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
柳诒徵（1880年2月5日—1956年2月3日），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男，江苏丹徒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
| 柳诒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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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80年2月5日 大清江苏镇江 |
| 逝世 | 1956年2月3日（75岁） 中国上海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职业 | 历史学家 图书馆学家 书法家 |
生平 编辑
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公元1880年2月5日）卯时生，邑增生，宣统己酉科（1909年）优贡，候选教谕。岁贡生、候选训导、例封修职郎姨丈子攸女。[1]
柳诒徵幼时家境清寒，七岁失父，同姐随母到外婆家，课督于母鲍氏，就读于鲍氏书塾，日诵经书、诗文。
清光绪22年（1896年），十七岁成秀才，居家授徒。后往南京，在江楚编译局任事。曾师从缪荃孙、黄以周、李瑞清等人。
光绪28年1902年，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国后曾就学于三江师范学堂。次年创办思益小学。之后曾任江南商业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等校教习。民国元年（1912年）主持镇江府中学堂。不久转任北京明德大学教授。
民国3年（1914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江谦之聘任文史地学部历史、国文教授。民国10年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14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翌年遂再度北上，先后执教于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大学。
民国16年（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初名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返校执教；并主持国学图书馆（原江南图书馆，民国16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民国18年改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前夕，为转移图书入川奔走。抗战爆发后讲学于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贵州大学。民国27年（1938年）再度执教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时为中大年资最长之教授，被尊称为“太老师”。
民国35年（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回南京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国史馆纂修。
1949年，居沪，筹办上海博物馆。晚年以读书校书为乐。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
事略 编辑
柳诒徵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开创者。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打破纲鉴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光绪卅一年（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宣统二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徵晚年著《国史要义》，论述了“史”之方方面面，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大篇，可谓对中国史学全面总结的代表作。
柳诒徵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徵透过许多著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徵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学衡》杂志、《国风》学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徵为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徵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徵为南雍双柱之一的中大，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2]；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柳诒徵亦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3]
柳诒徵亦为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民国十六年（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卅七年（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4]。为便于“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民国廿四年（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惨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5]
教育思想方面，柳诒徵倡导自由教学，认为应当根本改革工厂批量生产式、机械式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以利于每一个人学生自由学习、个性发展。必修课程、标准以及教师资格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国家组织严格的考试，各门课程及格者，授予相应文凭。学生自小学毕业后，听其自由求师。学堂停办，教师可自由授徒。同时，国家在各省市县设立公共的科学仪器馆、图书馆及各类音乐美术体育设施，适当收费或免费供学生使用。[6][7]
思想 编辑
- “柳翼谋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
-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
- 二修德：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
- 三勤学：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
其他 编辑
柳诒徵淡泊功名利禄。他痛恨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他民国时期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玮曾说：“如果热衷于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一定会有人请他担任的。”民国卅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礼乐馆”，蒋中正欲借重柳诒徵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主持，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弟子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面，也被婉言谢绝。”[8]
柳诒徵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后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此，他仍淡泊钱财。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执教，当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自己去领。柳为维护师道尊严，数月不领，学期结束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善余询问原委，遂后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民国廿七年（1938年），柳诒徵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于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课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倒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后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徵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决不收川资、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