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王国政府

马其顿王国政府最早由阿吉德王朝马其顿诸王希腊古风时期(前8—前5世纪)某一刻成立,并于希腊古典时期(前480年—前336年)大致成形,然而因为史料记载缺乏,对于腓力二世(前359年—前336年)即位以前的马其顿政府机制起源所知甚少。马其顿王国政府在亚历山大大帝继业者手中持续发展英语History of Macedonia (ancient kingdom),延续到希腊化时期(前336年—前146年)的安提帕特王朝安提柯王朝为止。最终于罗马共和国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于前168年将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软禁后,马其顿君主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四个罗马附庸的共和国[1]。然而,马其顿王位宣称者安德里斯库斯在前150—148年短暂重建君主制,但很快地罗马在第四次马其顿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再度废除,之后马其顿成为罗马的马其顿行省[2]

腓力二世的一枚“半斯塔特”金币,由佩拉造币厂发行,钱币正面为年轻海克力斯戴着涅墨亚狮子皮的头像,背面为狮子前半身

目前尚不清楚古代马其顿政府是否有编订正式的宪法来规定律法、组织之间的权力划分,尽管有一些间接证据可来说明这一点。国王巴西琉斯是整个王国的国家元首,由他的贵族伙友或王家好友、政务官等人协助治理国家。国王同时是最高司法裁判人,但我们对马其顿王国司法机构了解很少。国王也被预期要担任国家的大祭司,需运用他的财富来赞助各种宗教信仰。马其顿国王掌控国内的自然资源收入,如矿场采来的黄金和山林伐来的木材,金、银、铜币的造币权则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共享。

马其顿国王最重要的责任是担任马其顿武装部队的总指挥,国王通常亲自率军作战。幸存的史料文字显示,在涉及王位继承等事务上如果王国没有明确王位继承人马其顿王国军队有选择王位人选的权力,因此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民大会的功能,这是马其顿共同体英语Koinon of Macedonians(含义类同今日的commonwealth)境内屈指可数的一种民主机制表现。凭借马其顿的采矿和税收收入,马其顿国王负责为军队提供资金,其中包括海军的成立与建设,如腓力二世建立海军或安提柯时期扩大了海军规模。

来源和史料脉络 编辑

 
波利比乌斯石碑,上头刻有浮雕装饰。前2世纪希腊化时期艺术,今收藏于罗马文明博物馆

可知古代马其顿最早的政府型态,就已经是君主制政权了,该政体持续至前167年被罗马人废除[3]。关于腓力二世统治前的马其顿政府机构,文字描述相当稀少,且来源非马其顿人所述[3]。关于马其顿早期的历史,主要来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查士丁的著作[3],腓力二世同时代的作家有狄摩西尼,仅管他对马其顿王国报有敌意且描述经常不太可靠。此外还有亚里士多德,他曾在马其顿居住过,对于当地管理机构提供简要的介绍[3]波利比乌斯是另一位在当代书写过有关马其顿历史的作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有李维库尔提乌斯普鲁塔克阿里安[4],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证实了马其顿的世袭君主制和一些基本制度,但尚不清楚马其顿政府是否有既定宪法[注 1]。关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马其顿军队组织,主要文本来源包括阿里安、库尔提乌斯、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著作,而现代历史学者们主要依靠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描述,来了解安提柯王朝时期军队的组织细节[注 2]

马其顿共同体 编辑

左图安菲波利斯于前364—前363年间发行的四德拉克马银币,这枚钱币是被并入马其顿之前还是城邦独立地位时所发行,该城在前357年被腓力二世所征服。这枚钱币正面是阿波罗神头像,背面是圣火图像。
右图:前340年以后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斯塔特金币样式,由安菲波利斯造币厂制造,正面是腓力二世头像,该枚钱币是该城被腓力二世并入马其顿共同体英语Wa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之后所发行

马其顿各邦和马其顿城市组成马其顿人的“科伊农”或称马其顿共同体英语League of the Macedonians、马其顿同盟。“科伊农英语Koinon”一词在希腊文中有较广泛的含意,可泛指群体、社会、或者国家等含意,原意有共同利益的意思,在政治上接近今日commonwealth之意,即“共同体”。在古希腊历史中,各邦所组成的“科伊农”在中文界可被翻译成同盟或者是“联邦”,如亚该亚同盟伊庇鲁斯同盟埃托利亚同盟等。马其顿共同体其一开始为马其顿王室所主导,到了罗马于前168年废除君主制后,其民主共和制的马其顿共同体仍存在于罗马帝国境内[8]

行政区 编辑

根据李维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等人的记载,罗马人废除马其顿君主制后,于前167年把马其顿分为四个地区联邦(merides)。然而透过钱币学的研究,学者们认为这四个地区其实早在安提柯王朝时期就已被划为行政区了,甚至学者哈佐普洛斯(Hatzopoulos)认为很可能早在腓力二世就已出现雏型[9],是受到色萨利共同体英语League of the Macedonians四邦英语Tetrarch制度影响[10]。这四个行政区中,第一个邦为于斯特鲁马河以西的区域,以安菲波利斯为首府。接着是安菲克西提斯英语Amphaxitis邦,该邦为阿克西欧河以西到斯特鲁马河以东的地区,以塞萨洛尼基为地方首府。接着是波提亚英语Bottiaea邦,该邦为阿克西欧河以东包含皮埃里亚厄玛西亚英语Emathia的地区,以佩拉为行政首府。最后是由上马其顿英语Upper Macedonia林塞斯蒂斯英语Lyncestis奥勒提斯英语Orestis (region)厄利苗提斯英语Elimiotis地区所组成,可能以培拉贡尼亚英语Pelagonia赫拉克利亚英语Heraclea Lyncestis城为当地首府[11]。马其顿王国中央政府透过划分四邦来管理其下地方政府和该区域征兵、军事等事项[12]

