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

前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新桂系首領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广西桂林[1],生于临桂西乡村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2]中国国民党党员。新桂系首领,曾任首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理总统[1]

李宗仁
李宗仁戎装照.jpg
 中华民国代理总统
任期
1949年1月21日-1950年2月28日
1949年11月20日-1950年2月28日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代行国家元首职务
前任蒋中正
继任蒋中正
 中华民国第1任副总统
任期
1948年5月20日-1954年3月10日被弹劾
总统蒋中正
前任首任
继任陈诚
个人资料
出生光绪十七年(1891年)7月9日
 大清广西省桂林府临桂县
逝世1969年1月30日(1969-01-30)(77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籍贯广西桂林
政党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配偶妻子:李秀文(1891-05-31~1992-06-28)
妾:郭德洁(1906~1966-03-21)
妻子:胡友松(1939~2008-11-25)
a. 1949年1月21日任代总统至同年11月20日,并未赴台。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代理李宗仁职务直至蒋介石复行视事。

父亲李培英是名教师,育有五子三女。李宗仁排行第二,幼年家贫务农,18岁入广西陆军小学[1]。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支部,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改组,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

李宗仁以实力军人之姿,在广州加入孙文阵营。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拥戴广州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十年期间,屡次发动和参与中原大战蒋桂战争等国民党内战,亦苦心经营广西。抗日战争时,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会战中名震一时。

1948年中华民国行宪,经国民大会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于1949年1月代行总统职权。1949年11月20日,当中华民国政府陪都重庆再度西撤至成都,代总统李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相反,李乘机到香港宣布会入医院治疗胃病,并将军政大权交由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全权处理。蒋介石复出接替李之出缺,开始带领中国国民党对抗共产主义。李在香港守侯两周,之后和家人一道出走美国[3]李并未赴台,1954年被弹劾罢职。后经瑞士1965年回到中国大陆,1969年病逝于北京

李宗仁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两岸分治前,也是唯一的中华民国代总统。

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编辑

1908年,李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1911年毕业。1913年,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13年至1914年,在将校讲习所任中尉教官。嗣任桂军下级官佐,旋改业为中学体育教员。

1916年护国军兴复,参军作排长,负伤升连长;再入湖南护法,负伤迁营长,隶林虎[1]。1921年,晋升至统领(相当于团长)。

统一广西编辑

第二次粤桂战争后,桂军败绩,李部为陈炯明所收编[1],所部1,000余人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吸引附近败撤之桂军来投,更主动联络前陆军小学堂(陆小)同学黄绍竑白崇禧,得其效力麾下,军力迅速增至6,000余人,控制玉林梧州等7县市。1923年10月,李与前陆小同学黄绍竑、白崇禧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

1924年5月23日,李发表统一广西宣言,采用合纵连横策略。1925年夏,乃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

在李与省内最后一个劲敌沈鸿英决战期间,孙中山北京病危。滇系军阀唐继尧乘机联络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刘震寰等企图东下入粤,消灭新兴之中国国民党。唐向李开出700万元银洋借道费,被李拒绝。唐遂派龙云卢汉唐继虞等率领7万滇军,兵分三路入桂。

自1925年2月至7月,李、黄绍竑、白崇禧以2万人之军力,终将三路7万滇军击溃。至此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装备精良之滇军,不再成为中国军界主要势力之一。

北伐编辑

1926年夏,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转战有功[1],8月曾亲自参与指挥贺胜桥战斗,获得胜利。

1927年1月底,苏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游说李,希望其取代蒋中正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遭李拒绝。李返回南京后,全力支持蒋反苏清共,并警告张发奎需警惕叶挺反对国民政府。但李亦曾在九江劝蒋辞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以免予人口实而被指为“新军阀”。

1927年4月,新桂系联合蒋发动清党,处决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内左翼人士。李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南京警戒可能左倾之军队,在采石矶将意图暴动之程潜林祖涵(即林伯渠)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包围缴械,并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刘峙师逮捕中国共产党员。白崇禧在上海直接指挥清共,黄绍竑、李济深同时在广西、广东进行“清党”,处决大批中国共产党分子、中国国民党内部左翼人士,李宗仁表弟李珍凤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党期间被捕,后枪决于广西桂林。清党使新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政治仇恨。

1927年7月初,武汉汪兆铭派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共20余万大军东征南京,欲打倒蒋。8月,新桂系成功联合何应钦逼迫蒋下野,南京与武汉两国民政府统一,史称“宁汉合流”。蒋下野后,李立即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师、第三师分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原第二师师长胡宗铎任第十九军军长,第十三军军长则由白崇禧自兼,将第七军广西留守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黄绍竑任军长。随后,李指挥第七军,在白崇禧、何应钦配合下,在栖霞龙潭战斗中全歼渡江南犯之孙传芳13个整建制师,孙传芳仅以身免,从此淡出政坛。李在宁汉分立、龙潭之战诸事件中皆为首要人物[1]

消灭北洋直系军阀后,李着手将汪兆铭逐出南京。9月21日,汪返回武汉,唐生智部东下进攻南京国民政府。10月19日,新桂系部队西征武汉,讨伐唐,史称宁汉战争。战至11月11日,唐被击败,其部队被新桂系收编,唐东渡日本避难。新桂系势力从广西、江南扩展到两湖,并与粤系首领李济深(时称半个桂系)紧密融合,使新桂系势力进入广东。

11月16日,张发奎在汪兆铭指示下趁李济深不在,在广州张黄事变,企图刺杀黄绍竑。在争斗中新桂系获胜,第四军元气大伤,张发奎、黄琪翔下野,流亡海外。新桂系在军事上消灭唐、张两部后,遂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要求凡是在四一二清共期间,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清共,态度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皆须要检讨自咎,并不得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矛头直指汪。李宗仁在党务大会上直称汪卖党卖国,是党贼国贼。汪一系终被新桂系打倒,被迫于12月15日全体总辞职。新桂系主导国民政府。

1928年初,蒋趁广州事变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响,得以复出。1月9日,蒋正式在南京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新桂系军队被迫撤出南京、江南要害富庶之地,发展受挫。蒋与宋美龄结婚时,李是国民政府全体中央委员中唯一未送结婚贺礼之人。

1928年4月,蒋命令驻两湖各军加入北伐,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4]:15。李兼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由新桂系嫡系部队和改编的原唐生智两湖部队所组成,共辖十六个军又六个独立师。李指挥部队北上,开始“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第四集团军进至北平天津山海关。桂系控制的地区从两广、两湖至平津,总兵力逹20余万人。

当时,对于是否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之名义上归顺,国民革命军内部分歧极大。不同于阎锡山冯玉祥主张国民革命军一定要进驻东北,全部遣散奉系军队的主张;李则主张接受张归顺,并可由张继续管理东北事务。最终蒋采纳李的意见,张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

中原大战编辑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召开国民革命军善后编遣会议,李主张“赏罚奖惩公平”,即:裁无军功之军队,留有功之军队;裁军功小者,留军功大者。会议最后因各方分歧太大而没有实际结果。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后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同年初,李出于控制湖南之目的,软禁主政湖南之程潜,任命何键鲁涤平主持湖南政务。但鲁、何二人不和。

