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 (柳诒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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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先驱。胡焕庸曾评价，《中国文化史》和另一部“命世奇作”《国史要义》两大巨著，奠定了柳诒徵在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地位。
成书过程 编辑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弱势和战败于列强造成的文化主权的部分丧失以及对自信心的打击，崇洋媚外之风渐起，对中国的盲目否定造成人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中国历史文化及其价值。当时西方尚沉浸于“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思想良莠不齐，以至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白种人脑高等而黄种中国人低等说[1]等等，都曾盛行一时。
柳诒徵主张对“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理性思考。他并潜心研究中国文化，1919年在南京高师（1928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开课讲授“中国文化史”，“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2]。自1925年起，《中国文化史》讲稿在《学衡》杂志上逐期发表。1926年，《学衡》结集印出了合订本。1928年，中央大学再次排印。1932年，南京锺山书局正式印行。此后，不断翻印，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影响及评价 编辑
“《中国文化史》以六艺诸史为经，而纬以百家；举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皆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列举，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体例虽近史著，而性质则与昆山顾亭林《日知录》之中篇《治道》，阳湖赵翼《廿二史札记》之第四类《综论历代史迹》相近；其议论亦在二氏之间，涵蕴富而义类宏，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也。”－缪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