政治体系 编辑

 
腓力二世(约前359年–前336年)王家骨灰盒拉那克斯英语larnax上装饰著16芒光束的维吉纳太阳,于古代马其顿旧都埃格王室陵墓出土,今维尔吉纳

在腓力二世统治之前,唯一文字记载的政体就是君主制政府[13]。马其顿政府的首脑是马其顿国王巴西琉斯。至少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开始到希腊化时期,由国王身边的近身护卫官贵族伙友王家好友英语philoi等组成一个决策圈小团体,他们作为国王的助手,协助管理整个王国[5][14],国王并透过王室监察官来监管地方自治政府。1931年学者弗里德里希·格拉尼埃(Friedrich Granier)首度提出,认为腓力二世统治的马其顿王国是一个有宪法政府,其法律赋予某些群体权利和习惯特权,特别是公民士兵。仅管军队据称有权指定新国王人选,以及判决叛国案件,但这些大部分证据却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15][16]。没有证据显示各团体与国王间有明确的权力共享,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宪法框架来作为法律基础[5][注 3]彼得罗·德·弗朗西里英语Pietro De Francisci首度驳斥这个观点,并进一步说明马其顿王国政府是一个独裁的君主来统治运行,而学术界目前还未能解决这个王权和管理形式的议题争端[17][18][19]

国王与王权 编辑

 
黑帝斯绑架波瑟芬妮,于希腊境内马其顿地区维尔吉纳一座小型马其顿王家陵墓中的湿壁画,约前340年左右
 
神祇戴欧尼修斯骑着猎豹,出于希腊佩拉“戴欧尼修斯之家”中的马赛克地板画,约前330—前330年间

马其顿的世袭君主制至少从希腊古风时期就存在了,它可能是从部落制度演变而来,因其荷马式贵族体制有一些对应,它可能起源于迈锡尼时期的希腊[20]修昔底德提到在古代马其顿境内各部都有自己的小国王,最终下马其顿英语Lower Macedonia各部在某一位伟大的阿吉德王朝先王领导下合并,这位国王并让上马其顿英语Upper Macedonia各小王从属于自己的霸权[21]。马其顿阿吉德王朝从佩尔狄卡斯一世统治开始,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四世为止,后于希腊化时期先后被安提帕特王朝安提柯王朝取代[21]。王位继承上,原先的“父死子继”继承顺位在前396年因国王奥雷斯特斯英语Orestes of Macedon被刺杀而打断,宗室埃洛普斯二世摄政刺杀了他并夺取了王位,在这之后关于王位继承制度是否依旧延续长子继承制传统,还是由全军集会依据宪法推举新的国王,这点模糊不清而有争议[22]。同时也不清楚某些王子的继承合法性是否因生母地位高低而影响其继承顺序,如阿奇拉一世他是佩尔狄卡斯二世女奴所生,他杀了父亲已指定为王位继承人的弟弟并篡夺了王位[23]

史书显示,在腓力二世之前的马其顿国王在外交上具有接待外国外交官、与外交势力进行谈判如同盟、主导王国外交政策等权责[24]。在希腊城邦们于前480年萨拉米斯战役大胜后,波斯将军马铎尼斯让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作为波斯特使前往雅典,去协商阿契美尼德帝国古雅典之间的联盟。波斯因为考量他与波斯贵族的联姻,以及马其顿之前与雅典城邦有建立正式官方关系,而选择派遣亚历山大一世为特使[24]。 由于拥有包括黄金、白银、木材和王家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早期马其顿国王有足够资金准备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透过结交或贿赂国内外各方势力要人[25]

对于古代马其顿的司法机构了解甚少,只知道国王兼具王国首席法官之权责[26]。马其顿国王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早期王国历史为例,如波希战争中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承担了最高统帅权责,同样在前432年波蒂迪亚英语Potidaea城邦也曾推举佩尔狄卡斯二世作为他们的统帅,于波蒂迪亚战役英语Battle of Potidaea中抵抗领导提洛同盟的雅典人[27][28]。国王除了因担任马其顿军队最高统帅而被受尊重外,还需充为国家大祭司,如腓力二世每天进行虔诚的祭祀和奉献祭品并主持宗教祭典英语Religious festival,而受到国民高度评价[29]。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之时,他起初在各方面也延续父亲的措施,如分配土地和赠送礼物给忠心的贵族,与臣下的态度亲近且尊重[29]。然而随着他和他的远征军深入波斯帝国腹地,让他受到东方波斯王权思想影响,所为逐渐“东方化”,他引进波斯宫廷跪拜的服从礼,如学者卡洛·J·金就认为他已成为高高在上的“主宰者”,与马其顿国王与臣下传统对等的战友关系不同[30]。然而相比亚历山大东征后大力推广波斯宫廷类似制度,其父腓力二世时期的马其顿宫廷本身就受到不少波斯帝国体制的影响,如王家秘书处英语Royal Secretary、王家文档处、王家见习侍从还有王座等设置,但当前学术界对于腓力二世宫廷机制受到波斯人的影响程度还有一些学术争议存在[31]

决策核心与伙友 编辑

马其顿的决策核心主要环绕在国王和其周边的伙友们,如贵族伙友或王家亲卫队成员。王家亲卫队是在宫廷和战场上是最接近国王的成员[32],他们主要由近身护卫官持盾卫队阿格玛英语agema团、王家见习侍从英语Page of Honour组成。近身护卫官他们不仅要护卫国王的安全,也为他咨询各种事务,并受王命安排担任各种职位,他们可以下放地方成为总督,也可以受命单独领军独立作战。近身护卫官人数约在7~8名,在军队中位阶相当高,地位等同于将军,因为职位是如此重要,通常国王会让最信任心腹和亲信去担任,如亚历山大大地即位国王后不久就让他最亲近的心腹赫费斯提翁担任,并把近身护卫官腓力二世时的旧臣逐年替换成自己的亲信佩尔狄卡斯托勒密等人[33]

