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里·西里格尔

巴格里·西里格尔印尼语Bakri Siregar,1922年12月14日—1994年6月19日),印度尼西亚(印尼)已故社会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作家。

巴格里·西里格尔
Bakri Siregar
巴格里·西里格尔(摄于1980年)
出生(1922-12-14)1922年12月14日
荷属东印度亚齐兰沙
逝世1994年6月19日(1994岁—06—19)(71岁)
印尼雅加达
国籍印尼
知名于对印尼文学的评论
科学生涯
研究领域文学批评、戏剧创作

生平

编辑

西里格尔在1922年12月14日生于荷属东印度亚齐兰沙[1],在1940年代初的日占时期便已经成为多产作家,这从当时他创作的短篇故事《幸福的征兆》(Tanda Bahagia,载于1944年9月1日的《大亚洲》日报)就可以证明得到[2]

印尼独立后,西里格尔便到苏联深造,深入学习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有效的,对群众是有益的,并由此肯定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他也赞扬那些否定世界主义抽象主义的苏联作家[3]。他在回国之后曾经创作包括《罪与罚》(Dosa dan Hukuman,改编自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莲花姑娘》(Gadis Teratai,改编自朝鲜神话)和原创作品《白碑》(Tugu Putih,1950年)在内的几部剧作[4]

在1951年来到北苏门答腊省省会棉兰当高中教师,并在1952年加入左倾的人民文化协会Lembaga Kebudajaan Rakjat,简称人民文协)[5],以及发表个人第一部分析印尼文学英语Indonesian literature的著作《文学演讲》(Ceramah Sastra[6]。他在1953年发表了短篇故事集《足迹》(Jejak Langkah[7],并成为人民文协北苏门答腊省支部主席[5],又在一年后发表剧作《赛查和阿丁达》(Saijah dan Adinda,改编自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的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7]。西里格尔还在任教高中期间发掘未来的演员,并指导他们加入由人民文协开办的迪纳摩剧社(Dinamo)[5]

西里格尔曾经先后在1956年至1957年期间,以及1957年至1959年期间到波兰华沙大学和棉兰北苏门答腊大学英语University of North Sumatra教授印尼语,又到中国北京大学担任他的最后一份教职——讲师,教授印尼文学史,直至1962年为止;在旅居北京期间他也兼任人民文协的理事。他在1962年回国后仍然继续留任理事一职,并于1965年就任人民文协理事长。他在1964年发表的《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一)》(Sedjarah Sastera Indonesia Modern I[7]套用了马克思主义史观,主要评论图书编译局时期和《新作家》时期的印尼文学史。这既是第一部讲述印尼文学史的专著,也是2000年之前最后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评论印尼文学的著作[8]

1965年9月30日的流产政变发生后,印尼政府便宣称这是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发动的政变。当时左派份子被军队和普通群众搜捕,而左派组织也遭到取缔。西里格尔自己则被当局拘捕、囚禁,坐牢坐了12年[7]。他在这段时期撰写的手稿《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各个阶段》(Angkatan-Angkatan dalam Sastra Indonesia)一直都未能公诸于世[9]

西里格尔于1994年6月19日在雅加达逝世[1]

观点

编辑

根据西里格尔的定义,印尼文学就是以印尼文撰写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能够呈现印尼民族为了争取持久独立而进行的斗争[10]。他也认可早期以本地语言和马来文撰写的文学作品,却认为印尼文学史的开端是1920年代的印尼民族觉醒[11]。他对印尼早期文学组织的评价很差,说图书编译局是一个利用“语言政治英语language politics,⋯⋯挑拨种族关系,分化印尼人民[a]”的机构[12],还说《新作家》是一份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刊物,认为这份月刊无法客观理解人民的需要,因此也无法呈现独立斗争的真实面貌[13]

西里格尔把印尼文学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4]

  1. 20世纪初至1942年;这段时期由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的作品拉开帷幕,并一直持续到图书编译局成立的时候和《新作家》月刊发行的时期。
  2. 1942年至1945年的日占时期;这时的文学作品是由“启民文化指导所”出版的。
  3. 1943年至1949年的民族革命时期;代表这个时期的文学流派是凯里尔·安哇尔的文坛派。
  4. 1950年之后;他认为这段时期的印尼是“半殖民半封建”[b]的社会,还认为这段期间的文学史满是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后续

编辑

九三〇事件失败后,以苏哈托为首的新秩序政府便把印尼共产党、印尼共的追随者和其他左派份子剔出史册。虽然西里格尔的著作在出版的时候具有影响力,不过自此之后却被湮没[15]。他的《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一)》是禁书,直至2010年仍然是一本难以查阅的书籍[16]

备注

编辑
  1. ^ 原文:“... Politik bahasa ... dititikberatkan pada usaha mengobar-obarkan perasaan kesukuan.
  2. ^ 原文:“... setengah djadjahan dan setengah feodal ...

注脚

编辑
  1. ^ 1.0 1.1 Eneste 2001,第43页.
  2. ^ Mahayana 2007,第209–215页.
  3. ^ KS 2010,第129–130页.
  4. ^ Bodden 2010,第57页.
  5. ^ 5.0 5.1 5.2 Bodden 2010,第56页.
  6. ^ KS 2010,第332页.
  7. ^ 7.0 7.1 7.2 7.3 Eneste 2001,第44页.
  8. ^ Kratz 2000,第160页.
  9. ^ Rampan 2000,第83页.
  10. ^ Siregar 1964,第5页.
  11. ^ Siregar 1964,第10页.
  12. ^ Siregar 1964,第38–39页.
  13. ^ Siregar 1964,第83页.
  14. ^ Siregar 1964,第14–16页.
  15. ^ KS 2010,第36页.
  16. ^ KS 2010,第54页.

参考资料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