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

20世纪中国著名媒体人

张友鸾(1904年11月10日[1][2]—1990年7月23日),字悠然,笔名悠悠草厂牛布衣等。祖籍安徽安庆中国著名报人。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在校期间曾为邵飘萍所办《京报》主编《文学周刊》。毕业后,于1925年受聘于《世界日报》,为总编辑。1926~1933年先后担任《国民晚报》社长、南京《民生报》和《新民报》总编辑。1934年自办《南京早报》。次年任上海《立报》总编辑。1936年,与张恨水合办《南京人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民报》主笔。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南京,重新开办《南京人报》,不遗余力地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南京异帜后,继任《南京人报》总经理。1953年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整理及编著工作,参与了注释《水浒》、《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工作。80年代中后期回南京定居,直至逝世。著有小说《白门秋柳记》、《秦淮粉墨图》等,编注有《史记选》、《不怕鬼的故事》等,与人合译有朝鲜名著《春香传》。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高度声望和评价。

张友鸾
出生(1904-11-10)1904年11月10日
 大清安徽省安庆府
逝世1990年7月23日(1990岁—07—23)(86岁)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程度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
职业报人
配偶崔伯苹
儿女张锦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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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报人张友鸾和张友鹤兄弟是河北献县人,他们的祖父曾在安徽的太平县担任知县,死在任上,他家便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定居下来。他们兄弟俩都是在安庆出生的。

张友鸾生于1904年,其弟友鹤比他小三岁。他们的父亲张孝亮是安庆法政专门学校的国文教员,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培养了他们读书的习惯,特别是友鸾喜欢博览群书,接受了很多新的知识。

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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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爆发时,15岁的友鸾就成了积极分子。第二年作为省立一中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安庆学生联合会。1921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张友鹤的性格与哥哥的开朗、热情相反,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喜好写作。读中学时就给上海的《申报》投稿,显现出驾驭文字的才华。后来,友鸾与友鹤分别考进北平的平民大学和中国大学就读。1924年张友鸾应老师邵飘萍聘用,在课余时间为邵飘萍的《京报》编辑《文学周刊》,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

涉足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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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兄弟俩回安庆探望父病时,因北伐战争,道路不通,无法回到北平,便留在南京。哥哥友鸾参与了《民生报》的创刊工作,弟弟友鹤也受聘在该报担任副刊编辑,同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的驻南京记者。这两位兄弟很快就在南京报界打出名气,被称作“大先生”和“二先生”。

他们兄弟俩不久就独立门户,各自办报。1929年张友鸾协助弟弟张友鹤创办《南京晚报》。接着张友鸾接受陈铭德之邀参与南京创办《新民报》,担任总编辑。抗战时期,《新民报》和《南京晚报》都迁往重庆继续出版。1945年后又都迁回南京复刊。这两家报纸在当年都很有社会影响,因此张氏兄弟也成为报界的闻人。

《世界日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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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秋,张友鸾还是北京平民大学的学生,此时的他,已经和同学办过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社,还办过一个文学同仁刊物,在编辑方面具备了相当的才能。当时,张恨水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但他因为一些矛盾决定离开《世界日报》,并向社长成舍我提请辞职。

报纸没有总编辑,那还怎么办?于是在一位安徽老乡的推荐下,张友鸾被介绍给了成舍我。然而见面后,成舍我才发现,张友鸾只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成舍我虽然口中答应张友鸾接替张恨水,然而心中却不大放心,另一面仍旧大力挽留张恨水。张恨水终于答应不走了,于是仅到报社三天的张友鸾就被辞退了。年轻气盛的张友鸾,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成舍我,说他“狐埋狐搰,反复无常”。这句话出自《国语·吴语》,意思是说,成舍我的这种做法,就跟多疑的狐狸一样,刚把东西埋下,又挖出来看看,疑虑太多,不能成事。

成舍我看到张友鸾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大喜过望,说:“此人非用不可!”此时,主编《世界日报》社会版的陈大悲正好离开报社,于是张友鸾被聘为社会版编辑。一年后,张友鸾开始担任《世界日报》总编辑。

在《世界日报》工作期间,张友鸾经人引荐,结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支持下,接手了《国民晚报》。不久后,军阀枪杀进步人士,报纸处境艰难,报人转而南下。晚年回忆这段往事,张友鸾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大钊先生被害,《国民晚报》被封,我觉得回北京没有意义,便决定留在南方。我为自己立下了戒条:‘不做官,不入官报’,做一个‘超政治’的新闻记者,但这终究是个幻想。”