1929年2月,蒋即秘密以大批弹药军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5]:544。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恐慌[5]:544。何键查扣后,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5]:545。夏威、胡宗铎、陶钧三人得报,至为焦急,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5]:545。2月21日早晨,仓促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报中央,宣布免去鲁涤平本兼各职[5]:545。夏威、叶琪二人率军进入长沙,将鲁涤平部缴械,鲁逃离长沙。三人未得李宗仁命令,便擅自行动[5]:545,且未与三号人物白崇禧商讨。

3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免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本兼各职,武力讨伐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两派观望形势,态度暗昧。李为表和平态度,长驻南京、上海,此举在军事上使新桂系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境地。最后新桂系被击败。李、黄绍竑、白崇禧等逃往法属印度支那、香港。

蒋随后任命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郑介民主政广西。俞、李明瑞二人因政治面貌左倾亲共,在广西引入邓小平陈豪人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活动,宣传赤色革命。郑介民将此情形密报蒋,南京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10月将俞、李明瑞二人免职。而郑介民则因离间、监视桂系的特殊功勋,其后成为军统局首脑人物。杨腾辉则与俞、李明瑞分道扬镳,联同大批原桂系军官对李表示重新效忠,李、白遂在此一片混乱的局势下返回广西,重新掌握了俞、李明瑞、杨三人之部队及湖北陆续逃回的桂军官兵。李宗仁旋返桂自立,联合冯、阎,图北上,再败绩;返桂自保[1]

1930年5月,新桂系北上参加中原大战,李对此次北伐信心十足,专门委托香港印钞厂印制大批中国国民银行钞票,准备占领武汉后公开发行。初期大捷,自桂林北上后势如破竹,6月初即攻占长沙、岳阳,迫近武汉;但终因黄绍竑态度犹疑,行军迟缓,致使新桂系部队被各个击破。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三大派别在中原大战中都被蒋击败。

整顿广西编辑

1931年5月28日,李宗仁抵广州,寓退思园[6]:3844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于12月15日通电辞职下野。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中国国民党各派系谋求妥协,一致抗日。1932年4月,李出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形成“后李白黄”体制。

抗日编辑

 
李宗仁1938年在台儿庄

1936年4月,李发表《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一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阐述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后的胜利者必是中国,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化全国为焦土,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5月20日,李宗仁自南宁抵达广州[6]:5141。12月20日,李宗仁电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6]:5314

1937年2月26日,国民政府特派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二级上将白崇禧兼第五路总、副总指挥,陆军中将李品仙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陆军中将张任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参谋长[6]:5373。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军兴,南京中央统帅部发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之防卫战[7]:118。1938年1月至6月,李指挥国军抗击日军。在台儿庄会战中,李亲临前线督战指挥,获得国民革命军抗战中首次大胜;李成功化解张自忠庞炳勋之间宿怨。同年,李先后指挥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徐州大突围中,李指挥60万大军突围,国军未出现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撤退时之混乱。1939年后,指挥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抗击日军。

事后,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李自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要求所部官兵“宁肯吃树皮,决不可扰民”;并成功警诫全军禁烟禁赌。李称在1939年9月,与史迪威朱可夫分别晤谈期间,曾准确预测法国马其诺防线不足恃,英法联军必败;而英法一旦失败,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立成废纸,希特勒必然东进,斯大林此时自以为得计,实大祸不远矣。

1943年底,蒋中正为防止以李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1]。名义上指挥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第十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1944年6月,曾分别致备忘录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卫阿特将军,希望“盟军不要急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此期间应全力消灭日本,待德、苏皆奄奄一息,再行东西对进,德苏两雄自将俯首就擒,战后之世界自由和平指日可待”,李尤其反对“美英企望苏军加入中国战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194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特派王缵绪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原任刘峙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6]:7658

国共内战编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围绕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李与蒋之间产生诸多分歧。9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6]:7809。李名义上统帅冀、鲁、察、绥、热、平、津、青五省三市。实则并无调兵遣将、驭控下属之实权。12月28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北平视察,并与行营主任李宗仁会晤,召集军政首长汇报[6]:7938。李韬光养晦,结交胡适齐白石甘介侯司徒雷登等文化名流。他与徐悲鸿在抗战时期即已相熟。主政北平后,他为徐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解决了用地问题,徐感念此举,将校内一建筑命名为“德邻纪念堂”[8]

1947年2月7日晚,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参谋长薛子正于北京饭店举行酒会与北平各界话别;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以次高级军政长官、各大学校长、民社党、民盟人士及美方高级军官等,均应邀出席[6]:8281。2月15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举行酒会,为军调部三方人员送行;叶剑英表示,决定2月17日离开北平,返回延安[6]:8287。2月28日,华北绥靖会议在北平举行,李宗仁、白崇禧、谷正纲与华北中国国民党高级官员研讨华北对共战略[6]:8297-8298。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保障新闻自由,天津停止新闻检查[6]:8370

10月2日,陈诚向蒋介石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动攻势,请令国民政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宗仁督促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迅速率部出关,协击北宁铁路附近之中共军队[6]:8427。1947年底,李宗仁拒绝在无实权(即“生杀予夺”)下总责华北地区、东北事务,且其“东北华北剿匪方略”亦被蒋否定。李三度拒绝指挥东北战事,坚持参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副总统编辑

 
蒋与李宗仁在行宪后第一任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上,1948年5月20日
 
蒋和李宗仁摄于就职礼。据李宗仁回忆,蒋故意不让他知道要穿着中式礼服,结果他穿军装,看起来好像是蒋的副官。

1948年3月29日—5月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主要内容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4月13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招待国民大会代表,致词称:本人此次竞选副总统,即希望协助元首,推动革新运动,今后勿论当选与否,当本一贯精神,勇往迈进,以期不负亲朋国人之期望[6]:8570。4月15日,李宗仁致电北平党政负责人,指示对学潮“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6]:8572。4月16日,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中正、居正[6]:8573。4月19日,副总统候选人孙科、李宗仁、莫德惠等分别招待各位之国大代表,发表演说,竞选副总统[6]:8576。4月20日,国民大会秘书处公布副总统候选人签署代表人数:孙科540票,于右任512票,李宗仁479票,程潜338票、莫德惠211票,徐傅霖132票;国民大会主席团发布《国民大会公告(会字第二号)》,公布副总统候选人名单,计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6人[6]:8577。李宗仁在蒋中正反对和压力下,最终在4月29日,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蒋属意的孙科。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9]:1,当广播员报告李票数已超过半数当选时,蒋盛怒之下,把收音机踢翻[10]

就职前夕,蒋手谕说,要李在就职典礼上穿军常服[10]。5月19日,李发演说,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并称“希望全国上下今后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削平内乱”[6]:8605。5月20日,在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上,蒋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10]。这让李看起来像是蒋的副官,而非副手,李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10]

