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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里·西里格尔

巴格里·西里格尔（印尼语：Bakri Siregar，1922年12月14日—1994年6月19日），印度尼西亚（印尼）已故社会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作家。

巴格里·西里格尔
Bakri Siregar
巴格里·西里格尔（摄于1980年）
出生(1922-12-14)1922年12月14日
荷属东印度亚齐兰沙
逝世1994年6月19日(1994岁—06—19)（71岁）
印尼雅加达
国籍印尼
知名于对印尼文学的评论
科学生涯
研究领域文学批评、戏剧创作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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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格尔在1922年12月14日生于荷属东印度亚齐兰沙[1]，在1940年代初的日占时期便已经成为多产作家，这从当时他创作的短篇故事《幸福的征兆》（Tanda Bahagia，载于1944年9月1日的《大亚洲》日报）就可以证明得到[2]。

印尼独立后，西里格尔便到苏联深造，深入学习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有效的，对群众是有益的，并由此肯定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他也赞扬那些否定世界主义和抽象主义的苏联作家[3]。他在回国之后曾经创作包括《罪与罚》（Dosa dan Hukuman，改编自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莲花姑娘》（Gadis Teratai，改编自朝鲜神话）和原创作品《白碑》（Tugu Putih，1950年）在内的几部剧作[4]。

在1951年来到北苏门答腊省省会棉兰当高中教师，并在1952年加入左倾的人民文化协会（Lembaga Kebudajaan Rakjat，简称人民文协）[5]，以及发表个人第一部分析印尼文学（英语：Indonesian literature）的著作《文学演讲》（Ceramah Sastra）[6]。他在1953年发表了短篇故事集《足迹》（Jejak Langkah）[7]，并成为人民文协北苏门答腊省支部主席[5]，又在一年后发表剧作《赛查和阿丁达》（Saijah dan Adinda，改编自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的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7]。西里格尔还在任教高中期间发掘未来的演员，并指导他们加入由人民文协开办的迪纳摩剧社（Dinamo）[5]。

西里格尔曾经先后在1956年至1957年期间，以及1957年至1959年期间到波兰华沙大学和棉兰北苏门答腊大学（英语：University of North Sumatra）教授印尼语，又到中国北京大学担任他的最后一份教职——讲师，教授印尼文学史，直至1962年为止；在旅居北京期间他也兼任人民文协的理事。他在1962年回国后仍然继续留任理事一职，并于1965年就任人民文协理事长。他在1964年发表的《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一）》（Sedjarah Sastera Indonesia Modern I）[7]套用了马克思主义史观，主要评论图书编译局时期和《新作家》时期的印尼文学史。这既是第一部讲述印尼文学史的专著，也是2000年之前最后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评论印尼文学的著作[8]。

1965年9月30日的流产政变发生后，印尼政府便宣称这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发动的政变。当时左派份子被军队和普通群众搜捕，而左派组织也遭到取缔。西里格尔自己则被当局拘捕、囚禁，坐牢坐了12年[7]。他在这段时期撰写的手稿《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各个阶段》（Angkatan-Angkatan dalam Sastra Indonesia）一直都未能公诸于世[9]。

西里格尔于1994年6月19日在雅加达逝世[1]。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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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里格尔的定义，印尼文学就是以印尼文撰写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能够呈现印尼民族为了争取持久独立而进行的斗争[10]。他也认可早期以本地语言和马来文撰写的文学作品，却认为印尼文学史的开端是1920年代的印尼民族觉醒[11]。他对印尼早期文学组织的评价很差，说图书编译局是一个利用“语言政治（英语：language politics），⋯⋯挑拨种族关系，分化印尼人民[a]”的机构[12]，还说《新作家》是一份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刊物，认为这份月刊无法客观理解人民的需要，因此也无法呈现独立斗争的真实面貌[13]。

西里格尔把印尼文学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4]：

  1. 20世纪初至1942年；这段时期由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的作品拉开帷幕，并一直持续到图书编译局成立的时候和《新作家》月刊发行的时期。
  2. 1942年至1945年的日占时期；这时的文学作品是由“启民文化指导所”出版的。
  3. 1943年至1949年的民族革命时期；代表这个时期的文学流派是凯里尔·安哇尔的文坛派。
  4. 1950年之后；他认为这段时期的印尼是“半殖民半封建”[b]的社会，还认为这段期间的文学史满是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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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〇事件失败后，以苏哈托为首的新秩序政府便把印尼共产党、印尼共的追随者和其他左派份子剔出史册。虽然西里格尔的著作在出版的时候具有影响力，不过自此之后却被湮没[15]。他的《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一）》是禁书，直至2010年仍然是一本难以查阅的书籍[16]。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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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原文：“... Politik bahasa ... dititikberatkan pada usaha mengobar-obarkan perasaan kesukuan.”
  2. ^ 原文：“... setengah djadjahan dan setengah feodal ...”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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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Eneste 2001，第43页.
  2. ^ Mahayana 2007，第209–215页.
  3. ^ KS 2010，第129–130页.
  4. ^ Bodden 2010，第57页.
  5. ^ 5.0 5.1 5.2 Bodden 2010，第56页.
  6. ^ KS 2010，第332页.
  7. ^ 7.0 7.1 7.2 7.3 Eneste 2001，第44页.
  8. ^ Kratz 2000，第160页.
  9. ^ Rampan 2000，第83页.
  10. ^ Siregar 1964，第5页.
  11. ^ Siregar 1964，第10页.
  12. ^ Siregar 1964，第38–39页.
  13. ^ Siregar 1964，第83页.
  14. ^ Siregar 1964，第14–16页.
  15. ^ KS 2010，第36页.
  16. ^ KS 2010，第54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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