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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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流化（英语：Family Mainstreaming），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层面将‘家庭’观点纳入主流，这里的“主流”，不在于排斥非主流，而在协助“非主流发展成自己的主流”。
家庭主流化以社会各阶层各类型家庭的需求为切入点，评估政府施政（例如立法、政策或方案）对家庭生活的冲击及影响。
概念 编辑
柏林洪堡大学的“性别能力中心”网页，对于“家庭主流化”提出解说：
“家庭主流化意思，是从‘家庭’为核心角度，来衡量政治和行政决策中哪些做得好、那些做得不好。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处（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认为，家庭议题的主流化包括以下过程：（1）立法、政策必须考量对于家庭可能带来的影响；（2）家庭必须在政策的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面向；（3）加强以家庭为中心的政策和方案。”[1]
而依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家庭问题纳入主流”的过程，包括：
- 确认任何行动（包括立法、政策和计划）对家庭的影响；
- 政策在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时，将家庭视为不可分割的面向；
- 强化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的政策和计划，让家庭成为发展计划时，不可分割和综合发展的一部分[2]。
家庭主流化，除了应将焦点放在家庭整体上，也应关注“单一家庭成员受到的影响”。
家庭主流化与性别主流化的目标相似：选择自由、公平参与、零歧视。在此，家庭是政策能接触到家庭成员的主要管道。联合国呼吁的核心面向并非‘加强家庭’，而是‘加强家庭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包括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照顾、支持和联系功能。因此，家庭主流化意味着为这些功能提供国家支持。不过，应避免认定家庭的模样应该具有标准性定义。家庭被视为人们对彼此负责的地方。因此，家庭在此的定义包括认同、责任、归属，而不只是以婚姻为中心的组成。”
联合国呼吁的核心面向并非‘加强家庭’，而是‘加强家庭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包括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照顾、支持和联系功能。
因此，家庭主流化意味着为这些功能提供国家支持。
但不应认定家庭的模样应该具有标准性定义。家庭被视为人们对彼此负责的地方。因此，家庭在此的定义包括认同、责任、归属，而不只是以婚姻为中心的组成。[3]
各国或地区概况 编辑
台湾 编辑
2015年大选，开始有政党候选人提出“家庭主流化”的政见，然而其政见因具有同性恋恐惧的内容，而颇具争议。基督教团体信心希望联盟政党候选人曾献莹推出的“台湾版家庭主流化”政策，认为过去十年，台湾推动了“性别主流化”政策边缘化“一男一女”的宗教家庭价值，然而未来十年，信心希望联盟认为台湾应该要推动的是“台湾式家庭主流化政策”，效法并超过韩国、新加坡，透过法律的制定，直接将政府的资源投注在一夫一妻的“正常”家庭的需要上，主张在任何政策制定上，要考虑到会不会伤害到家庭，或是有无真正帮助到家庭；政策要跳脱个人主义，转而进到其主张所谓“正常”的家庭。
其竞选时提出的家庭主流化政策包含了支持“家庭责任”、促进“家庭稳定性”、强化“家庭关系”、尊重“家庭多样性”及促进“家庭参与”等5个重点[4]。2017年5月25日的第4届台湾家庭政策国际研讨会，雷倩致词时也提出“家庭主流化”概念，然而因带有对多元成家家庭的误解言论，同样也饱受争议[5]。她认为对家庭政策需能作影响评估，再制定政策，让政策照顾所有年龄层的民众，而非仅为照顾十几岁或六十几岁的世代而制定政策。
新加坡 编辑
新加坡于2004年面对少子化危机，婴儿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从2003年的平均每一妇女生1.24人跌到1.05人，总理李显龙一上任的国庆演说，把“家庭价值”当成政策重点，宣誓打造新加坡成为“友善家庭的环境”，2009年起，新加坡更积极投入推动平衡性别和工作的活动，新加坡国家家庭委员会的重责大任为凝聚家的向心力，2012年11月1日，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建立，为家庭注入更多的力量。[6]
韩国 编辑
韩国在2004 年订立“健康家庭法”（The Framework Act on Healthy families） 。2000年起，韩国因面临人口与家庭型态的改变一生育率快速下降，不婚与离婚率提高，还有跨国婚姻为数增多，政府体认到改变的冲击而制订，并在大总理底下成立“中央健康家庭政策委员会”，2005年，将原本政府组织中的“性别平等部”扩增为“女性家族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 MOGEF，英文直译为“性别平等与家庭部”） ，为家庭政策的专责机构，目前性别平等与家庭部辖下设有家庭政策局（family policy bureau） ，主要负责家庭政策的各项事务，显现韩国政府重视家庭政策的决心与努力，该法被认为是后续发展各项家庭政策、策略或方案的主要指引，韩国其后所推动的各项家庭实务工作都是依据此法的规范而来。[7][8][9]
斯洛伐克 编辑
2016年10月28日，斯洛伐克主教会议举办“家庭主流–欧洲人口和文化危机的起点”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斯洛伐克总主教Stanislav Zvolenský、 欧洲议会议员Anna Záborská、欧洲人民党在欧洲议会的前主席Luca Volontè、欧洲联盟天主教家庭协会主席Antoine Renard。与会者主张，欧洲面临人口、价值和文化方面的危机，他们认为有两因素：（1）不存在友善家庭政策、欠缺对家庭的社会影响评估（2）道德和宗教价值被边缘化，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存续来说是必要的[10]。
波兰 编辑
波兰非营利组织“妈妈爸爸基金会”（Fundacja Mamy i Taty），成立主旨为尊重尊严和人权、家庭价值观，并鼓励、支援和促进婚姻家庭制度的倡议，他们是家庭主流化的倡议团体[11]。
新加坡、韩国完全因为出生率低、家庭型态改变而推出因应政策，尤其提到新加坡“积极投入推动平衡性别和工作的活动”，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家庭主流化”内容，和“反对同性婚姻和同志教育”无关。
相关条目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 ^ GenderCompetenceCenter.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family mainstreaming. [2019-10-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7-01）.
- ^ Gender Kompetenz Zentrum. Family Mainstreaming: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family mainstreaming. 2010-02-01 [2018-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8-09）.
- ^ 颜正芳. 「家庭主流化」反對同性婚姻，是真有其事還是操弄民意？.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网. 2018-11-12 [2019-02-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8） （中文（台湾））.
- ^ 家庭主流化政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曾献莹竞选网站
- ^ 朱家安. 信心希望聯盟與護家盟的兩難. UDN. [2019-10-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2）.
- ^ 陈雅慧. 政策借鏡：新加坡 打造「家庭第一」新價值. 亲子天下. [2011-04-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8-25）.
- ^ Enna Park.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Presentation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observ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 conference. Mothers and Families: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World. 514.
|year=与|date=不匹配 (帮助) - ^ Chin, M.; Lee, J.,Lee, S.,Son, S. ,Sung, M. Family_policy in South Korea: Development,_current_status, and_challenges.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012, 21 (1): 53–64.
- ^ 林雅音; 黄迺毓. 韓國健康家庭法的內容、特色與啟示. 人类发展与家庭学报. 2013, (15): 25–44.
- ^ ECLJ, FAMILY MAINSTREAMING – STARTING POINT OF THE DEMOGRAPHIC AND CULTURAL CRISIS IN EUROP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ct. 2016
- ^ Fundacja Mamy i Taty. Family Mainstreaming. Sep. 19,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