1948年5月底,蒋调白崇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强烈反对蒋设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认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应由华东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若硬要一分为二,也应由白崇禧出任华东剿匪总司令。李在与亲信将领闲谈时,曾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理应派一只去,至少也要派一只,结果却派了一头”。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离开北平飞往南京前,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对中国共产党恢复“和谈”[11]:165。8月17日在南京虽否认其事,而态度模棱两可,对前途已丧失信心[11]:165

1948年年底,国军在中共发动之三大战役中大败,国、共军事力量逆转为150万:400万。经济上,上海爆发金圆券风暴。外交上,杜鲁门上台后表示对蒋失去信心。12月,李宗仁、程潜乘军事逆转,忽萌异志,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谈和,而白崇禧自汉口发出敬电,促请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言和,实皆迫蒋下野[4]:57。是月下旬,蒋与李经过两次协商,就蒋下野让位问题达成协议;一、蒋主动下野,以便南京政府开始和谈;二、由副总统李代行总统职务,宣布和平主张;三、与中共和谈事由行政院主持[6]:8764

代总统编辑

1949年1月1日,蒋发布元旦文告[4]:57。1月19日,蒋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12]:136

1949年1月21日,李宗仁宣布就代总统[13],声明愿就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即行开始商谈;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4]:58

1月24日,李宗仁表示:“决促进和平实现。”[12]:142,又飭令行政院长孙科办理“七大和平措施”,“取消全国戒严令”[12]:142。1月27日,李宗仁亲电毛泽东,“促其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政府业已承认,以共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12]:144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次日,叶剑英向黄、刘讲述中国共产党自日本投降以来对防止内战,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所尽一切努力及蒋之倒行逆施;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项条件基础上愿意和国府及其他国府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9日,黄回南京覆命,刘暂留北平[6]:8793。李宗仁在中国国民党内未具有中央常务委员身份,又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孙科关系不洽,与党关系益加隔阂,进而引发“府院之争”、“党政之争”[14]:312。李为着结束内战,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以求和解[5]:831。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5]:831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要李宗仁使者刘仲华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和平条件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6]:8799。2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之覆电中指出,只要李宗仁、白崇禧“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仿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指傅作义)的态度对待他们”[6]:8804;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组织由颜惠庆任团长之“人民和平代表团”六人,准备赴北平洽商和平[6]:8805。2月9日,李宗仁自称“共党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12]:153。孙科率领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5]:836。2月17日,李宗仁令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中央银行存金他运[15]:515。2月20日,李宗仁“飞往广州”[12]:157。2月21日,李宗仁“复飞桂林”[12]:157。2月22日,李宗仁在广州谈话,如解放军强行渡江,只有打到底[15]:515。2月25日,李宗仁返回南京,立即准备换行政院长,强何应钦“继任”[12]:160。李宗仁希望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绝对不能强迫接受不体面条件;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接受所谓八条,只同在两政府共存条件下讨论八条[5]:842。孙科最后同意返回南京[5]:838。2月28日,孙科抵达南京[5]:838。孙科向李提出请辞[16]:838

3月1日,李宗仁指派孙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起草和谈内容(3月9日,草案整理完成。)[15]:515。3月7日,孙科复来见李宗仁[17]:838。最后李宗仁接受他辞职[5]:838-839。3月8日,孙科及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呈请辞职[15]:516。3月9日,李宗仁亲自拜访何应钦,最后接受担任行政院长[5]:838。李宗仁提名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经立法院投票同意[4]:58。李宗仁派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章士钊、李蒸等5人组成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商谈和平,周坚持以毛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4]:58。3月22日,李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12]:171。3月24日,明告美国驻华大使,“谓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请求其谅解”[12]:172。3月28日,监察院财粮委员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议决向政府提交以下议案:促请救济告贷无门的迁公教人员;解救太原粮荒;改变征实办法;修正各机关办公费规定;裁撤台湾巡察团之烟酒公卖机构;纠正中央银行高价抛售金银作法[6]:8854。3月29日,潘公展等亦电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电谓:“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6]:88553月31日,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一个两小时军事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汤恩伯王叔铭、总统府军务局长刘士毅、关麟征、宋希濂等十二人[18]。会议讨论: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二、将新疆驻军东调;三、分配十个美械师[18]

4月,李宗仁以党政民意各方面皆反对“和谈条件”,上电声言请蒋复职,并以即日回桂为口实,其意盖一在迫使蒋曲听其“和谈”,一在胁逼蒋出国;蒋均不为所动[4]:59。4月1日,李宗仁派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谈判团抵达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展开谈判。4月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要他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在和谈其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一线;希望白崇禧部队在安徽让出安庆,桂军向武汉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6]:8862。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黄启汉当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么道路,自己一定跟共产党走。”;当天下午,黄启汉由北平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意见[6]:8862

4月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过黄启汉及南京和谈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庆及再向长江靠近,“以利和谈,免生枝节”;中共中央是日致电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并告刘伯承及中原局邓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6]:8863。4月7日,毛泽东覆李宗仁电称:“根据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12]:179。4月10日,乘阎锡山至溪口晋见蒋之便利,李宗仁曾托其带书请示机宜[11]:169。同日,李宗仁电陈蒋介石谓:“万一和谈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退’以谢国人”[12]:181。4月12日,蒋戒其勿为胁迫而自馁[11]:169。4月17日,李宗仁乃致电蒋,请其复职,继续领导战争[11]:170。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反共决心[9]:1

4月19日,中国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商《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拒绝解放军渡江和由中共负责整编国军两项,对于联合政府等项则提出修改意见,次日继续会商后推定张群、吴忠信赴溪口,吴铁城、黄绍竑赴广州,分向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李宗仁任命林伯森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仍兼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6]:8880

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党和谈指导委员会通过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训令;晚,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蒋之乙种方案,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电文列举不能接受之理由,声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䦧墙之争论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风之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6]:8880

4月21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召在北平南京和谈代表返回南京,要求电告“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和谈代表黄绍竑以“身体不适,为拟小作休息,不愿作任何政治活动”为由,向李宗仁、何应钦提出呈辞,并辞和谈代表职务,于上午9时自广州飞香港养病;李、何召集各院、部会议,决定各部门疏散转移:总统府及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各院、会、部分批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由行政院准备交通工具,规定于4月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行动;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6]:8883

4月22日,蒋问李宗仁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答以“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以解放军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拒绝。李表示和谈使命既终,要求卸职。蒋鼓励其“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蒋主持下决定:一、宣告和谈破坏裂,对中共坚决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二、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四、加强中国国民党内团结及党与政府的联系。同时决定于中国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重大决策,先提交该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南京政府各院、部、会撤迁广州,总统府迁往上海。撤迁前发表文告,声称坚决与中共作战到底。并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国外交使团迅即撤往广州[6]:8885。同日,李宗仁要求蒋复职;蒋说明只讨论时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变动”[12]:188。李宗仁于会后即回南京[12]:188。国军撤出首都南京[4]:59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乘追云号在明故宫机场[19]:82,“飞往桂林”[12]:18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立法、监察委员114人在广州开会,一致决议电请蒋、李宗仁到广州,继续领导中国国民党,顽抗到底[6]:8888。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撤销和谈指导委员会[6]:8889。李宗仁决定派程思远等分头去汉口、广州,与白崇禧、张发奎及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代办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机场下机时,对前来迎接的人表示:决不糜烂广西,绝不去广州[6]:8890

