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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加·维尔托夫

吉加·维尔托夫（俄语：Дзига Вертов，原名大卫·阿贝列维奇·考夫曼，俄语：Дави́д А́белевич Ка́уфман，1896年1月2日—1954年2月12日）是苏联纪录片和新闻片的先驱导演及电影理论家。[1]他的拍摄方法和理论影响了纪实电影的风格，并启发了1968年至1972年间活跃的激进电影制作合作社——吉加·维尔托夫集团（法语：Groupe Dziga Vertov）。他是电影眼（俄语：Киноки）理论运动的成员，与太太伊莉莎维塔·斯维洛娃（俄语：Свилова, Елизавета Игнатьевна）和弟弟米哈伊尔·考夫曼（俄语：Михаил Кауфман）}共同工作。

吉加·维尔托夫
维尔托夫（1913年，原名大卫·考夫曼）
出生大卫·阿贝列维奇·考夫曼
(1896-01-02)1896年1月2日
 俄罗斯帝国格罗德诺省比亚韦斯托克（现波兰）
逝世1954年2月12日(1954岁—02—12)（58岁）
 苏联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现俄罗斯）
国籍 苏联
职业电影导演、电影理论家
活跃时期1917–1954
知名作品《电影眼（俄语：Кино-глаз）》（1924年）
《世界的六分之一（俄语：Шестая часть мира (фильм)）》（1926年）
《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
《热情（俄语：Энтузиазм: Симфония Донбасса）》（1931年）
配偶伊莉莎维塔·斯维洛娃（俄语：Свилова, Елизавета Игнатьевна）（1923年结婚）
家族鲍里斯·考夫曼（俄语：Кауфман, Борис (кинооператор)）（弟弟）
米哈伊尔·考夫曼（俄语：Михаил Кауфман）（弟弟）

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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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出生于波兰比亚韦斯托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当时该地属于俄罗斯帝国。在1915年德国军队入侵时，他的家庭逃往莫斯科。他开始在圣彼得堡的心理神经科学研究所学习医学，同时在业余时间进行声音拼贴的实验。1918年，他将自己的犹太名字“大卫·阿贝列维奇”俄罗斯化为“丹尼斯·阿尔卡季耶维奇”。[2]“维尔托夫”这个名字来自乌克兰语，意为“陀螺”。[3]

早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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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早期的许多作品主要集中在个体与摄影机镜头的感知本质之间的关系。[4]他大部分早期的作品未出版，且在二战后很少有手稿保存下来。不过，一些资料在他和他的兄弟鲍里斯·考夫曼（俄语：Кауфман, Борис (кинооператор)）及米哈伊尔·考夫曼（俄语：Михаил Кауфман）创作的后来影片和纪录片中得以呈现。

十月革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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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22岁的维尔托夫开始为《电影周刊》（俄语：Кино-Неделя）编辑影片。这是俄罗斯第一个新闻片系列。期间，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电影导演和剪辑师伊莉莎维塔·斯维洛娃（英语：Elizaveta Svilova）。她最初是他的剪辑师，后来成为助理和联合导演，合作制作了《持摄影机的人》和《列宁的三首歌》。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世界的六分之一》，这部影片被解雇的原因是它偏向于宣传苏联作为一个先进社会。1931年，他的《颂歌：顿巴斯交响曲》因其声音实验在国外受到好评。1934年的《列宁的三首歌》则利用了农民的视角来描绘革命。随着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维尔托夫的艺术创作受到限制，最终主要成为新闻片剪辑师。

《电影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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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北方的纳努克》上映的那一年，维尔托夫开始了《电影真理报》系列。[5] 这个系列的标题取自官方政府报纸《真理报》。Кино-Неделя（字面翻译为“电影真理”）延续了维尔托夫的宣传倾向。维尔托夫解释说，“《电影真理报》小组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地下室开始工作。”他称这里潮湿而黑暗，地板是泥土，四处都是坑洞。维尔托夫说：“这种潮湿使我们精心剪辑的影片卷轴无法正确粘合，还使我们的剪刀和接片机生锈。”[6]