伙友(hetairoi),或安提柯时期称呼为王室好友(Philoi),他们在马其顿指国王的伴侍兼近臣,他们与国王有深厚交情并深受信任,他们的群体也比近身护卫官还多许多[34]。在军事上他们原先是国王的亲卫队,如贵族的骑兵伙友步兵伙友。在腓力二世时期重新把上马其顿英语Upper Macedonia统一,并让上马其顿贵族和一些有才干的希腊人纳入原先伙友圈之中[35]。此外腓力开始扩编全军并让“伙友”称呼的部队扩大,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时马其顿全军的骑兵和步兵都被冠上“伙友”的头衔,成为平民组成的伙友骑兵和步兵伙友,为军事作战单位。原先的贵族骑兵伙友成为伙友骑兵下辖的王家伙友团,贵族步兵伙友成为持盾卫队下辖的王家持盾卫队,同样保持着传统“伙友”身为近臣协助国王的功能。一旦国王需要咨询或决策时,一些较受信任且地位高伙友们如近身护卫官等,便会与国王一同组成小团体开会,由伙友们会提出建议或相关意见,由国王进行最终决策之用[36][19]

王家亲卫队中还有持盾卫队的阿格玛团,又称王家持盾卫队,人数约数百来人,他们由贵族所组成精锐部队。王家持盾卫队他们是较低阶的禁卫军官团,在后来的继业者王国之中仍持续存在,安提柯王朝时期持盾卫队同样也要保护国王,在腓力五世时订立的安菲波利斯军事规范英语Military Decree of Amphipolis中,提到当国王准备野营时,持盾卫队要立即为国王和他的从员设立营帐[37]。持盾卫队也需执行国王的命令,如库诺斯克法莱战败后,腓力五世派一位持盾卫队成员去拉里萨烧毁国家文件档案[38]。因为王家持盾卫队人数较少,不仅要在战场上保卫国王的安危,他们也与近身护卫官、伙友构成国王的决策圈[32]。到了希腊化时期,持盾卫队他们的头衔和职位更多地是贵族之间的荣誉衔,也许可用来平息贵族之间摩擦之用[32]

王家见习侍从 编辑

 
前四世纪末一份祭祀品英语Votive offering浮雕上的残迹,显示一位年轻人拿着汤勺从一尊古希腊调酒爵英语krater舀出葡萄酒到身旁圆桌上酒瓶之场景,出土于佩拉阿哥拉。今收藏于佩拉考古博物馆英语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Pella

王家见习侍从并不算伙友的决策圈内,他们是由贵族家庭征召而来的年轻人和青少年男孩所组成,尽管在明确史料证据上他们出现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马其顿宫廷中,但这制度很可能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就开始执行并为马其顿王室服务[39][注 4]。王家见习侍从并没有直接参与上级政治之中,他们被征召入马其顿宫廷,作为拢络地方贵族以及为质之用,他们将在宫廷中培养效忠王室并在为国王服务时观摩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培养成未来王国的栋梁[32]。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受训,王家见习侍从将依过往表现成为国王的伙友、近卫或是高级军官[42]。在这段见习时期,见习侍从的任务为协助护卫国王的安危和日常服侍国王,在国王睡觉时他们受命保护国王,并为他准备马匹和帮助他上马,陪伴他参与王家狩猎活动,并在王室酒会英语Symposium中为国王和廷臣服务[43]。虽然贵族子弟被征召进入宫廷成为见习侍从后,会期待日后自己未来在王国上的发展,可能成为享有声望的宫廷重臣或大将,或是下放地方当上总督职位,但他们也可以被视为被王家扣押的人质,以确保其贵族父亲的忠诚和对王室的服从[44]。马其顿国王曾经发生对年轻的见习侍从施行过度惩罚和虐待例如鞭笞,导致激发对王室的阴谋和谋反。甚至王家见习侍从也曾经与高级廷臣衍生出同性恋关系,有时也是如此与国王发生同性恋关系[45]。尽管在整个安提柯王朝时期几乎没有王家见习侍从的证据,但在前168年彼得那战役被罗马人击败后,有一群侍从就与马其顿国王的珀尔修斯一起逃往萨莫色雷斯而被人所知[46]

全军大会 编辑

 
马其顿国都佩拉的希腊式中庭,地上用鹅卵石马赛克镶嵌装饰

马其顿王国似乎缺少各区代表并定期召开的公议会英语Synedrion,这与南方的希腊民主制的邦联不同,因此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强调民主制就是拥有公议会。因为马其顿国王和其周围的伙友,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公议会决策和执行的功能。少量证据显示古代马其顿王国存在战时的全军大会和和平时期的马其顿人大会[47],尤其是军队召开的全军大会较为重要。最早的证据是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三世伊利里亚战事战死后,腓力二世即位之初于前359年召开一连串公民大会并发表演说,来提升军民的士气[47]。大会上成员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会透过投票来决定国家事务,或是国王有无义务去施行他们的决议,但很明显国王在偶尔某些场合会受到压力去执行[48]。很显然大会其中一项权责就是赋予了对叛国罪案件的审判和量刑,例如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全军大会中充任公诉人角色,最终将三名涉嫌密谋暗杀腓力二世的同谋定罪,而其他许多人则被无罪释放[49]。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下个结论来说明大会是否经常或定期召开,或者有一个宪法来明确这个体制,或著其决议确保会被国王持续遵守[50][19]。当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去世,并没有留下一个明显的王位继承者时,其伙友们便立即在巴比伦召开全军大会来确保王位继承和职位权力分配,会中马其顿士兵们用鼓噪和欢呼来表达他们的大众意见。最终这场会议尽管伙友们和高级将领们反对腓力三世,但士兵们还是透过欢呼来通过这项决议,拥立他为新的马其顿国王。然而,这些士兵很容易受其高级军官来影响其意见,如继业者战争期间因为继业者之间互相竞争,各自在自己的军队中召开全军大会来获得合法性,使得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很快就四分五裂[51][19]。如继业者安提柯泰尔召开全军大会,在大会中他被手下举为“摄政”来讨伐合法的摄政卡山德。在前306年,安提柯在萨拉米斯海战大胜后,透过全军大会让自己登上马其顿“国王”之位,建立安提柯王朝。除此之外,军队还可透过鼓噪和暴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如摄政佩尔狄卡斯为了阻止王室库娜涅之女欧律狄刻嫁给国王腓力三世而杀了库娜涅,军队因而擅杀王室一事而暴动,来确保这场婚姻可以执行[52][53]

