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冯·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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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维厄,死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东西方史学都有重大的影响。
利奥波德·冯·兰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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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道夫·杰本斯于1875年所绘的兰克肖像 | |
出生 | Leopold Ranke 1795年12月21日 ![]() |
逝世 | 1886年5月23日![]() | (90岁)
国籍 | 德国 |
母校 | 莱比锡大学 |
知名于 | 兰克史学 历史主义[2] |
科学生涯 | |
机构 | 柏林大学 |
著名学生 | 威廉·狄尔泰 弗里德里希·威廉·席尔马赫 菲利普·贾菲[1] |
兰克的历史主义
编辑兰克认为历史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以客观的态度去撰写“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说:“历史学在每一桩存在之中都识别出无限的东西,在每种情况中,每种生存中,都有出自上帝的永恒。”简言之,历史家是“上帝之手”,而这种观念被称作“历史主义”,它被视为是思想上的进步,它的出现不仅仅限于历史理论,更是结合社会、政治秩序的人生哲学。
兰克的历史科学
编辑兰克又有“科学的历史之父”之称,其所谓的科学亦是个误会,因“科学”一词在欧陆乃泛指任何学科的有系统求知,重点是系统与方法,兰克所谓“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是为此意,然而在英、美及中国,科学乃指自然科学,故傅斯年才言要把历史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后来历史学受社会科学所影响,也崇尚将成果列成“科学报告”,然这些皆非兰克所乐见的,他所谓科学的历史无非是强调信史,信史是建立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上,换言之,历史非仅止于史料之搜集,更须详加考定整理,此即有赖于科学系统。且历史本就是有个体与个性的,兰克仅是希望将历史学提升至等同科学的地位,绝无意将历史学变成科学。
史料与史学
编辑兰克成名极早,在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时即一鸣惊人,但此书中他所依赖的史料多为已出版的资料,后来他一改其行,大量使用档案等原始史料,还大叹“资料无限而人生苦短”(the material is unlimited,the man small in comparison,and time short)。《奥图曼与西班牙王国史》即是他利用柏林图书馆中的十六世纪南欧诸国史料编汇而成,《教皇史》则是使用意大利档案库的教会资料。依兰克而言,只有使用经过严格批判后而认定的史料才是言而有征的史书,不过因其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发生之事一样真实。”此后来成为学界的名言,但此言系经由德文译成英文,之后再转译成中文时,因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不同的解读,重视原始史料的初衷反被曲解成“史学即史料学”。
误解
编辑因兰克治史强调客观与材料,以致他的史学被简约为史学方法论,但强调的客观不是指撰写历史时不加裁断与解释,以免有主观的意识掺于其中,而是不以今人偏见来衡量史事,即历史不为道德、宗教、哲学等学作嫁衣裳,虽他本人也未能达到此标准,不过亦可得知历史家系因先有主观才会有客观与公心。其史学会被简约成史学方法论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首先是因伯伦汉(Ernst Bernheim)于1889年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n),内容提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史料的批判等,他自称其方法是受到兰克的启发,更甚于兰克的是他对历史学科学化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认为经由考证与原始史料,历史便能达到高度的客观,兰克的史学经由伯伦汉的发扬后,就被简约成方法论了。
第二点,在兰克之后,科学实证主义发展日益蓬勃,“兰克学派”的成员如英国著名史家阿克顿勋爵等人,亦不免刻意淡化兰克史学中宗教色彩,而仅强调兰克的科学性。可是兰克并非科学实证派,实证仅是其史学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于基督教义中,相信历史是由神创造,历史背后有一精神力量,他称之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于上帝意志,而历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观,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识不过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无怪乎研究启蒙运动的德裔美籍学者彼得·盖伊直言:“假如阿克顿在兰克的著作中找不到兰克的影子,那他一定没读懂兰克。”
最后一个原因是“历史主义”的式微,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化性格,历史经验会依文化性格而有所改变,换言之,所有人类的组织都来自于历史过程,故必须从此过程中去理解历史的本质,在科学思潮的冲击下,重视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兰克原本强调的特性,随着历史主义的式微也被淡化了。
历史叙事
编辑兰克继承了修昔底德的传统,讲究求真与叙事,他曾言:“历史是艺术亦是科学”(history is at once art and science)。认为历史乃是真实呈现具体的人事,须掌握历史人物才能说明完整的故事,他的写作从容流畅,可见他虽强调求真,却未尝抛弃叙事,说兰克重分析抛叙事,乃又是一大误解。
影响
编辑兰克学派代表的是追求历史上客观的事实,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表示历史家不应有主观的判断,这个说法提出来了,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在美国、英国、法国,很多人都顺着这条路走,后来都成了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宣传者。中国的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等亦受到的重大影响。
余英时认为在近代中国,很快的也引进了兰克的方法,其因为:其一,有乾嘉学派的底子;其二,确实需要客观的史学,因为在中国以前的史学是一种褒贬式(praise and blame)的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就以科学史学作为一个模范,最典型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的英文是History and Philology,明显是受到兰克的影响,这是因为傅斯年曾在德国留学,受了当时把历史和语言打成一片的风气感染。基本上这样应是不错,但很多人批评他,因为走到了极端,太重视小问题,反而忽略的大问题。不过就兰克来说,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像有人说柏拉图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一样。[3]
大致上,因为傅斯年推广的结果,有了几个重要的影响:
- 第一点:历史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
- 第二点:历史研究开始重视材料,材料完备就能得到完善的历史,这个观念是从历史主义里面衍生出来的。
- 第三点:诚如上述,材料越多越理想,所以讲史学一定要渊博,渊博就是对史料的掌握度,这与乾嘉考据有关,考证时如果学问不好就无法将材料集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陈寅恪,他的学问是大家都佩服的,他也受到兰克的影响,认为历史越全越好,一生准备材料就是要写一篇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所以他的著作都自谦为“稿”,表示未成最后的定论。按当时的想法,最后的历史是可以成立的,当时的观念认为把材料都收集完了,对每一个小问题作极深极细的研究,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主观的成见。到最后全部的问题都研究完了,就可以综合出一部最后的历史。[3]
相关条目
编辑附注
编辑- ^ Schirrmacher, Thomas. Leopold von Ranke regarding my Grandfather Friedrich Wilhelm Schirrmacher. Thomas Schirrmacher. [28 November 2012]. (原始内容存档于3 January 2014).
- ^ 弗雷德里克·C·贝瑟, 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66.
- ^ 3.0 3.1 余英时. 史家、史學與時代. 歷史與思想. 联经出版. 1976: 248–251 [2020-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3).
参考文献
编辑- 汪荣祖; Young-tsu Wong. 史學九章. 台北: 麦田出版. 2002 [2013-11-12]. ISBN 978-986-7782-36-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03).
- Georg G.Iggers,《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山东:山东大学出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