维尔托夫在他多产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核心理念，即捕捉所谓的“电影真理”：将实际生活的片段组织在一起，形成肉眼无法看到的更深层次的真理。在《电影真理报》系列中，维尔托夫专注于日常经历，避开了资产阶级的关注点，转而拍摄市场、酒吧和学校，有时甚至使用隐藏的摄像机，进行未经许可的拍摄。《电影真理》的每一集通常都不包括重演或舞台表演。（唯一的例外是关于1922年社会革命党受审（英语：Trial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的片段：街头卖报纸的场景和人们在电车上读报纸的场景都是为摄像机准备的。）摄影风格简单、实用、不加修饰——这或许反映了维尔托夫对“美”和“虚构的宏大”缺乏兴趣。在三年内，共制作了二十三期，每期约二十分钟，通常涵盖三个主题。这些故事通常是描述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包括小插曲和揭露，例如电车系统的翻修、农民组织成公社，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受审；其中一个故事展示了新生共产主义国家的饥荒。尽管电影里也有政治宣传的成分，但却显得低调，例如关于机场建设的一集中：一个镜头显示了沙皇的坦克帮助准备地基，字幕写着“劳动前线上的坦克”。

《持摄影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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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持摄影机的人

随着列宁于1921年通过新经济政策承认有限的私人企业，俄罗斯开始接收来自远方的小说电影，这一现象引起了维尔托夫的极大怀疑，他称戏剧对无产阶级的感官是一种“腐蚀性影响”（《关于〈电影真理〉》，1924年）。此时，维尔托夫已经利用他的新闻片系列多年间批判戏剧性小说；即使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年）受到热烈欢迎后，他仍继续批评。《战舰波将金号》是一部高度虚构的电影，讲述了一场因水手受虐待而引发的战舰叛变故事；该片是一部明显但技巧娴熟的宣传片，颂扬无产阶级。1927年1月，维尔托夫可能因批评一部有效宣扬苏联共产党政策的电影而在索夫影业（英语：Sovkino）失去了工作。他因制作《世界的六分之一：苏联宇宙的广告》而被解雇，这部为国家贸易组织制作的宣传片将苏联描绘成在NEP下的先进社会，而非展示其如何融入世界经济。

1929年，乌克兰国家电影制片厂雇用了维尔托夫来创作《持摄影机的人》。这个维尔托夫经典作品，展现了他对戏剧性叙事的反感，并强调纪实风格。维尔托夫在他的文章《持摄影机的人》中说，他正在为“彻底清理电影语言，将其完全与戏剧和文学语言分离”而奋斗。[7]

电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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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电影眼
 
《持摄影机的人》（1929）中的一个画面

“电影眼”是一种蒙太奇方法，由吉加·维尔托夫开发，并于1919年在他在电影杂志《电影摄影（英语：Kino-Fot）》的论文《我们：宣言的变体》中首次提出。维尔托夫相信他的“Kino-Glaz”概念，即中文翻译的“电影眼”，可以帮助当代“人类”从一个有缺陷的生物进化成为一种更高级、更精确的形式。他不利地将人类与机器进行比较：“在机器面前，我们为人类无法自控而感到羞愧，但如果我们发现电力的无误方式比人类的无序匆忙更令人兴奋，我们该怎么办[...]”[8] 正如他在1923年的文章中所说：“我是电影眼。我是机械之眼。我──机器──只能以我的方式向你展示世界。我从此解放自己，永远摆脱人类的不动性。我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我的道路引向创造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样，我可以解读你所不知晓的世界。”[9]

