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孝宗北伐计划
背景
编辑天启六年(仁祖四年,1626年),七岁的李淏被封为凤林大君。1636年丙子战争,朝鲜战败,次年初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等数十万朝鲜人被清军掳到沈阳,1644年清军入关,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1]。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1645年3月,昭显世子等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不合儒教礼法,且承认清朝敕使代表天子,所以朝鲜两班士大夫坚决反对。5月21日,昭显世子暴毙昌庆宫欢庆殿,疑似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2])。李倧上报清朝“病亡”。6月7日,凤林大君回到汉城。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死后庙号孝宗。
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王朝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仇恨。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
准备
编辑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3]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表示:“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盖直抵关外, 有不甚难者。 虏不事武备, 辽沈千里, 了无操弓骑马者, 似当如入无人之境矣。 且以天意揣之, 我国岁币, 虏皆置之辽沈, 天意似欲使还为我国用矣。 且我国被掳人, 不知其几万, 亦岂无内应者耶? 今日事, 惟患其不为而已, 不患其难成。”。“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4]
扩军备战
编辑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5]
加大税收
编辑孝宗加快了朝鲜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大同法将贡物统一为米谷,该制度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宰相金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孝宗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制造借口
编辑1650年,孝宗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
计划流产
编辑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未能完成备战,而其防御日本借口又引起顺治帝警惕,1659年五月初四,孝宗死于昌德宫大造殿,北伐计划未能实施。
评价
编辑朝鲜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且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