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礼讼

己亥礼讼（韩语：기해예송），是发生在朝鲜王朝孝宗十年（1659年）五月，因为孝宗国王过世，就孝宗的继母庄烈王后该如何服丧一事引发的争论。

背景

孝宗是朝鲜仁祖的嫡次子，孝宗的生母仁烈王后在他16岁时就过世，慈懿大妃是仁祖的继妃，也是孝宗的继母。根据《仪礼·丧服》的规定“父母为嫡长子服三年之丧，为众子服期年之丧。”，问题在于，孝宗并非嫡长子，但却以承重、进入王统，作为孝宗继母的慈懿大妃应该如何为孝宗服丧？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国朝五礼仪》没有相应的条文可以依据，朝中官员有的主张服三年之丧，有的主张服期年之丧，莫衷一是。

经过

领议政郑太和、左议政沈之源、领敦宁李景奭、延阳府院君李时白、完南府院君李原渊、原平府院君元斗杓等认为“考之时王之制，似当为期年之服”。服制事大，为慎重起见，礼官征询西人党的右赞成宋时烈的意见，宋时烈依据《仪礼·丧服》疏有“虽承重不得三年”的规定，赞成期年服制说。因为，孝宗虽然已经承重，但并非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在伦序上依然是嫡次子，因此，慈懿大妃为之服丧，不能超过期年。

南人党的尹鑴上疏批评宋时烈不知士庶之礼与王朝之礼的区别，他引《仪礼·丧服·斩衰章》贾公彦疏“第一子死，则取嫡妻所生第二长子立之，亦名长子”之语为据，认为慈懿大妃应服斩衰三年。他还举了郑玄注的《丧服》“立第二嫡子，亦名长子”，证明嫡长子过世之后，第二嫡子也可以称作嫡长子。仁祖以孝宗为嗣，恰是郑玄说的原则。朝鲜孝宗虽然以嫡次子继位，但已有嫡长子之名分，不得再视为庶子。

宋时烈反驳尹鑴的观点，宋时烈认为《仪礼·丧服·斩衰章》之中确实有“第一子死，则取嫡妻所生第二长子立之”，但还有下文“嫡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贾疏明确提到“虽承重不得三年者有四种：一则正体不得传重，谓嫡子有废疾，不堪主宗庙也；二则传重非正体，庶孙为后是也；三则体而不正，立庶子为后是也；四则正而不体，立嫡孙为后是也”，其中“体而不正”正切中显宗承重之事，根据《大明律》和《国朝五礼仪》规定，无论长子、嫡子，母亲都只能为之服期年之丧，于是，领议政郑太和宣布，根据《国朝五礼仪》定为期年之丧

显宗元年（1660年）三月，丧服即将满一年，按照丧礼的规定，练祭之后，就要除丧。此时，南人党的掌令许穆上疏“请令礼官儒臣杂议，追正丧服之失于礼者”，请求将期年之丧改为三年齐衰之丧。之后，许穆再次上疏，引《仪礼》为长子丧服图，申述“立嫡以长则三年，立庶子为后则期年”之论，并主张“第一子死，为次长传重者斩，所重在嫡嫡相承，尊祖称之正体，推之一本，实无贰斩之疑也”、“昭显（仁祖嫡长子）虽有子，先王之所废。孝庙实仁庙次嫡，既册立为世子，承统受重，礼所谓正体传重者也”，许穆认为无论长嫡、次嫡，只要是嫡子，继承王位者就是正体，而“体而不正”者是指妾子，许穆又引《丧服》“父为长子”、“君”、“母为长子”、“君为姑姊妹女子之嫁于国君者”、《周礼．司服》等经注疏的文字为据，申述其三年之说。

南人党的尹善道上疏支持许穆，称“孝宗大王既为世子之后，其可不谓之长谓之嫡，而犹谓之庶子乎！”称赞“许穆之言，非徒议礼之大经，实是谋国之至计”。

宋时烈上疏，对许穆的说法逐条驳斥：

• 第一：“第二长子亦名长子”一语不传于经传，而是贾公彦的说法，贾公彦之所以不说“长子死”而说“第一子死”者，意思是第一子未成年而夭折，其父不得为之服斩；第二子立，方可以名为长子并为之服斩。如果第一子是成人而死，其父已为之服斩，则第二长虽承嫡统，也不得称为长子；许穆疏中的“妾子故”三字，不是疏文，而是许穆的“自下之下言”，属于想当然之说，故不足为凭。
• 第二：“庶”不是贱称，是相对于嫡而言的称谓，庶是众的意思，嫡长子以外的子统称庶子或众子。
• 第三：昭显世子之丧，仁祖当从《礼经》服斩衰。不料却从《经国大典》服期年，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为次嫡服三年之丧。

尹鑴则多次上疏论服制，声称自己“欲据周公之礼，明继统之重，立君臣之义”，指责宋时烈“以家人之礼而为王朝之典”。尹鑴见自己的三年之说没有被采用，心中不服，便再次上疏表示希望显宗收回成命，再次提醒显宗注意服制争论的要害是王权，接着又引述《丧服．斩衰章》“君丧，内宗妇女皆斩”之文，提出“大王大妃亦当服斩”，以证明其三年之说无误。总之，尹鑴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为长子，不管上下服三年丧；为君王无论内外宗都服斩衰。

宋时烈驳斥他的说法“君王之丧，内宗因为都是臣子，所以要为君王服斩衰三年，而慈懿大妃是孝宗的母亲，哪有儿子把母亲当臣子的道理？”

后续

李景奭、郑太和、沈之源、郑维城等人表示“当初讨论的结论是依据国制，再参考实录上的记载，都没见到三年的服制，既然如此，就遵从先祖的意思，现今怎能容我们在这里插嘴呢？”最后，显宗采纳期年说。而西人党因此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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