电影眼是维尔托夫捕捉他认为“人眼无法触及”的事物的手段；[10] 也就是说，电影眼影片不会试图模仿人眼看到的东西。相反，通过组合电影片段并以蒙太奇的形式进行剪辑，电影眼希望通过创造“新的电影，即媒体塑造的现实和信息或信息的幻觉——一个语义场”来激发新的感知方式。[10] 与叙事娱乐电影形式或其他“表演”性质的电影不同，电影眼试图捕捉“无意识的生活”，并将其剪辑在一起，以编织成一种新的、前所未见的真理。

晚期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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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的成功职业生涯延续到了1930年代。《颂歌：顿巴斯交响曲》（1931年）探讨了苏联矿工的生活，被称为“音响电影”，其声音在现场录制，这些机械声音编织在一起，产生了交响乐般的效果。许多苏联评论家对这部电影反应不佳，但国外评论家对其声音实验大加赞赏。[11]

三年后，《列宁的三首歌》（1934年）通过俄国农民的眼睛来审视革命。当时，维尔托夫被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聘用去制作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于1934年1月完成，作为纪念列宁的影片，直到同年11月才在苏联公开上映。从1934年7月起，它透过私人放映向多位苏联高级官员以及包括赫伯特·乔治·威尔士、威廉·布利特等著名外国人展示，并于1934年8月在第二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12] 1938年，该片发行了新版本，当中加入了一个更长的片段，以反映斯大林的成就，并删除了当时“敌人”的镜头。现存有一个由伊莉莎维塔·斯维洛娃于1970年重建的版本。随着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兴起，加上官方的大力支持，维尔托夫被迫大幅削减他的个人艺术创作，最终仅成为苏联新闻片的剪辑师。《摇篮曲》或许是维尔托夫能够保持其艺术视野的最后一部电影，于1937年发布。 吉加·维尔托夫于1954年在莫斯科因癌症去世。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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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的弟弟鲍里斯·考夫曼（英语：Boris Kaufman）是一位摄影师，与尚·维果合作拍摄了《亚特兰大号》；后来在美国为导演伊利亚·卡赞工作，因《码头风云》获得奥斯卡奖。他的另一位弟弟米哈伊尔·考夫曼（英语：Mikhail Kaufman）则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1923年，维尔托夫与长期合作者伊莉莎维塔·斯维洛娃（英语：Elizaveta Svilova）结婚。[13]

影响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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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他的理念在1960年代的真实电影运动中得到了呼应，该运动以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报》命名。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国际上对维尔托夫的兴趣再度兴起。[14]

维尔托夫独立且探索性的风格影响并启发了许多电影制作人和导演，如情境主义国际的居伊·德波以及夏威夷的独立公司维尔托夫工业（英语：Vertov Industries）。吉加·维尔托夫集团（英语：Dziga Vertov Group）借用了他的名字。1960年，尚·胡许在制作《夏日纪事》时使用了维尔托夫的拍摄理论。他的合作者埃德加·莫兰在描述这一风格时使用了“真实电影”这个术语，直接翻译了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报》。

1950年代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北美的直接电影运动以及1950年代加拿大的《坦率之眼》系列，都在本质上受到了维尔托夫的影响。[15]

这场对维尔托夫遗产的复兴包括在苏联对他声誉的修复，回顾展、传记作品和著作纷纷出炉。1962年，第一部苏联关于维尔托夫的专著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另一部合集《吉加·维尔托夫：文章、日记、项目》。1984年，为纪念维尔托夫逝世30周年，纽约的三个文化组织举办了首次美国回顾展，展示了维尔托夫的作品。[16]

新媒体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在他的文章《数据库作为象征形式》中提出，维尔托夫是数据库电影类型的早期先驱之一。

维尔托夫的作品启发了著名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威廉·肯特里奇（英语：William Kentridge） 。[17]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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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眼》的海报，由亚历山大·罗钦可设计（1924年）
《苏联玩具》
  • 《电影周刊》（1918年）
  • 《革命纪念日》（1918年）
  • 《内战史》（1921年）
  • 《电影真理报》（1922年）
  • 《苏联玩具》（1924年）
  • 《电影眼》（1924年）
  • 《第六部分的世界》（1926年）
  • 《第十一年》（1928年）
  • 《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
  • 《颂歌：顿巴斯交响曲》（1931年）
  • 《列宁的三首歌》（1934年）
  • 《摇篮曲》（1937年）