4月24日,李宗仁自桂林分电于右任、童冠贤、居正,促请即日赴广州[6]:8891。4月27日,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并谓;“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6]:8894-8895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党员书》,号召中国国民党党员“救国护党”,“一致团结于本党中央领导之下,为保国保民而努力”[6]:8896

4月30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大使衔代办克拉克到桂林与李宗仁会谈,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抵抗,美国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并称“美国政府今后不再援蒋”,希望李尽快赴广州,“在广州组织一个与蒋氏截然分开的政府,否则不易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并表示:“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势力”;中国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党员书,称中共向政府提出《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如果接受,则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从此消灭,当此党国危难之时,当各尽其在我,吾党应有自信,不必有丝毫之气馁[6]:8898

5月1日,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报告美国国务院他4月30日在桂林与李宗仁长谈4个小时,相信李是真正决心与蒋摊牌,并自认有希望成功;李说蒋想复出掌权,但蒋觉得除非蒋到政府所在地广州,否则蒋不能复职,而蒋不能到广州,除非李也在广州;李提到蒋在考虑退休时,曾想住在台湾,当时省主席陈诚曾把此项可能性向美国总领事提起,美国总领事非正式提到台湾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对日和约签字才决定;据李说,美国总领事之评论转报给蒋,蒋才认定不能退休到一个中国主权可能被质疑之地方,因此才决定去奉化[20]:135-137。5月2日,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李宗仁赴广州坐镇[21]:870。居正、阎锡山文范相偕飞桂林,促请李宗仁至广州主持政务,李宗仁对蒋以“不复即应出国”相要挟[4]:59。5月5日,李宗仁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22]:196。5月6日,阎锡山赴桂林劝李宗仁到广州,回到广州后告诉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李在获得全权主政之保证之前,仍拒绝回广州;阎说,蒋主张坚守沿海,李则主张退守内陆[20]:141。5月8日,李宗仁返广州,恶意攻击蒋,更变本而加厉[11]:171。李宗仁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5月14日,李宗仁发布总统明令:兼任青岛市市长秦德纯呈请辞职,秦德纯准免兼职,任命孙继丁代理青岛市市长[6]:8913。5月15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机离开广州赴美国,携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6]:8915。5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财粮会议,5月22日结束;何应钦、张群、白崇禧、陈济棠、陈诚、张发奎、顾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参加,决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征收巨额军粮,仅四川一省“征借”数目即达1350万担[6]:8917-8918。5月25日,李宗仁代总统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着即废止;《黄金外币买卖处罚条例》着即废止;同日颁令:特派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派黄旭初兼任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甘丽初为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特派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6]:8926。5月26日,李宗仁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党内团结案及党务革新问题;李宗仁特派钱泰为出席国际电报电话行政会议首席代表,派卢有澄、孙从钧为代表;李宗仁令准云南龙武德钦宁蒗设治局改为[6]:8927。5月30日,何应钦率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职[15]:518

6月1日上午,立法院举行会议,审查李宗仁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一案,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被否决[6]:8931。6月2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在广州举行,吴铁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经全体与会委员一致同意[6]:8932。6月6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辞准免,特任閰锡山为行政院院长;行政法院院长端木恺请辞,准免本职,特任王令希为行政法院院长;任命孙越崎兼经济部资委员会主任;派杨森王缵绪钱大钧邓锡侯孙震贺国光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派夏威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6]:8935。6月8日,李宗仁任命刘诚云为总统府参军[6]:8937。6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通过非常委员会名单,终于定案[14]:310。蒋与李、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等12人为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4]:60。6月13日,蒋致电郑彦棻,指示征询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阎锡山等对于副主席人选意见:“非常委员会名单既经过通过,对于副主席亦应即提名,请商诸礼卿、铁城、立夫等同志,如副主席祇可提一人,则提德邻,如提二人,则将哲生亦同时提出。究以一人抑二人,并与伯川院长切商速覆。如各同志以暂提一人,则由秘书处以中名义先提德邻为副主席。”[23]李宗仁在委员名单确定后,颇为关心非常委员会成立工作,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索取该会组织条例外,并致电蒋氏,推荐由吴忠信兼任秘书长、程思远出任副秘书长[24]。6月16日[12]:213,李宗仁、阎锡山联名上电请蒋莅临广州主持大局,盖李宗仁此时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4]:60

7月30日,李宗仁由台北飞返广州[12]:230。8月1日,李宗仁在非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称,保卫广东,决战应积极,不可延误,但部队不听调度,即无法完成部署。今后大决策应请总裁指示,小的如军队调动等,应听国防部命令。总裁说过他领导党不问政事,曾见诸文告[25]。8月23日,蒋自台北飞抵广州,先行往访李宗仁、阎锡山,继召见刘安祺顾祝同等,面询军事部署实情[26]

9月12日,代总统李宗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部署湖南、江西军事,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白崇禧、余汉谋出席[6]:9008。9月14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与李宗仁长谈4小时[6]:9009。9月15日,李宗仁召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参加,商讨“反攻”计划[6]:9009。9月25日,李宗仁对记者表示,要用时间制胜,采取攻势防御,坚守华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费,美援一定会来[6]:9017。9月26日,蒋与李宗仁恳谈当前局势,蒋又与吴铁城、阎锡山、邱昌渭、叶公超、张群讨论外交问题[6]:9018。9月27日,总统府发言人声明,李宗仁不同意汤恩伯继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6]:9018。9月29日,总统府令免咨政宋庆龄,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之职[6]:9019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成立[4]:61。10月13日,李宗仁自广州出走桂林,国军撤离广州[4]:61-62。李宗仁发表谈话,重申反共决心[4]:62。11月1日,李宗仁由重庆飞往昆明,批准释放中国共产党份子;卢汉遂复萌异志[4]:62。11月14日,李宗仁飞南宁,11月17日李宗仁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27]。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托言就医经由桂林经南宁飞赴香港”[4]:62,住进香港半山养和医院[27]

12月2日,朱家骅洪兰友携李宗仁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须赴美,为期一个月)[15]:523。12月4日,李宗仁借口胃疾复发,须出国治疗,偕其妻及随员7人,乘包机一架,离港赴美[11]:176[28]:276-277。12月5日,李宗仁离职赴美[4]:62[12]:277[29]

旅居海外编辑

鉴于李自知不能去台湾,遂借口就医去美国[9]:2。李在海外不归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蒋中正本人多次邀其重返中枢继续行使总统职权。1949年11月22日,蒋在重庆约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四人持函赴港探访李,劝其回国。蒋在函中保证,将以“充分权力”交给李。同日,蒋约白崇禧谈话,仍然表示决不复职,要求李克日回渝,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唯李婉拒。11月29日,再遣朱家骅、洪兰友赴港,仍未有结果[30][31][32]

