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尖銳化

階級鬥爭尖鋭化論，被認為是史達林主義重要的基礎理論之一。

概要

「階級鬥爭」一詞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階級鬥爭加劇」則是列寧在1919年提到的。1928年7月9日，史達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發表《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提出：「隨著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必然的尖銳化。」

赫魯雪夫在其《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稱，1937年史達林在《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的辦法》中的觀點是：「隨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鬥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查原話是：「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採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緊最絕望的鬥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

與繼續革命論之間的關係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與史達林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有相似性和不同性。

1956年，毛澤東批駁了史達林所創立的理論、支持赫魯曉所提出的夫法說：「史達林不是這樣，在階級消滅以後仍然強調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因而妨害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健全的發展。蘇聯共產黨堅決地糾正了史達林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這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隨著中國在1956-58年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後，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改變。劉少奇和鄧小平認為既然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階級鬥爭也應該結束。毛澤東反而警告一小撮資產階級殘餘和資產階級殘餘思想仍然存在，開始提及社會主義下的階級鬥爭，比如著名的口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所表述的一樣。

毛澤東和史達林在理論上的最大分歧在於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有可能在共產黨內產生，並且從黨內實行資產階級復辟。這股黨內資產階級的首腦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表人物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強調要抗衡國內資產階級並聲稱史達林則更為重視所謂的西方間諜，忽視了黨內資產階級滋生的風險。

文革後期，毛澤東停止針對黨內資產階級，並且從根據經濟或政治權力（過去或現在）來判斷人們的階級為何者這一做法，轉變為僅根據他們的「階級立場」來作出判斷這一做法。

對相關理論的批駁

史達林的堅定反對者、最終於1937年被處決的馬特米揚·柳廷在其秘密流傳並被稱為〈柳廷綱領〉的手稿〈史達林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危機〉中辯稱，這一理論只是一種陳述性的理論，沒有任何分析。在其支持下。特別是史達林的主張，即事實上理論的唯一基石，即沒有一個階級在已知的革命中被擊敗而停止鬥爭，是沒有根據的。史達林並沒有舉出任何一個例子，事實上，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情況恰恰相反。柳廷的結論是，這個理論為「針對農村主要群眾的內戰辯護」。

赫魯曉夫主義的創立人尼基塔·赫魯雪夫於1956年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秘密講話中指出，這是「大規模恐怖政策的理論辯護」。

著名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聲稱這個理論被用以為史達林的政權服務，既可以作為其集體化政策失敗的自我辯護（這應該歸咎於破壞者，而不是計劃的實施），又可以作為繼續推行集體化政策的意識形態工具。大規模鎮壓：

史達林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新理論：對社會主義的抵抗隨著其成功的增加而增加，因為它的敵人在考慮最終失敗時會更加絕望地抵抗。因此，蘇聯的任何問題都可以被定義為敵人行動的一個例子，而敵人的行動可以被定義為進步的證據。

——蒂莫西·斯奈德，《血腥之地：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歐洲》

同樣，擁護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哲學家盧卡奇·格奧爾格在1968年批評該理論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為史達林的戰術策略服務的工具：

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被實行的時期階級鬥爭加劇一説的觀點又是扭曲歷史的例子。 ... 優先考慮階級鬥爭加劇的想法有助於排除一切關於史達林統治下政治局勢真實性質的事實性理論討論。俄羅斯被認為處於永久內戰狀態，政府決策純粹是出於戰術考慮，而那些不同意的人則被貼上公開或隱密的國家敵人的標籤。僅僅從論理上反駁這些敵人是不夠的，還必須在道德上誹謗他們，並且在社會上將他們污衊為「有害的」。史達林主義體制的維持很容易導致階級鬥爭加劇及其隨之而來的秘密警察國家的論點的更新。如果強大的官僚機構仍然存在，並且如果這個官僚機構感到自己受到威脅，那麼無論加劇論的錯誤如何，它都可以作為維持官僚機構權力的一種方式而更新。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駁斥了加劇論，但如果史達林主義的政府結構保持完整，它就有可能再次被使用。

——格奧爾格‧盧卡奇，《純粹的選擇：史達林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