失存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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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的一些早期影片多年来一直遗失。1918年他的《革命纪念日》仅存12分钟；2018年，俄罗斯电影历史学家尼古拉·伊兹沃洛夫在俄罗斯国家纪录片与照片档案馆发现了失存的影片并进行了修复。[18] 2022年，他使用档案材料重建了另一部失存的影片，即1921年的《内战史》。[19]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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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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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Peter Rollber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 US: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731–735. ISBN 978-0-8108-6072-8. 
  2. ^ Early Soviet Cinema; Innovation, Ideology and Propaganda by David Gillespie Wallflower Press London 2005, page 57
  3. ^ Documentary Fil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Patricia Aufderhe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8 November 2007, page 37
  4. ^ Dziga Vertov. [2 January 2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02） （英语）. 
  5. ^ McLane, Betsy A. A New History of Documentary Film: Second Edition. A&C Black. 5 April 2012: 44. ISBN 978-1-4411-2457-9. 
  6. ^ Leyda, Jay. Kino: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and Soviet Film, With a New Postscript and a Filmography Brought Up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 August 1983. ISBN 978-0-691-00346-7 （英语）. 
  7. ^ Vertov 1928, p. 83
  8. ^ Vertov 1922, p. 69
  9. ^ The film factory: 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 in documents. Taylor, Richard, 1946–, Christie, Ian, 1945–. London: Routledge. 1994: 93. ISBN 041505298X. OCLC 32274035. 
  10. ^ 10.0 10.1 Bulgakowa, Oksana. 2008. "The Ear against the Eye: Vertov's symphony." Kieler Beiträge zur Filmmusikforschung (2): 142-158. p. 142
  11. ^ Kendall, Matthew. Boisterous Utopia: Soviet Sonic Culture and Dziga Vertov's. The Russian Review: An American Quarterly Devoted to Russia Past and Present. Vol. 81, 2022.
  12. ^ MacKay, John. Allegory and Accommodation: Vertov's Three Songs of Lenin (1934) as a Stalinist Film. Ioffe, Dennis; White, Frederick (编). Russian Avant-Garde and Radical Modernism: An Introductory Reader.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2: 420. ISBN 9781618111425. 
  13. ^ Penfold, Christopher. Elizaveta Svilova and Soviet Documentary Film (PDF). eprints.soton.ac.uk.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pository.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8 August 2019）. 
  14. ^ Barnouw, Erik. Dziga Vertov – Director – Films as Director:, Publications. www.filmreference.com. [2024-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6-27）. 
  15. ^ Dancyger, Ken. The technique of film and video editing: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by Ken Dancyger. Focal Press. 2002. ISBN 9780240804200. 
  16. ^ Monaco, James. The Encyclopedia of Film . Perigee Books. 1991: 552. ISBN 9780399516047 （英语）. American retrospective of Vertov'. 
  17. ^ Amadour. 15 Minutes With Visionary Artist William Kentridge. LAmag - Culture, Food, Fashion, News & Los Angeles. 7 December 2022 [31 December 20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12-31） （英语）. 
  18. ^ www.oberon.nl, Oberon Amsterdam.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1918) - Dziga Vertov | IDFA. [2024-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06） –通过www.idfa.nl. 
  19. ^ www.oberon.nl, Oberon Amsterdam.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921) - Dziga Vertov | IDFA. [2024-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1-19） –通过www.idfa.n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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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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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arren, Charles, ed. Beyond Document: Essays on Nonfiction Film.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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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ziga Vertov's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 DVD, audio commentary track by Yuri Tsivian.
  • Entuziazm (Simfonija Donbassa) DVD, restored version and unrestored version plus documentary on Peter Kubelka's restoration.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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