监察官和地方政府 编辑

 
前二世纪的石刻文残迹上提到六座城市的城市长官英语politarch名字。今收藏于佩拉考古博物馆英语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Pella

希腊化安提柯王朝时的碑文证据显示,马其顿王国依靠各地区各式地方官员来治理国家事务[54],其中如四个联邦的长官统帅(strategos)负责,以及在这之下更小的自治城市的政府官员,如马其顿城市的城市长官英语politarch希腊城市民选的执政官等政务官负责[54]。学者卡洛·J·金(Carol J. King)认为这些人尽管是当地的有力人士或在地方政府中极具影响力,但他们的力量无法与马其顿国王的权势或与其统治力量相提并论。马其顿国王间接管理地方,他透过“城市监察官”来监督该城的自治政府长官施政,城市监察官英语epistates负责代表王室监察地方,是中央与地方自治政府的桥梁。这些“城市监察官”在地方政府地位崇高,尽管没有直接史料来说明这些官员的晋升背景,但学者罗伯特·马尔科姆·埃林顿英语Robert Malcolm Errington相信他们是从国王的贵族伙友或王室好友中派任,他们过去可能曾经在军队中任职过军官[26]

然而,某些马其顿城市也具有民选自治政府的地位,如腓力二世建立的城市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共同体中唯一一座“真正”拥有民选政府和公民大会的城市,反观城市塞萨洛尼基尽管有公民集会,但实际运作上相当顺从,很可能仅是摆设[55]。一些城市拥有自己的财政,然而缺乏证据显示该收入是税收收入还是王室的中央拨款[56]。对于其他城市,马其顿国王和其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其城市财政,尤其是该市的神庙神职人员的收入[57]

从属城邦的管理 编辑

希腊城邦雅典首次在前322年被马其顿安提帕特征服,马其顿给雅典强加建立寡头政权,这些寡头们由城邦富有的资产阶级成员组成,他们参政的资格取决于他们的财产价值高低。之后希腊化时期早期,雅典屡次从马其顿独立又被降伏,使得雅典的民主制度曾三次恢复[58],又反复被马其顿重建寡头政权[59][注 5]。然而,其他城邦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一些城邦被允许拥有更大程度的自治[56]。如前357年腓力二世征服安菲波利斯时,这座城市被允许保留它的民主制度,以及其宪法、公民大会议事会,保留每年选举新官员制度。但城市内需派驻一支马其顿的驻军,并且派遣一位马其顿“城市监察官”(epistates)来代表王室监看城市施政[60]

共同体与外交 编辑

透过一些前三世纪碑文的研究,马其顿境内城市与外国关系是透过共同体的中央联邦政府来处理,尽管马其顿城市是用自己城市的名义来参加泛希腊节日与活动,但涉及授与庇护的特权给非本国城市时,如授与保证不侵犯、外交特权圣殿不可侵犯和庇护权,是直接透过国王或者共同体名义授与[61],如碑文显示马其顿共同体曾授与小亚细亚的城市基齐库斯庇护(asylia)。同样的,南方同时代的希腊共同体英语Koinon或城邦联盟(合邦议定英语sympoliteia)的城市成员们,会遵守经由集体投票通过的联邦的法令[注 6]

在希腊共同体之内的城市,其中央联邦和城邦政府都有拥有权力去授与某人领事权英语proxenia,他们在外国服务本国公民[63]。但在马其顿邻近的伊庇鲁斯同盟有大量幸存证据显示,“授与领事权”是该同盟唯一属于联邦政府的专有权利,然而一些小量证据也显示马其顿共同体有类似的安排[64],而一些与马其顿王国同盟的城邦以及不属于马其顿境内的城市,他们仍可以授与自身的领事权[65]。因为马其顿共同体领导人是马其顿国王,其他希腊的共同体也推举马其顿国王为自己共同体领导,借此与马其顿共同体形成共主邦联的同盟关系,如色萨利同盟英语Thessalian League就先后推举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为同盟领导人(执政官)。其他希腊共同体也透过马其顿国王签订条约,与马其顿王国建立各种关系,如克里特同盟英语Cretan League先后与德米特里二世安提柯三世签订合约,雇佣克里特佣兵进入马其顿军队之中,或者如腓力五世被克里特同盟被授予同盟监护者(prostates)的殊荣[66]

军队 编辑

左图:一名马其顿步兵,可能是名持盾卫队成员,他装备阿斯庇斯圆盾,身着亚麻胸甲,头戴弗里吉亚式头盔英语Phrygian helmet,该半浮雕出土于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石棺
右图:一个前四世纪的古代马其顿铜盾,从北马其顿普里莱普市镇境内的考古遗址中出土

因为马其顿国王之合法性很大的一部分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领导军队,而马其顿王国决策核心圈的伙友本质上也属于军事团体,而具有公民集会性质的全军大会更是属于全体马其顿籍士兵,因此整个王国中央政府很大的程度建构在军队体系之上。