李抵达美国后,初组织“第三势力”,反对台北政府[11]:176。1949年曾资助自由民主大同盟,并曾公开建议“台湾可成为美国之一个自治州”。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李并没有获得美国支持,一直滞留美国,给蒋复行视事之机[33]:190

1950年1月,李宗仁称以副总统私人名义赴美,又致电监察院,以接洽美援在美遥领国事[4]:63。1月20日,监察院致电李,促请由美国返台视事[34]:587,李以身体有恙仍需调养为由复电婉拒[35]。监察院致电李宗仁返台,他回电明确表示不拟返国[36]:204-205

1950年2月5日,国民大会代表胡钟吾、刘宜达等人再电李[37],未有结果。政府多次电请在美国之代总统李回台主持政务,否则将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38]:309。李电覆监察委员,表示短期内不能返国[38]:309。2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居正于右任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等人联名致电李,劝其回国,并称若再不归国将请总裁复职[39]。这是中华民国方面最后一次劝说。李则覆电:“仁以病尚未痊,医嘱不宜远行”;同时李在电报中表示,基于宪法规定,总统暂由行政院长代理,并立刻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新总统[40]:42-51。2月17日,李宗仁主动与孔祥熙见面谈话;私人代表甘介侯2月18日又找上孔祥熙,孔于当天致电给宋美龄报告整个情况[41]:205。行政院长阎锡山与副院长朱家骅也提出辞呈,仍成“若无元首,中华民国就濒于亡国”[40]:50-51之氛围,以替蒋复行视事铺路[33]:190。这使李完全败退[33]:190。2月22日,陶希圣王世杰开始草拟文告,中国国民党中常会2月日通过决议,以局势益加严重,请蒋尽速复行视事[42]:206。监察院大会决议函复李宗仁,指斥其侨居美国遥领国事,并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弹劾[4]:63。2月26日,张群、黄少谷、王世杰、洪兰友等人分别就蒋复职事与桂系接洽[43]:207。2月28日,蒋邀集张群、陈立夫、陶希圣、谷正纲、黄少谷等讨论复职文告内容,决定3月1日到府视事[44]:207。当晚顾维钧自美国发来电报说,李宗仁约晤杜鲁门[45]:208

1950年3月1日,在各界劝进中,蒋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4]:63,重返总统职务职而不是重新就职[33]:190。蒋在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46]:209。因为蒋1949年下野并没有经过国民大会承认,李是“代行”而非继位[33]:190。李声称蒋此举违反宪法[47]:210-211。蒋于复职文告中称:“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同日,蒋致电李[48]:208-209,希望李早日康复,并请代表其访问美国朝野后,从速返回台湾,共济艰危时局[49]。3月2日,杜鲁门接见李宗仁并共进午餐[50]:209-210。3月2日,李宗仁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中国人民将起而推翻中共及蒋介石政权,中共获得政权并非共产主义之功,实因蒋介石政府腐败至极所致[51]:211

1952年1月11日,“蒋把‘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交给监察院[52]。监察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4]:69。通过此后李仍具副总统之地位。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蒋:“以宪法规定国大代表任期六年,用临定条款来延长代表任期是非法的。”蒋不理[52]。2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第二届总统、副总统。3月,国民大会对监察院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经投票表决,一致同意罢免其副总统职务[4]:76。3月10日,第二次会议六次大会审议弹劾李宗仁违法失职案,并举行投票。同意弹劾比率高达94.4%,符合三分之二同意门槛[53]。李被蒋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之一介平民[9]:2

遭罢免后,李已无可能去台。在此前后,有资料表明他参与孙立人案,同时积极策动仍留在大陆的广西旧部袭扰人民政府,杀死人民政府军政干部及平民多人,解放军“广西剿匪”即由此而发。他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世界冷战背景之下,或遇到挫败,或乏人响应,后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系热络。

易帜赴陆编辑

1954年,周恩来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9]:2周声明消息传到美国后,李异常高兴,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并于1955年8月,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9]:2。他在建议中谈到: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 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54]:292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以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和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使台湾和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背道而驰。”[9]:2-3

据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回忆,1955年5月,李归来事宜最早提出[9]:5。当时,曾担任李政治秘书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正寓居香港之程思远随港澳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与曾经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之旧交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会晤;程思远谈到李在美国处境及其回想回到中国大陆之念头[9]:5。5月7日,李克农向周恩来当面汇报,积极建议中央争取李宗仁回国;同时,李济深也曾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建议过此事[9]:5

195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得知李宗仁决意归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9]:5。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9]:5

从李方面来说,也有一个试探中国共产党中央态度之过程;他曾将自己收藏之一部分书画作品送回国,声称当年自己是花了11万美金购买[9]:6。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价格,顶多值3,000美金[9]:6。毛泽东得知此事,答应给他12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9]:6。他要11万,就给他12万[9]:6。李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9]:6

争取李归来中国大陆,先后花费10年时间;期间,程思远多次到北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李联系牵线搭桥[9]:6。另外,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旧部刘仲容等,也起到重要作用[9]:6。毛和周欢迎李归国,周为此费尽无数精力[9]:6

196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欢迎李归来时机已经成熟;周特意事先向台湾打招呼,说明仅视李为爱国人士以免引起误会[9]:6。程思远在由周当面交代任务和有关政策后赴瑞士苏黎世与李面谈[9]:6。程向李讲明周提出“四不”: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和“过五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之要求时,李一一答应[9]:6。对李之出处,周提出可重回美国料理些事;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决心回国,欢迎[9]:6。李当即表态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9]:6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1965年李宗仁夫妇返回中国大陆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决意归来之确切消息后,毛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应欢迎李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9]:7。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9]:7

1965年6月18日,程思远第五次来到北京[9]:7。领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等按照周恩来意见,交代任务(当时周离开北京出访非洲14国)后,程即于第二天上飞机,前往瑞士迎接李[9]:7

1965年7月12日11时,周和徐冰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党外人士举行一个谈话会,向党外通报李要到中国大陆之消息,并阐述有关方针政策[9]:8。据有关记载,参加此重要会议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李任仁、刘仲容、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杨东莼覃异之[9]:8。会议还通知蔡廷锴与刘仲华参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9]:8。7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李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电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决定。”[9]:8发报之前,此电报稿送呈毛审阅[9]:8。7月15日早上,毛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9]:8。李回国,周应到机场欢迎[9]:8。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到北京[9]:8。7月17日,周根据毛指示飞抵上海出迎李[9]:8

7月19日,周与李在上海文化俱乐部长谈,李诚恳全部接受周之意见[9]:10

7月20日,李和郭德洁,在程思远陪同下,终于回到北京[9]:10。在机场,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在北京机场大厅里,李氏宣读声明[9]:10-11,说: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激动,尤难自己。谨借此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54]:330-331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詧。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55]:940-941

7月20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隆重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洁[9]:11