《民生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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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张友鸾担任《民生报》总编辑期间,刊发了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揭发汪精卫下属彭学沛接受建筑商贿赂,私盖别墅。新闻一发表,彭学沛就向法院控告《民生报》“妨害名誉”。当时不少人从中调停,希望《民生报》登一个更正启事,彭撤回诉讼。可是,因为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民生报》拒绝更正,于是便闹上了法庭。社长成舍我亲自出庭答辩,并把万言答辩书登在《民生报》上。彭学沛羞恼之下,找到汪精卫哭诉,汪精卫便施加政治压力,把《民生报》上刊登的一条海通社消息硬说是“泄露军机”,下令宪兵司令部派人到报社封门、抓人。见来者不善,张友鸾说:“我是总编辑,新闻有问题责任应该我负,我和你们去。”然而,宪警指名道姓要抓成舍我。结果,成舍我坐了四十天牢。

成舍我出狱后,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

张友鸾刊发的那则新闻中所指的行政院大楼,就是今天位于长江路292号总统府东花园内的行政院南大楼。

《南京人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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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张恨水出资办《南京人报》,张友鸾担任总编辑。《南京人报》是一张四开小型报,因为内容生动有趣,贴近百姓,和当时流行的官办报纸完全不同,因而一经推出就很受市民喜爱,一开始就销量很大。

《南京人报》的办报主张,坚持了张友鸾为民办报的“超政治”主张。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再次打破了张友鸾的新闻梦。就在七七事变后,《南京人报》编发了一条中央社的消息,标题做得十分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这种明显的讽刺,让何应钦恼羞成怒,亲自下令封门抓人,报社两名记者先后被捕。在日军占领南京的前几天,《南京人报》被迫关闭。此后,张友鸾迁往西南,在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办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8日,《南京人报》在南京复刊。张友鸾主张民营报纸必须为老百姓讲话,要敢于讲真话,政治上要“公平”、“中立”,这种书生气的做法,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一直坚持。《南京人报》复刊后,张友鸾曾为此和《救国日报》社长龚德柏之间有一场险恶的笔战。

为了对付《南京人报》的“超政治”和“中立”,龚德柏多次发表文章,称张友鸾是“共产党的尾巴”。当时有常例的新闻招待会,龚德柏照例开骂《南京人报》,然后一左一右掏出两只手枪往桌上一拍。面对龚德柏的嚣张,《南京人报》针锋相对,奋起自卫,他们查到龚德柏在抗战胜利后,以“少将参议”的身份接收了两家价值颇高的日本印刷厂,于是报社将这则丑闻捅出,龚德柏才安静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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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停办,不久后,张友鸾调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担任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实现了从新闻人到文学编辑的转变。

张先生进京后,详尽注释七十一回本《水浒》,对出版注释古典名著作了开创性的尝试。曾有过短暂的舒畅生活,和聂绀弩几位文友招邀共饮,举行“文酒之会”,谈古论今,吟诗唱和。风暴很快到来,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聂绀弩蒙冤受审,接着社长冯雪峰也受到批判。张先生信任依靠的左联作家、老党员都倒下了,他虽然逃过这次劫难,但难逃1957年“反右”的厄运,因一篇《是蜜蜂不是苍蝇》的文章被划为右派。此即聂在诗中深表歉疚和自责的两句:“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张看诗后付之一笑说:“在劫难逃,与卿何干”。

从此,张先生过着“保命任教加白眼”(陈寅恪诗)、“低头进、低头出”、“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十年浩劫中挨批判、被管制、罚扫街,熬过漫长的苦难岁月,终于盼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83岁高龄的张先生以衰病之身回到日夜思念的南京,在女儿家里定居,三年后去世。

张友鸾去世后,家人遵照他生前愿望,将其归葬牛首山,与其祖母、父母、妻子相伴。

参考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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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张友鸾纪念文集编辑组. 张友鸾纪念文集. 文汇出版社. 2000年: 第239页. ISBN 9787805318189. 
  2. ^ 张晔; 程曼丽、乔云霞. 风雨苍茫老报人张友鸾(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 第6辑). 长城出版社. 2014年. ISBN 9787548302070.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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