早期马其顿军队 编辑

在早期的马其顿军队主要由贵族的骑兵伙友步兵伙友,配上一些同盟部队、平民征兵、雇佣兵等补充所组成[67][68]。步兵伙友的组织可能从亚历山大一世起就存在,在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希罗多德就在他的著作中,记述马其顿军作为波斯军的从属部队参战[69]。马其顿骑兵身着肌肉胸甲,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前431年–前404年)而在希腊声名大噪,他们在战争期间时而在雅典阵营,时而在斯巴达阵营。马其顿骑兵在战场上与当地希腊步兵并肩作战,而不是与战力低下的马其顿平民步兵协同[70][71],因此时的马其顿步兵多由缺乏训练的农夫和牧羊人征招而来,相比骑兵多由装备和训练精良的贵族组成,他们渴望追求战场上的荣誉和胜利[72]。有一尊前四世纪早期的马其顿步兵浮雕,他头戴皮莱乌斯帽英语Pileus (hat),手持短剑。而从阿明塔斯三世时期的卡泰里尼古墓壁画显示,马其顿已经使用希腊古典重装步兵阿斯庇斯圆盾,明显显示腓力二世以前的马其顿军队受到斯巴达风格的影响[73]。学者尼古拉斯·维克多·塞昆达(Nicholas Viktor Sekunda)认为在前359年腓力二世即位之时,马其顿野战军队由10,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组成,而骑兵的数量也与前五世纪的数量差不多[74]。然而学者罗伯特·马尔科姆·埃林顿英语Robert Malcolm Errington强调,关于古代历史学家对于古代马其顿军队的数量记载,其数字都需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因为现代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办法证实它们的真实性,真实数量可能比文献上的高或低[75]

腓力与亚历山大时期 编辑

前4世纪描绘马其顿士兵的古代壁画,出土于希腊塞萨洛尼基专区圣阿萨纳西奥斯的一处古墓中

透过希腊式军事操练和授予公民士兵标准化的个人军事装备英语Ancient Greek military personal equipment,腓力二世成功让马其顿步兵从一支业余农民征召而来的部队,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战斗部队[注 7]。腓力二世步兵使用的轻盾英语pelte相比传统的阿斯庇斯圆盾它较轻也较小,具有良好的机便性,可能是腓力因为扩军负担而使用较便宜的军事装备[73]。在改革初期,他已经为步兵装备头盔、胫甲和著名的萨里沙长矛,这种超长矛标志着马其顿方阵的问世。尽管腓力让步兵使用较轻装的装备,但学者塞昆达认为随着马其顿国力提升,腓力最终还是让部队装备较精良且较重的防具如大盾和胸甲英语Cuirass等,因前341年狄摩西尼在《第三反腓力辞英语Third Philippic》中称呼他们为重装步兵,而不是中装的轻盾兵[77][78]。若以亚历山大石棺的雕像为证据的话,可发现亚历山大大帝的步兵装备都是重装步兵规格的[79]。而学者埃林顿认为不论是一开始的腓力二世或是晚期的腓力五世之时,一般的方阵步兵并不会配上金属打造的护胸甲英语breastplate[80],而是亚麻胸甲或是某种形式的马其顿胸甲英语kotthybos,相反地军官可能才穿戴较昂贵的金属胸甲。此时的方阵步兵还佩戴头盔、胫甲和马其顿园盾,除了萨里沙长矛外并且配有西福斯短剑英语Xiphos作为副武器使用[80]

持盾卫队组建腓力二世期间,这些精锐的部队从步兵伙友中精选而出,可能早期是称作“长枪卫队”(doryphoroi),并持续存在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期间[81][82]。腓力二世也在王家亲卫队(somatophylakes)建立王家见习侍从(basilikoi paides)制度[83],强化王室对贵族的掌控。腓力二世的军队也有熟练的弓箭兵,其中有雇佣的克里特弓兵英语Cretan archers,也有一些马其顿人组成的弓兵团[84][85]。此外,不确是色雷斯人培奥尼亚人英语Paeonians伊利里亚人进入马其顿军队服役是否在腓力二世期间,这些人充任军中投标的轻盾兵、或投石兵、弓兵等单位,可能透过雇佣或是与母国同盟的条约而被纳入马其顿军队之中[86]。在攻城机具方面,腓力聘请色萨利的波吕伊多斯英语Polyidus of Thessaly佩拉的狄阿底斯英语Diades of Pella等顶尖工程专家来研发攻城武器投射机具尖端科技,使投射机能投射大型弩箭[87]。为了扩展军资,腓力夺取了盛产金矿的克里尼德斯英语Krinides地区,并建立一座城市名为腓立比来控制该地。透过此地金矿,王室财库英语Treasury现在可以提供足够资金维持一支专业的常备军开销[88]。国家收入的增加也使马其顿人首次建立了一支小型海军舰队,其中包括三列舰[84][89][90]。尽管腓力二世在战场上没有百战百胜,但在他的努力下马其顿军队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积极向各方势力学习军事战术长处,如在骑兵上向西徐亚人学习运用楔形队型英语Flying wedge(embolon)[87],这阵型提供骑兵更好的突破性和快速转向性,这阵型在古典希腊时期并未受希腊骑兵所使用过[87]