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李夫妇和程思远先生,交谈友好亲切[9]:11。毛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9]:11毛同李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54]:333李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9]:11。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54]:334毛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54]:334接着李谈到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中国大陆,他们都渴望回到中国大陆[54]:334。毛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9]:11毛建议李到全国各地去看看[54]:334。李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毛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56]

7月31日晚,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李和郭德洁[9]:12。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张晓梅,及罗青长、刘仲容等人[9]:12

9月26日下午3时,李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9]:12:“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一九五五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56]11月5日中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和郭德洁[56]

1966年2月,李坚持要参观海南岛,很想了解[9]:19。当时,李很想了解具体战况与军事设施[9]:19。在海口时,李很注意战斗机不时在空中飞行,并问空军是否24小时在空中巡逻[9]:19?美机是否经常飞来[9]:19?解放军高射炮打多高[9]:19?在去榆林港途中问讯雷达设备,见到飞机就观察两边山头,当时接待李之军方人员十分尴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舰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见到一些军事设施[9]:19。2月28日,李宗仁偕郭德洁和程思远等,从湛江乘专机飞南宁,受到韦国清和夫人许其倩等热烈欢迎和宴请[9]:19

1966年3月8日,广西医学院曾怀瑞大夫便向李宗仁和平副部长报告说,郭德洁病情随时可能突然恶化[9]:22。郭德洁陷于昏迷状态[54]:352。3月16日,李接到南宁来电,报告郭德洁病情恶化[9]:21。3月19日,郭德洁用专机送回北京[54]:352。于是,李决定中止参观,提前返回南宁[9]:21。郭德洁在北京医院继续抢救无效[54]:352。3月21日零时30分,郭德洁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9]:22。在李同意下,将郭之美籍身份证拿去国务院办归宗手续[54]:352。2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有周恩来、彭真等人参加之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54]:352

郭德洁遽然去世,使李触目伤心[9]:24。在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恩来再三嘱咐李要节哀,保重身体[9]:24。同时,周还建议李之旧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转换环境,排遣情怀[9]:24

郭德洁去世后,谁来照顾李晚年生活,成为实际问题[9]:25-26。经人介绍,李结识北京某医院护士胡友松[9]:26。经张成仁介绍,周恩来同意,著名影星胡蝶女儿、27岁之胡友松与76岁之李宗仁完婚[57]。7月25日,李与胡友松履行正式结婚手续[9]:26。婚后,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9]:26

文革时受保护编辑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8月31日,其宅遭北京红卫兵抄家,理由是郭德洁涉嫌梅花党案。周得知此事后,当即指示:不能进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里搞斗争[9]:26。9月15日,周亲自安排由国务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宗仁到三〇一医院保护起来[9]:26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应邀参加国庆典礼之李宗仁,特意与李热情握手[9]:26。毛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9]:26随后,毛请李来到休息室去吃茶[9]:26。在休息室,毛和李最后一次谈话,中心意思是谈“文化大革命”之事[9]:26。坐下之后,毛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之想法去做[54]:358。毛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54]:358。接着毛问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希望李坦率谈谈[54]:358;李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54]:359毛说明当前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54]:359。毛明确说:“红卫兵小将们向各民主党派限期取消民主党派组织,这是不对的。听说他们要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9]:26毛讲完问李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54]:359李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54]:359接着,毛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之必要,对李作说明[9]:26

晚年及逝世编辑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有人对郭德洁不轻易放过,并藉以攻击[9]:23。当时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一张大字报,说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负责人,负有中央情报局特殊使命来中国做特务工作,说该组织用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9]:23。还把当时被诬陷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和郭联系起来[9]:23。谣言借造反小报像雪片似飞遍全国[9]:23-24。其政治企图主要是抹黑周恩来[9]:24

1968年8月以后,李身体每况愈下,晚年在美国已患肺气肿,经常患感冒发烧住院,同时发现有十二指肠癌[9]:26。9月30日,李扶病参加周恩来举行之国宴,但回家后即感身体难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医院,天安门城楼检阅观礼也未能出席[9]:26。李此次出席国宴,便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政治活动[9]:26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医院报告到中共中央统战部[9]:26。周极度紧张工作,见到关于李病重之报告[9]:26。他立即做批示:要尽一切可能抢救[9]:26。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对在床边的尹冰彦和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54]:361李气喘吁吁,说话很困难,停了一会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54]:361-362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医护人员用尽一切措施抢救,延续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帮助呼吸也无效[9]:27。午夜12时,李溘然长逝,享年78岁[9]:27。传闻系慢性中毒[1]

对于李去世,中共中央统战部立即写下治丧报告[9]:27。周审阅报告,赞同举行一个骨灰安放仪式,在报告上批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9]:27。毛泽东批准报告[9]:27。2月1日[54]:362,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李举行一个简单骨灰安放仪式[9]:27。周参加李骨灰安放仪式,是最高之礼遇[9]:28。参加李骨灰安放仪式有10来个人,是有影响有分量人士[9]:28。周宣布李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大家分别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别[9]:28。周在仪式上说,李临终前写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一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54]:362随后,周走来握著胡友松之手说:“李先生逝世了,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国家会照顾你的。”[9]:28胡友松在骨灰盒上写着:李宗仁先生千古[9]:28。事后,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9]:28

评价编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会见李宗仁特使刘仲容时说:“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广西是个有名的穷省份,闹起饥荒来,灾民常逃到湖南来。湖南的农民讨不到老婆的,就娶广西的妹子。李先生凭什么闹独立?据说,这几年,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54]:48[58]、“没有本事是闹不起独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许多在蒋介石政权下没法实现的事情,他在广西都办到了。怪不得老蒋对广西也耿耿于怀。”[54]: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样评价他:李将军一生做过三件大好事,第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二是台儿庄大战,第三是回归祖国。

功绩编辑

李宗仁当年崇敬孙中山,响应孙中山主张,统一广西,促进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基础[9]:2。孙病逝后,李以少胜多打败唐继尧要毁灭广东国民政府之举,挽救中国国民党可能在1925年就要亡党。他率领精锐的广西第七军加入北伐军行列,参加北伐战争,第七军被称为北伐最精锐主力之一,被誉为北伐“钢七军”。在北伐中,李宗仁之广西部队打到山海关,立下不少功劳[9]:2。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提出“焦土抗战”,号召全国军民誓死与日军血战到底,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的新桂系部队是全国第一支主动接受改编成中央军的地方军阀部队,他用以起家的桂系十万老兵几乎全部在上海、徐州、武汉对日作战中损失殆尽,予日军沉重打击。“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血战台儿庄,并领导所辖战区部队积极作战,建立了一定的功勋。同时,李宗仁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犯有罪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缉的首要战犯之一。”[9]:2对中共争夺中国政权起到阻碍作用。

