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四六事件

四六事件是指1949年4月6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派遣军警进入台湾大学及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逮捕学生，接着整顿两校，开除或惩罚所谓的不法学生。虽然导火线是3月20日台大与师院学生单车双载引发的冲突，但镇压行动背后应可视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以下的官员，对于台湾学运的压制行动。此一事件遂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政治案件，也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白色恐怖的滥觞。

背景

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后，来台统治的中国官员认为台人接受日本统治50年，已被日本“皇民化”、“奴化”，台湾知识菁英成为“日本协力者”，故需去殖民化并以中国化建构国族主义，且漠视台湾菁英亟思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心态，使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成为中国附庸的地位。然而，此种统治政策引起台湾社会与菁英的反弹，加上通货膨胀等经济混乱，对中国的祖国认同逐渐动摇。 当时台湾的学生对时事也颇为关切，如苏俄拒绝从东北撤军、北京女大学生沈崇事件，台湾学生都有所响应。1946年7月，日本东京发生警察枪杀台湾人的涩谷事件，被捕的台湾人遭受军法审判，造成台湾社会舆论哗然，该年12月，省立法商学院学院的学生呼吁全台学生要求政府究明责任，并联合台大学生、台湾省学生自治会等团体，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演讲大会，既有学生、民众3千多人参与，被认为是战后台湾学生参加政治示威的嚆史。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担心学生自治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温床，因此加以规范，该年底规定学生自治会受校长、训导人员指挥监督。 1948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目的在应付戡乱之需要，赋予总统“时效性”的行使紧急处分权的法源依据。中华民国依此于该年底经行政院会议决议，全国除台湾等4省及西藏地区之外，均宣告戒严。 同时间，徐蚌会战的失利使得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面临崩溃，总统蒋介石对于后方基地的台湾乃预先安排，因而于1949年1月指派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26日新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由陈诚兼任总司令，掌握台湾军政大权。

过程

根据《台湾新生报》报导，1949年3月20日，台大法学院学生何景岳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学生李元勋，两人因单车双载途经中山路派出所，警员谢延长认为违反规定乃进行取缔，导致双方产生冲突，当晚10点左右，遭警察殴打及拘捕的2名学生被转送台北市第四分局办理，两校学生获知后即向第四分局展开抗议行动，要求严惩肇事人、赔偿医药费、警察局长道歉。当晚11点后，虽已释放2名学生，但仍未得台北市总局长道歉，因此将代表总局长的警局督察长及分局长带回台大学生宿舍。由于学生的诉求并未获得明确答复，3月21日上午，公园路台大宿舍的学生整队至罗斯福路台大校本部集合，师院学生也整队而至，经协商后，由王惠敏等12名台大学生及赵制阳等6名师院学生人合组主席团，领导学生游行至台北市警察总局，沿途唱歌、呼口号，并派人担任纠察。11点，由主席团代表向总局长刘坚烈提出5项要求，包含新增的总局长公开向受害学生道歉、登报保证以后不发生同样事件，如获答应，则学生将回学校上课。经交涉协商后，刘总局长道歉、肇事警员被看管、登报道歉照办，学生队伍才从中华路返校，督察长及分局长也返回警局。

当时，随着国共内战的白热化，中国各地不断呼吁要求国共和谈，各地学运也热烈进行。中国共产党指示各校支部将争取学生利益的生活斗争，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结合，在各地展开学潮。台大、师院的学生也因物价飞涨、生活困难等问题，屡屡向政府当局抗议或投书反映，要求提供公费、改善伙食，尤其以外省籍学生为主，似乎有呼应中国各地反饥饿、反内战的学运风气。 3月29日青年节，受到三二一示威游行胜利气氛鼓舞的台北市大学、中学生们，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庆祝青年节营火晚会，宣布将在各校学生自治会的基础上，成立台湾学生联盟及台北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由台大法学院学生叶城松担任会长，并以中国各地学运的“结束内战、和平救国”、“反饥饿、反迫害”等诉求为主，号朝全台学生连结。由于叶松城当时已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以学生自治会为掩护，积极发展组织及政治宣传活动，活跃于校园之间，显示共产党活动已进入校园。