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期间,他东征时率领的伙友骑兵都是马其顿籍[83],但他征服波斯帝国后开始推行民族融合政策,于伙友骑兵旗下新建一个骑兵团(hipparchia,人数约在五百人上下)都由波斯贵族组成[91]。当初率军东征亚细亚之时,亚历山大带走了1,800名马其顿骑兵、1,800 名色萨利骑兵、600名希腊同盟骑兵、和培奥尼亚人和色雷斯人一同组成的900名前哨骑兵[92]。尽管如此并不是代表马其顿的战力都被派往东方,当前323年拉米亚战争爆发之时,留守马其顿本土的安提帕特仍可以快速动员600名马其顿本地骑兵去作战[92]。步兵方面,除了由全部马其顿士兵挑选出的精锐被编为持盾卫队,同时还有一支约数百名贵族所编的精锐“王家持盾卫队”来保卫国王平时和战时的安危,这支部队又被称为“持盾卫队的阿格玛英语agema”,“阿格玛”为精锐之意。当亚历山大率军进入印度之后,持盾卫队因为换上镀银的盾牌,而有了银盾兵的绰号[93][94][注 8]。整体而言,亚历山大的东征军出发之时有12,000名马其顿步兵,其中由3,000持盾卫队和9,000名步兵伙友所组成[95][注 9]。亚历山大大帝也持续使用克利特弓兵,但一些记载也清楚说明同时也有一支马其顿弓兵存在[97],在高加米拉战役之后东方弓兵被招募至远征军中,人数扩编为千人队(chiliarch)[97]

安提柯王朝时期 编辑

 
前三世纪希腊化式胸甲枪兵英语Thorakitai的士兵壁画,该士兵身穿由锁子甲制备的胸甲,并手持椭圆形门盾英语Thyreos,今收藏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进入安提柯王朝时期后马其顿军队继续发展。在这个期间,不清楚近身护卫官是否人数如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那样还是约为7至8名,而“持盾卫队”一词似乎不再是战术单位,而是协助一小群禁卫军官团,协助近身护卫官处理国王的安危和任务[注 10]。在前197年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马其顿军队在野战中可以布署16,000名重装方阵[99],而在前219年的同盟者战争期间,腓力五世在战场有800名马其顿骑兵,其中400名骑兵是王家中队,为“圣队”(拉丁语:sacra ala;希腊语:hiera ile),这人数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伙友骑兵中的王家中队人数差不多[100]。从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有关前171年卡利基努斯战役和前168年彼得那战役的记载,这时候的马其顿骑兵在组织上传承自亚历山大时期[100]。在卡利基努斯战役前马其顿骑兵总数可能是3,000人,战场上除了正规骑兵外,还有王家骑兵,国王近卫队“圣队”与王家骑兵的关系不明[100]。前四世纪的马其顿骑兵作战时时不携带盾牌的,但从高卢入侵巴尔干定居于小亚细亚的加拉太地区后,收到此事件的影响,马其顿骑兵开始使用圆盾作战[101]

 
帕莱斯特里纳福图纳神庙浮雕上雕塑著一艘罗马海军罗马海军双层桨座战船场景[102],大约成于前120年左右[103]。今属于梵蒂冈博物馆

归功于前218年安菲波利斯和前181年格莱亚(Greia)的两块铭文出土,使历史学者们可以部分了解当时腓力五世对于马其顿军队其组织的相关军事规范英语Military Decree of Amphipolis,如当时的部队内部还有行政文员(grammateis)来负责军中行政事务[104][105]。至少从安提柯三世时期开始,安提柯时期最精锐、最善战的马其顿步兵部队是轻盾卫队,他们可投持标枪、短剑作战,并使用比马其顿方阵更小的青铜盾牌轻盾,这让他们的装备重量更轻,机动性更强。甚至他们有时还可以使用萨里沙长矛,来组成马其顿方阵作战[注 11]。关于轻盾卫队的人数,因为文献中所提到的人数随时间而有所变化,但最多人数不超过5,000人,记载于同盟者战争期间的前219年[107]。其中约有2,000名士兵属于精锐的阿格玛英语agema,其他普通的轻盾卫队士兵约有3,000名[108],通常在大会战中布署于重装方阵侧翼。而重装的方阵步兵方面,马其顿重装步兵由铜盾兵白盾兵两个兵团组成,直到前168年王国灭亡为止[109]

海军 编辑

至从腓力二世开始,后续的马其顿诸王持续对海军英语Ancient navies and vessels进行投资并扩建[110]。马其顿国王卡山德彼得那英语Pydna时有着一支小舰队,德米特里一世不仅率先开启希腊化巨舰时代,还建造一支大舰队。在德米特里败亡后其子安提柯二世依靠舰队保住希腊军事要地德米特里阿斯哈尔基斯比雷埃夫斯科林斯等地的统治[111],并以此为基地来竞争马其顿王位。马其顿舰队在克里莫尼迪兹战争期间(前267年–前261年)经历扩军,而有能力在前255年科斯岛战役和约前245年安德罗斯战役击败托勒密埃及海军,使马其顿的影响力扩展到基克拉泽斯群岛[111]。安提柯三世靠着舰队入侵卡里亚,后来的腓力五世在前201年希俄斯岛战役拥有200艘战船,尽管其中一些是从托勒密海军缴获的[111]。马其顿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败于罗马共和国后,在前197年的和约中海军被迫仅能保留6艘军舰,但国王珀尔修斯在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后,快速下水了多艘列姆波斯战船英语lemboi来进行战争[111]

财政 编辑

 
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发行的四德拉克马(上)和德拉克马(下),现收藏于雅典货币博物馆

马其顿王家和中央政府借由耕地农业生产、森林伐木和港口进出口关税的各项税收来获取财政收入[112]。对于属于马其顿国家的矿山、矮林英语Grove (nature)农田森林等天然资源国王拥有开发的权力,而国王也拥有权力把这些资产赏赐给或租给贵族成员如伙友王家好友英语philoi[113]。马其顿王国至少从阿明塔斯三世统治时期就开始对海港的货物征收关税托名“亚里士多德”英语Pseudo-Aristotle的《经济学》(Oikonomika)就提到卡利斯特拉图斯如何帮助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三世把每年税收提升两倍,其中就是靠着把海关关税从20提高到40塔兰同[114][115]