李与蒋介石长期共事后,最后与蒋决裂,分道扬镳[9]:3。他对于美国怀有幻想,曾企图依靠美国政府,搞“第三势力[9]:3。他开始转变政治立场[9]:3

轶事编辑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宗仁一行[56]。他们刚刚坐定,毛幽默地以浓重湖南乡音对李说[54]:333:“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56]程思远连忙替李答道[54]:333:“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56]彭真跟着说:“是的,登了彼岸。”[54]:333毛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54]:333

北伐期间,李宗仁曾和著名的苏联将领,当时的北伐军顾问“加仑将军”(瓦西里·布留赫尔)打赌他能在十四天内带兵自长沙攻到武汉,赌注是一瓶白兰地。结果李宗仁仅花了十二天便攻到武汉城下。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唐德刚. 张其昀, 编. 《中華百科全書·1983年典藏版》. 中国文化大学. [2011-08-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1-02). 
  2. ^ 郭廷以 (编).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9. 甲、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蒋中正为特级上将,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上将。 
  3. ^ CHINA: Return of the Gimo. Time Magazine. 1950-03-13 [2015-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6). When China's Nationalists retreated from their refugee capital of Chungking last November, Acting President Li Tsung-jen did not go with them. Instead, Li took a plane to Hong Kong, announced he would enter a hospital for treatment of an old stomach ailment. Ever since then, Nationalist China's fight against Communism has been directed by Chiang Kaishek, who came out of retirement to take over unofficially in Li's absence. Li tarried in Hong Kong for two weeks, then came to the U.S. for an operation, bringing his family with him.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陈布雷等编著,《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2010年2月1日初版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7. ^ 白先勇编著. 《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上冊【戎馬生涯】》. 香港: 天地图书. ISBN 9789882198111. 
  8. ^ 傅宁军. 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9. ^ 9.000 9.001 9.002 9.003 9.004 9.005 9.006 9.007 9.008 9.009 9.010 9.011 9.012 9.013 9.014 9.015 9.016 9.017 9.018 9.019 9.020 9.021 9.022 9.023 9.024 9.025 9.026 9.027 9.028 9.029 9.030 9.031 9.032 9.033 9.034 9.035 9.036 9.037 9.038 9.039 9.040 9.041 9.042 9.043 9.044 9.045 9.046 9.047 9.048 9.049 9.050 9.051 9.052 9.053 9.054 9.055 9.056 9.057 9.058 9.059 9.060 9.061 9.062 9.063 9.064 9.065 9.066 9.067 9.068 9.069 9.070 9.071 9.072 9.073 9.074 9.075 9.076 9.077 9.078 9.079 9.080 9.081 9.082 9.083 9.084 9.085 9.086 9.087 9.088 9.089 9.090 9.091 9.092 9.093 9.094 9.095 9.096 9.097 9.098 9.099 9.100 9.101 9.102 9.10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2月,ISBN 978-7-5034-1065-9
  10. ^ 10.0 10.1 10.2 10.3 “以退為進”: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始末. [2015-10-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16).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李守孔. 《中國現代史》.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 ISBN 9571406635. 
  12. ^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蒋经国. 〈危急存亡之秋〉. 《風雨中的寧靜》.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 
  13. ^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誓词如下:“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 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14. ^ 14.0 14.1 刘维开. 〈1940年代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之分析〉. (编) 吕上芳主编. 《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9620764264.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吕芳上总策画,朱文原、周美华、叶惠芬、高素兰、陈曼华、欧素瑛编辑撰稿.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事記》. 台北: 国史馆. 2012. ISBN 978-986-03-3586-6. 
  16.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李宗仁回憶錄》 初版. 台北: 远流出版. 2010-02-01. (李宗仁自称孙科)私下交还给他,叫他不要泄气而应和李协调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机。 
  17.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李宗仁回憶錄》 初版. 台北: 远流出版. 2010-02-01. (李宗仁自称孙科)要求李宗仁解脱其职责。 
  18. ^ 18.0 18.1 宋希濂:〈大势已去的国共战争——国军在西南、西北的大崩溃〉,刊《大对抗(下):海变》,香港:中原出版社,1991年
  19. ^ 程思远. 《李宗仁先生晚年》.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20. ^ 20.0 20.1 王景弘编译 (编). 《1949大流亡:美國外交檔案室密錄》. 台北市: 玉山社出版. 2011. ISBN 978-986-294-000-6. 
  21.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李宗仁回憶錄》 初版. 台北: 远流出版. 2010-02-01. (李宗仁称):“五月二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 
  22. ^ 蒋经国. 〈危急存亡之秋〉. 《風雨中的寧靜》.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 (李宗仁)“表示彼将迎合美国对华政策之改变” 
  23. ^ 〈蒋总统致郑彦棻电,1949年6月13日,《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上﹚,《革命文献》,第二十八册,《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24. ^ 〈李宗仁呈蒋总统寒电〉,1949年6月14日,《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上﹚,《革命文献》第28册,《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25. ^ 〈洪兰友致蒋中正电〉,1949-09-01,台北“总统府”编,《京沪撤守前后之戡乱局势》上,《革命文献》戡乱时期第三十一册
  26. ^ “总统府”事略室编:《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1949-08-23,台北“国史馆”藏
  27. ^ 27.0 27.1 程思远:〈白崇禧部队的覆没〉,刊《大对抗(下):海变》,香港:中原出版社,1991年
  28. ^ 蒋经国. 〈危急存亡之秋〉. 《風雨中的寧靜》. 台北: 正中书局. 1988. 李宗仁谓其“胃疾复发,赴美就医”,一俟“短期内病愈后,即续负应尽之责” 
  29. ^ 程思远. 〈李宗仁與蔣介石決裂的經過〉. 《大對抗》. 台北: 风云时代出版. 1992. “(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幼子李志圣及前内政部长李汉魂”,随从由香港“飞抵纽约,入长老会医院割治胃溃疡宿疾。临行前嘱程思远带他的亲笔信以专机飞海口晤白崇禧” 
  30. ^ 程思远:〈我在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前前后后〉
  31.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民国三十八年
  32. ^ 杨天石:〈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前后〉
