-03. [2016-08-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3). 
  33. ^ 新三民主义[永久失效链接],四川大政网
  34. ^ 柯文哲:《改变成真:柯文哲的城市进化论》,三采文化,ISBN 978-986-342-239-6,第55-56页
  35. ^ 等待曾俊华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众新闻
  36. ^ [1] D100节目风波里的茶杯, 2017年3月21日
  37. ^ 评论料难补撕裂 新“三民主义”日盛[永久失效链接] 麦燕庭, RFI 2017年3月27日
  38. ^ [2] 线报 2017年3月24日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