造币厂 编辑

作为支付皇室开支的一种手段,马其顿王国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开始发行银币[26]阿奇拉一世在位时增加了自己银币的银含量,来促使钱币经济增进国内和国际商业贸易,同时他也发行低面额的铜币来促进民间日常交易[116]。马其顿人是最早为国内和国外流通发行不同货币系统的国家,这种复杂的方法展现古代精算的货币体系[117]。在腓力二世期间,为了有更适当的方法给予马其顿军队的士兵军饷,而不是给他们发战利品,此时的银币发行大量增加,尤其是在马其顿王国占领潘盖翁山金矿,王国财政大大好转之后[118]。在希腊化时期,马其顿王国、托勒密埃及帕加马王国对于造币权采取国家政府完全控制的政策,并主要用在军事方面开销[119]。到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英语Wa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之后,东起马其顿,西至巴比伦,共分布将近三十余座造币厂来生产款式相似的钱币[120]。到了后期,造币权改由中央和地方城市自治政府共享,如马其顿共同体境内的塞萨洛尼基佩拉安菲波利斯等城市可生产自己的钱币[121]

在前168年彼得那战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战败亡国,罗马元老院在马其顿旧土上以共同体原有行政区为基础,废除了王室并建立四个互不隶属的共和制联邦,作为自己的从属国。罗马人禁止马其顿人开采境内的金矿和银矿,仅开放一些铁矿和铜矿,严格控制马其顿人的经济。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和古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认为罗马人的禁令是为了防止马其顿人可透过金、银矿来获取金钱,防止马其顿军队重建后会反抗罗马统治[122][123]。罗马人也有可能担心因马其顿银矿开采太快,增加货币供应而导致通货膨胀[124]。尽管罗马有严令禁止,但马其顿人在前167年以后仍有铸造银币的迹象,而当罗马人在前158年废除马其顿银矿开采的禁令,这可能是反映于真实的实际状况,只是让当地的这种非法行为合法化[125]。马其顿人持续造币,最终因安德里斯库斯试图重建王国失败,马其顿在前146年以后被并入罗马共和国之中,成为罗马行省之中的马其顿行省为止[126][123]

注释 编辑

  1. ^ 与学者卡洛·J·金(Carol J. King)意见的不同[5],学者N·G·L·哈蒙德英语N. G. L. HammondF·W·沃尔班克英语F.W. Walbank在描述马其顿是有宪政政府的,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其军队集会具有公民大会之功能[6]
  2. ^ 学者尼古拉斯·塞昆达(Nicholas Sekunda)如此提到:“...此外,我们还可以添加两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来提供相关证据,即“亚历山大石棺”和“亚历山大马赛克”...关于安提柯王朝军队... 狄奥多罗斯普鲁塔克偶尔会提供有价值的附加细节,而腓力五世颁布了两套有关军事的法规,它们部分保留在一系列碑文之中”[7]
  3. ^ 关于马其顿君主制中专政主义和宪政主义争论,可参阅Errington 1990,第220–222页
  4. ^ 根据学者卡洛·J·金的意见,王家见习侍从制度在马其顿早期历史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存在,该制度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英语Wars of Alexander the Great亚洲之时才明确出现[40]。然而其他学者N·G·L·哈蒙德英语N. G. L. HammondF·W·沃尔班克英语F.W. Walbank则认为该制度可以追溯到马其顿的阿奇拉一世统治时期[41]
  5. ^ 安提帕特所建的雅典寡头政权之中,公民需要最低为2,000德拉克马价值的财产才可以参政。安提帕特于前319年去世后,雅典短暂独立并恢复传统雅典式民主制度,然而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继承了父亲权势,重新征服了雅典,并让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成为雅典的僭主。尽管德米特里调降了公民参政财产门槛为1,000德拉克马,但他还是在前307年雅典直接民主制重建时被废逐。安提柯王朝的德米特里一世于前295年再度征服雅典,于前295年埃及托勒密一世帮助下雅典再度恢复民主制,一直到前260年德米特里一世之子安提柯二世再再度征服了雅典,随后的历届马其顿国王都扶持亲马其顿派在雅典执政,持续维持到罗马共和国于前197年击败马其顿,使马其顿丧失希腊霸权为止。雅典城邦的独立性直到前146年被罗马正式征服希腊本土才沦丧。
  6. ^ 不像马其顿共同体的史料稀缺,南方的希腊共同体如亚该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阿卡纳尼亚同盟英语Acarnanian League等,相关文字史料就大量保存下来[62]
  7. ^ 学者埃林顿提到,腓力二世早年在底比斯为人质期间的经历,是他军事改革和步操训练的关键[76]
  8. ^ 马其顿、希腊人经常用盾牌的特征来命名部队番号,如银盾兵和希腊化时期的铜盾兵。亚历山大在世之时银盾军还仅是持盾卫队的绰号,但在继业者战争之时已经成为正式的部队番号,并在塞琉古帝国继续使用下去。
  9. ^ 对于亚历山大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时的兵力,学者N·G·L·哈蒙德英语N.G.L. HammondF·W·沃尔班克英语F.W. Walbank也认同学者塞昆达(Nicholas V. Sekunda)对于古代史家提供的总兵力分析,皆同意以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数字为较可靠,即总兵力32,000名步兵,其中包含了马其顿部队、希腊同盟部队和其他附属部队[96]
  10. ^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马其顿军队发展,其中一项证据显示“持盾卫队”从原本的特种精锐部队,在腓力五世转为具有宪兵功能的小单位,尽管他们还背负国王贴身随扈的功能,但不再是有效的战术单位。而原本在战场上特种精锐部队的功能,转交给轻盾兵阿格玛卫队英语agema[98][94]
  11. ^ 轻盾兵精锐化的现象至少在安提柯三世就已经出现,他们不仅可以在必要的时刻加入重装方阵兵组成马其顿方阵作战,也可以使用轻装装备担任突袭的任务,是多功能的特种精锐部队,他们也充做国王的卫队职责,如同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持盾卫队功能那般[106][94]