  33. ^ 33.0 33.1 33.2 33.3 33.4 松田康博:〈蒋介石的领导风格与迁台战略〉,刊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ISBN 978-962-07-6426-4
  34. ^ 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5. ^ 中央日报》,台北,1950年2月2日
  36.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理由是:“在此留医期间,除施行手术之三数日外,对府院各方所来函电、府院命令,均亲自批阅,照常公布,并未因病而受丝毫影响。至于执行部分,系由行政院负责处理,故不特府务无废弛之虞,政务亦无中断之虑。”(周氏录于1950年日记) 
  37. ^ 《中央日报》,台北,1950年2月5日
  38. ^ 38.0 38.1 张之杰等:《20世纪台湾全纪录》,台北:锦绣出版社,1991年
  39. ^ 《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50年2月21日
  40. ^ 40.0 40.1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台北:中正文化基金会,2002年
  41.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孔祥熙在电文中说,李宗仁近日接到中央非常委员会及监察院等单位的不返国即辞职电文,而白崇禧等也有同样目的的电文给李,李宗仁认为必定是有人指示才会如此。甘介侯透过孔祥熙传话说:“李接任时是代理总统之职,并非代理蒋先生,因蒋先生曾数次明白表示辞职下野即为一普通公民,而在宪法上李已经成为合法的代总统,即使因病辞职,也应由行政院长暂代,三月后再开国民大会重新选举,故若台湾过于为难,则李将公开发表指摘现在台湾之政府及将成立之军政府皆不合法,违反宪法。如此必使华府反对援华者多一借口,对公对私皆不利。若蒋先生欲复职,应停止一切恶意攻击,而以温和语气来商洽,则李愿意对外宣称当时是代理蒋先生职务,今因病不能返国,即请蒋先生复职,李仍任副总统。”(周氏录于1950年日记) 
  42.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决议文如下:“李同志既以健康复不克遽行回国,而总统去年因故不能视事之原因又经消失,允宜本救国救民之夙志,返主中枢共图安攘,本会认为事机万急,不容再计,应依照去年十一月廿七日及十二月三日两项临阵会议之决议,请总裁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以挽此危疑震撼之局面……”(周氏录于1950年日记) 
  43.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这天晚上,蒋公夫妇约官邸工作人员及眷属聚餐……席间黄少谷报告他与邱昌渭等桂系官员的接洽情形,并且询问蒋公,复行视事时间是否定为三月一日?蒋公回答可以。复行视事就此定案…… 
  44.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中常会在台北宾馆召开,对复职事做最后讨论。 
  45.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杜总统预定三月二日中午与他共餐,并由其顾问甘介侯作陪。 
  46.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包括白崇禧、李品仙等桂系将领在内,都来参加仪式。 
  47.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二日上午,蒋公收到李宗仁自填于“二月二十八日”自纽约的来电……电文是这么写的:“草山蒋介石先生惠鉴:弟以胃病严重,来美割治而出国。未久即闻不肖之徒怂恿先生乘间夺取总统职权,虽传者异口同声,而弟基于法理人情颇难置信。现弟休养期满准备返国,今日报载忽有先生将于三月一日复任总统之消息。查先生于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弟即依法执行总统职权。宪法上所谓代理者,系代理总统职权,而非代理个人;先生引退后已为平民,与总统职权已无关系,有何代理可言?故先生非经国民大会之选举,决无再任总统之任何法律根据。而弟所代行之总统职权非经国民大会之罢免,根据法律任何个人或机关均无权撤销。先生此种举动不惟国宪所不容,且为世人所不齿。际此国家命脉不绝于缕,先生一念之差,安危所系,袁世凯破坏约法之殷鉴至可警惕。弟为维护此艰难缔造之根本大法起见,不能不代表全国人民向先生提出严重警告,敬希悬崖勒马,免为千古罪人,国家幸甚。宗仁丑俭(按:二月二十八日)”(周氏录于1950年日记) 
  48.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电文如下:“副总统德邻吾兄勋鉴:自兄以胃疾出国就医,瞬已三月,各方伫候言旋,中正企望尤切。而兄以健康未复,归期难定。乃者史毛盟约宣布,国家危难日深,人民望救益急,中枢军政不能久失秉承,在此忧危震骇之中,群情更责望于中正之一身。兹为遵循民意,挽救危机,乃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一年以来,我兄代主国政,宵盰辛劳,公私交感,无时或已。今虽养病海外,固知忧国之殷无间遐迩,亟望早告康复,并请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后,从速命驾返台,共济艰危,藉匡不逮,敢布胸臆,无任神驰。蒋中正寅东”(周氏录于1950年日记) 
  49. ^ 《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50年3月2日
  50.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据顾维钧的报告指出,杜鲁门二日接见李宗仁并共进午餐之前,先是于答复记者询问时表示,他所以邀请“李将军”午餐,是因为李是中国总统;到了傍晚这段谈话由国务院发言人声明更正,宣称国务院已接到正式通知,蒋先生已复总统职,美国政府承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政府领袖,至于何人为总统的问题,应由中国政府决定。……杜鲁门总统仅要表明,当初邀李将军晤面,是因为他的代总统身份,蒋先生复职尚未成为问题;且午餐纯系交际性质,并没有谈到政治问题。 
  51. ^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台北: 天下远见出版. 2003-09-30. 李宗仁并告诉美联社,二次大战把蒋介石自日本人手中救出,目前蒋氏希望美苏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期再得救。他又说,他目前仍有“忠烈的支持者”张发奎将军,并请张在广州发动地下工作。二十一日,李宗仁又在纽约声称,他将于最短期之内返国,组织第三集团,以反共及“反蒋”;同时他也将在广西四围地区,领导五十余万桂系游击部队,至于先前向共军投降的二十万桂系部队,纯粹是因为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所致。不过,曾担任陆军总司令、滞留香港的张发奎,随后发表声明否认此事。李宗仁的行径连白崇禧都反对,白没多久就去信规劝,希望他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白崇禧发言封信的同时,也以书面向蒋公报告他的这个动作。 
  52. ^ 52.0 52.1 程思远:〈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的经过〉,刊《大对抗》,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2年
  53. ^ 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华民国选举史》,台北:中央选举委员会印行,1987年
  54. ^ 54.00 54.01 54.02 54.03 54.04 54.05 54.06 54.07 54.08 54.09 54.10 54.11 54.12 54.13 54.14 54.15 54.16 54.17 54.18 54.19 54.20 54.21 54.22 54.23 54.24 54.25 54.26 54.27 54.28 《「總統」歸來:毛澤東與李宗仁》.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34-2628-5. 
  55. ^ 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7月21日,北京:人民日报社,刊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台北:远流出版,2010年2月1日初版
  56. ^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刘丕林. 1965年海峡两岸密谈统一. 《人民文摘》. 人民网. 2014-05-01 [2015-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8). 
  57. ^ 胡友松:〈胡蝶之女口述:27岁的我为何嫁给76岁的李宗仁?〉摘自胡友松口述、劉澍整理:《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电影皇后胡蝶之女》,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年,ISBN 978-7-80195-929-4. [2014-12-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58. ^ 毛澤東評國民黨著名将領:從李宗仁到馮玉祥. 光明网. 大公网. 2014-06-23 [2015-05-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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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中华民国政治职务
中华民国国家元首
行宪后首任 中华民国副总统
第一任

1948年5月20日 - 1954年3月10日a
继任:
陈诚
前任:
蒋中正
中华民国总统
代理

1949年1月21日 - 1950年3月1日b
继任:
蒋中正
“复行视事”
前任:
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
中国大陆地区领导人c 继任:
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a. 1954年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选举在选举第二届总统、副总统前,于3月10日被国民大会弹劾失去副总统职位,其剩余任期因仅二个月余而在该弹劾案内同时注明不用重选
b. 1949年1月21日因总统蒋中正“引退”而代理总统一职,同年11月20日飞赴香港,12月5日离开中国,1950年3月1日总统蒋中正“复行视事”恢复职权。
c.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并未完全控制整个中国大陆,直到1951年10月26日至10月27日正式占领西藏后才取得中国大陆大致上之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