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当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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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当奴(英语:Donald Gee;189l年—1966年)在1905 年威尔士教会大复兴时得救,原本是公理宗的牧师, 1912年透过浸信会的一个团契与五旬节派的人接触时得着圣灵充满,在聚会中说方言、唱灵歌(即以方言唱诗) ,并且在爱丁堡神召会作牧师。纪当奴坚持两个原则:说方言及推行教会合一。由于纪当奴是第二波灵恩运动中一个广受尊重的领袖,因此被称为“五旬宗的君子”。
生平事奉
编辑纪当奴一生担任五旬节派教会许多要职,透过不断持续的讲道和撰写无数书籍与文章,把五旬节运动推展到世界各地。他自己是爱丁堡神召会的牧师;1934~1944年担任英国神召会总会的副主席,自1948年起担任主席。自1947年起,为世界五旬节派总会(总部设于苏黎世)委任为官方刊物《五旬节》(Pentecost)的主编,且是世界五旬节派总会惟一的当然委员,他同时是伦敦神召会圣经学院的院长(直到1964年)。在他带领下的世界五旬节派总会,不断透过行动向世界证明,"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就必须说方言"的原因,因而招致当代许多批评。
纪当奴周游世界各地,以讲解圣经来推广五旬节运动,不像其它五旬节派的环游布道家,只是以灵恩派方式来布道。他最为人乐道的,是致力推行教会合一的工作,包括反对灵恩运动的人。另一方面,他力劝五旬节派领袖,要与其它教派的领袖合作,要欣赏别派的崇拜礼仪,和重视神学教育(这都是灵恩派在60年代较弱的环节),因而备受反对,特别是美国神召会。他认为教会四分五裂,是当今对社会最失败的见证,而这种分裂不仅存于灵恩派与非灵恩派之间,就是各国的灵恩派之间,也像一盘散沙。
原来60年代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对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推行的合一运动非常反感,这时候的灵恩派亦多看自己为基要派(到第三波时已不作如是看)。纪当奴便说︰“高谈灵里合一是超越我们一切宗派与意识形态的藩篱,自然是很动听的,但这事实仍不能叫我们不致力寻找外在可见的交通”(Gee, Pentecost 6, 1948, p. 17);所谓外在交通者,是包括承认别人的学术成果(指圣公会的神学),和他们沿用已久的崇拜礼仪,这也是60年代灵恩派最不能接受的。
纪当奴的朋友庇利斯(David J. Du Plessis)曾任世界五旬节派总会主席多年,也因推动教会合一工作,而被神召会革除交通('disfellowshipped')。纪当奴不仅精神上支持他,在1961年还以“我们真是那么基要吗?”一文,向反对合一的人质询,成了灵恩运动史一篇重要的文献︰“我们总有些时候要反躬自省,重新评估某些在安舒日子看为宝贵的事情;那时我们奢侈地沉迷在宗教纠纷及分裂中,我们以(施洗)约翰自居,把一切不肯在我们指定的地方签名的人逐出教会。 我们要别人‘跟随’我们,不是‘为了’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搜索异端,正是人离弃丰盛圣灵的标记。我们逼害别人,也受到别人的迫害,为什么呢?全是那些不是顶重要的问题。我们却告诉别人,是为了主而争战”(Gee, 'Are We Fundamental Enough? ', Pentecost 57, 1961, p. 17)。
思想主张
编辑纪当奴的作品以《有关属灵恩赐》(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 London, 1937)最受欢迎,被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纪当奴强调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第一印记”,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追求得着的(D. Gee, 'Initial Evidence', in Redemption Tidings, 1st Dec. 1925),这思想亦成为灵恩运动史所谓第二波的记号。他作品极多,重要的不下23项,质素亦高,是情理兼备的优秀作品,广泛论述五旬节派基督徒与社会、文化、政治,甚至礼仪的问题,他认为灵恩派需要在这些方面尽上责任;他亦提及共产主义的问题,认为即便是反对共产主义,也要提供另一可行的模式来。他要传道人注意性伦理、家庭计划,甚至主张在五旬节派内给予有需要的人精神治疗,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属灵问题。这样广阔的胸襟,就是在今天灵恩派领袖中亦是鲜见的。
无论是藉文章、讲道、教书或行政工作,纪当奴均对灵恩派内部发出很多中肯的批评,他们若谦卑聆听又改过的话,相信灵恩派的发展会更为迅速和健康;至少灵恩运动的第三波就不会重复昔日的错误。
1.不要沉醉于高言大智,他认为五旬节派一直喜欢用最辉煌的言语和诗歌来表达自己,是件危险的事,“已经到了叫人作呕的地步”(Gee, Proverbs, pp. 9f.)。
2.写五旬节派领袖的传记,或述说他们的事迹时要忠实,不要作假夸大,不然那就成了“虚伪奉承最糟糕的例子”(Gee, Study Hour 9, 1950, p. 54)。这些虚假的故事,正是要为神召会主日学中流传的错误观念负责任。
3.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年轻的灵恩派会友读神学的动机,认为他们只是爱出风头,希望做一个小会众群体的领袖。他说这些人完成课程,就完全否定他们所由出的社会文化,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情况就像一个不会说基路部语(Kilubu)的人,却想去刚果作宣教士一样”(Gee, Study Hour 9, 1950, pp. 36f.)。
4.他严责那些说读神学没有用处的人,指出这正是他们没资格带领教会的原因。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神学教育,却一生不停自修神学,临终前的读物是田立克(Tillich1165,Tillich, Paul)的《系统神学》(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p. 213)。
5.他反对灵恩派讲员不预备讲章,托词让圣灵带领。他曾在巴黎及伦敦举行的世界五旬节派大会上责备传道人,因为他们的讲道太贫弱。他说讲道像其它技能一样,是需要不断磨练才会进步的,而预备讲章与圣灵带领二者,是并行不悖的(Gee, Pentecost 46, 1958, p. 17)。
6.他对灵恩派许多偏激行为常加纠正,要他们多用思想,不要走极端,防止迷信的言行,以为在五旬节去耶路撒冷,会有特别的灵恩降临(1961年的五旬节);又指出新约许多全心相信神会医治的人,也得不到神医,故不应过分推崇神医的地位(Gee, Pentecost 20, 1952, p. 17; 55, 1961, p. 17; 36, 1956, p. 17等)。
7.对灵恩派布道方式,他亦有意见。他不赞成以神医招徕,更反对“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的布道方法,认为“这是高压式的推销伎俩,多于是神灵的引导”;把财富繁荣与属灵祝福混淆,就是为五旬节派的恩典与祝福敲响了丧钟(Gee, Pentecost 71, 1965,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