注脚 编辑

  1. ^ Bringmann 2007,第99–100页; Eckstein 2010,第245页; Errington 1990,第216–217页; 对于详细内容参见Hatzopoulos 1996,第43–46页
  2. ^ Bringmann 2007,第104–105页; Eckstein 2010,第247–248页; Errington 1990,第203–205, 216–217页.
  3. ^ 3.0 3.1 3.2 3.3 King 2010,第373页
  4. ^ King 2010,第373–374页.
  5. ^ 5.0 5.1 5.2 King 2010,第374页.
  6. ^ Hammond & Walbank 2001,第12–13页.
  7. ^ Sekunda 2010,第446–447页.
  8. ^ Errington 1990,第175页.
  9. ^ Panagopoulou 2019,第371页.
  10. ^ Panagopoulou 2019,第364页.
  11. ^ King 2010,第261页.
  12. ^ Errington 1990,第120页.
  13. ^ King 2010,第375页
  14. ^ Errington 1990,第220–221页.
  15. ^ Granier 1931,第4–28, 48–57页.
  16. ^ King 2010,第374–375页.
  17. ^ de Francisci 1948,第345–435页.
  18. ^ King 2010,第375页.
  19. ^ 19.0 19.1 19.2 19.3 Errington 1990,第220页.
  20. ^ King 2010,第375–376页.
  21. ^ 21.0 21.1 King 2010,第376页.
  22. ^ King 2010,第376–377页.
  23. ^ King 2010,第377页.
  24. ^ 24.0 24.1 King 2010,第378页.
  25. ^ King 2010,第379页.
  26. ^ 26.0 26.1 26.2 Errington 1990,第222页.
  27. ^ King 2010,第379页.
  28. ^ Errington 1990,第221页.
  29. ^ 29.0 29.1 King 2010,第380页.
  30. ^ King 2010,第380页; for further context, see Errington 1990,第220页.
  31. ^ Olbrycht 2010,第345–346页.
  32. ^ 32.0 32.1 32.2 32.3 King 2010,第381页.
  33. ^ Ian Worthington. 《Ptolemy I: King and Pharaoh of Egypt》 第45页
  34. ^ King 2010,第382页.
  35. ^ Sawada 2010,第404页.
  36. ^ King 2010,第382页.
  37. ^ Connolly, 2006, p.80
  38. ^ 波利比乌斯 XVIII.33.1-7
  39. ^ Sawada 2010,第403–405页.
  40. ^ King 2010,第380–381页.
  41. ^ Hammond & Walbank 2001,第13页.
  42. ^ Sawada 2010,第403页.
  43. ^ Sawada 2010,第404–405页.
  44. ^ Sawada 2010,第405页.
  45. ^ Sawada 2010,第405–406页.
  46. ^ Sawada 2010,第406页
  47. ^ 47.0 47.1 King 2010,第384页.
  48. ^ Sawada 2010,第382–383页.
  49. ^ Hammond & Walbank 2001,第5, 12页.
  50. ^ King 2010,第384–389页.
  51. ^ King 2010,第383–384页.
  52. ^ Adams 2010,第210页.
  53. ^ Errington 1990,第119–120页.
  54. ^ 54.0 54.1 King 2010,第390页.
  55. ^ Errington 1990,第230页.
  56. ^ 56.0 56.1 Errington 1990,第231页.
  57. ^ Errington 1990,第231–232页.
  58. ^ Amemiya 2007,第11–12页.
  59. ^ Amemiya 2007,第11–12页.
  60. ^ Errington 1990,第229–230页.
  61. ^ Hatzopoulos 1996,第365–366页.
  62. ^ Hatzopoulos 1996,第366–367页.
  63. ^ Hatzopoulos 1996,第366–367页.
  64. ^ Hatzopoulos 1996,第367–369页.
  65. ^ Hatzopoulos 1996,第368–369页.
  66. ^ Errington 1990,第242页.
  67. ^ Sekunda 2010,第447页.
  68. ^ Errington 1990,第243–244页.
  69. ^ Sekunda 2010,第447–448页.
  70. ^ Sekunda 2010,第448–449页.
  71. ^ Errington 1990,第238–239页.
  72. ^ Errington 1990,第238–239; 243–244页.
  73. ^ 73.0 73.1 Sekunda 2010,第449页.
  74. ^ Sekunda 2010,第448–449页.
  75. ^ Errington 1990,第239–240页.
  76. ^ Errington 1990,第238; 247页.
  77. ^ Sekunda 2010,第449–450页.
  78. ^ Errington 1990,第238页.
  79. ^ Sekunda 2010,第450页.
  80. ^ 80.0 80.1 Errington 1990,第241页.
  81. ^ Sekunda 2010,第450页.
  82. ^ Errington 1990,第244页.
  83. ^ 83.0 83.1 Sekunda 2010,第452页.
  84. ^ 84.0 84.1 Sekunda 2010,第451页.
  85. ^ Errington 1990,第241–242页.
  86. ^ Errington 1990,第241–242页.
  87. ^ 87.0 87.1 87.2 Sekunda 2010,第451页.
  88. ^ Sekunda 2010,第449–451页.
  89. ^ Errington 1990,第247–248页.
  90. ^ Hammond & Walbank 2001,第24–26页.
  91. ^ Sekunda 2010,第453页.
  92. ^ 92.0 92.1 Sekunda 2010,第454页.
  93. ^ Sekunda 2010,第455页.
  94. ^ 94.0 94.1 94.2 Errington 1990,第245页.
  95. ^ Sekunda 2010,第455–457页.
  96. ^ Hammond & Walbank 2001,第22–23页.
  97. ^ 97.0 97.1 Sekunda 2010,第458–459页.
  98. ^ Sekunda 2010,第459页.
  99. ^ Sekunda 2010,第461页.
  100. ^ 100.0 100.1 100.2 Sekunda 2010,第460页.
  101. ^ Sekunda 2010,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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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