4月1日，南京发生示威学生与军警严重冲突，自南京述职返台的省主席陈诚，在听取台湾学生活动经过后，认为事态越趋严重，为避免台湾学生隔海与中国学运唱和，决定先发制人，采取强力镇压行动。综合陈诚与彭孟缉的回忆，陈诚在逮捕行动前曾数度约谈相关负责人共商解决办法，台大校长傅斯年赞成并提出要快、要彻底、但不能流血的原则，师院院长谢东闵因兹事体大，不敢同意，打算辞去院长之职。4月5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第一批逮捕名单，包含14名台大学生及6名师院学生。4月6日凌晨，全副武装的军警部队包围师院男生宿舍，要求学生交出逮捕名单内的人，但遭到师院学生以桌椅堆阻进行对峙。期间，师院院长谢东闵曾两度要求学生交出名单内的同学，但皆无功而返。清晨时，军警强攻进入宿舍，双方严重冲突，约300余名学生被押至陆军第三部队营房（今中正纪念堂）讯问。同时间，台大于凌晨收到逮捕电文后，军警部队亦包围新生南路、青岛西路两处学生宿舍，但并未发生类似师院的冲突抵抗状况，而是由校方职员指认名单上的学生，便于军警逮捕行动，但逮捕行动中仍有部分学生抵抗，遭军警以妨碍公务名义押走，台大逮捕计约3、40人。

针对逮捕学生行动，兼任省警备总司令的陈诚向社会各界发表“整顿学风”声明，以使逮捕行动师出有名。并于4月7日，命令省立师范学院停课，要求学生须重新登记，8日成立“整顿风气委员会”，原师院院长谢东闵去职，由刘真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暂代院长。接着陈诚于11日宴请师院教师，重申整顿学风的目的与决心，随即大肆整肃两校的学风。经多次开会讨论后，师院计有36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并于4月29日才重新恢复上课。相较之下，台大并未成立整顿风气委员会，校长傅斯年持续与警备总司令部接洽，要求未在逮捕名单内的学生应释放，逮捕名单的学生则依法送审，并公告台大于9日起恢复上课。学生则于4月6日组织“四六事件营救委员会”，发起营救行动，并向各界说明事件经过。台大直到11日之前都是停课状态。12日，台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会再度集会，希望能以全体学生名义联合教师具保让学生免于被捕，但并无结果。13日，台大才正式复课。15日，台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会主席林荣勋与学生代表卢觉慧召开记者会，要求校长傅斯年营救学生，使本案尽快落幕，但被校方以记者会未事前与校长、训导长商量，而将卢觉慧记大过2次，林荣勋申诫1次。

影响与平反

学界普遍将四六事件视为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然而4月6日当天亦逮捕多名的社会人士、中学教师、公营事业职员及2位农民。同时作家杨逵、建中学生张光直（笔名何无感）、新闻界的史习枚（笔名歌雷）、董佩璜、锺平山等人亦同时被捕，《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因主编史习枚被捕而停刊，以该刊为中心的台湾文学重建论争顿时中止，对战后中国与台湾两地新文学传统的交流，及台湾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由此也揭开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四六事件后学生遭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情形不断，而追捕行动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5月19日颁布台湾全省戒严，情治机构权力大增，任意进入校园逮捕师生，故四六事件被视为白色恐怖的滥觞，是战后台湾学风转型的重要分水岭。四六事件后国家机器掌控意识形态，进行党国教育与反共教育，同时教官进驻校园，学校展开军训教育，校园缺乏言论与思想自由的空间。

1995年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的学生社团发起四六事件平反运动，除前往监察院要求监察院成立四六事件调查小组，也要求两校公开档案资料。同年6月，台大校务会议决议组成四六事件调查小组，其功能系资料搜集小组。1997年6月，台大校方提出总结报告，将四六事件的发生，视为学生对国共内战困局的一种积极历史性回应方式，是学生主体与自主力量的展现，与共产党策动、颠覆政府无关，但却遭致中华民国政府深重的镇压，致使校园风气转趋保守。

另外，台湾师范大学于1996年3月的校务会议中，基于四六事件对当时学生造成严重冲击与悲剧，认为有重新调查研究查明真相的必要，因此决议成立师大“四六事件研究小组”。1997年6月，研究小组利用公文档案、报纸、口述纪录及回忆文字等资料提出研究报告，叙述事件之起因、经过、学风整顿委员会、学生惩罚，并提出善后建议。该研究报告认为四六事件是情治机关干预高等学校教育的开端，师院将部分学生退学的理由是有待商榷。[4]

2000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修正《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将四六事件的受难者增列为条例适用对象，并由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受理相关认定及补偿事宜。2001年1月1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曾志朗代表政府正式向受难学生及家属道歉，声明该事件与共产党的渗透颠覆无关，而是基于社会正义的诉求，四六事件受难者获得官方正式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