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

日本历史学家

内藤 湖南(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1]。生于日本秋田县鹿角郡毛马内(现为鹿角市),历史学家汉学家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934年4月9日
罗马拼音Naitō Konan
炳卿
湖南
性别
出生1866年8月27日
日本秋田县鹿角市
逝世1934年6月26日(1934岁—06—26)(67岁)
 日本京都府加茂町
母校秋田师范学校
京都帝国大学(博士)
职业历史学家、汉学家
知名于唐宋变革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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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最高学历是在故乡秋田师范学校日语秋田師範学校的两年师范科。1907年至1926年间任教于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他处于盛世的日本折衷学派转向实学的时代背景(1875年福泽谕吉刊行《文明论之概略》,鼓吹“脱亚入欧”,倡导独立意识,对明治精神和国民主义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而明治中期,日本人盲目仿效西方的热潮开始降温,日本朝野从一度急切欧化的狂热中逐渐清醒)。

1890年,内藤湖南曾经参加1888年成立的国粹主义的文化政治团体“政教社”,其领导人物有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其宗旨为革新传统社会,但反对欧美文化入侵,主张恢弘日本文化以及东方文化。青年时曾任记者,1897年至1898年,在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前身之一的《台湾日报》的主笔。1900-1906年,内藤湖南任职《大阪朝日新闻》,兼高桥健三的秘书。大致上,他交往的大多数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国粹主义的国民主义倾向,对于内藤史观的形成大有影响,如:最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宣扬国民主义的政教社;西村天囚主张的坤舆文明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洋文化论。

内藤湖南一生曾十次访华,一次访欧;在游历华南华北期间,他通过面会笔谈,结交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沈曾植柯绍忞王国维罗振玉刘鹗等人。综观他的前半生生涯,经世取向使他具备了现实意识,开阔的视野成就了他的业绩,职业的实践推动他进一步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的通盘考察,并为他日后转入教授历史、研究历史铺平了道路。[2]

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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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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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一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旁及其他学科,学问渊博,世所罕见。大正十年(1921)左右他在京都大学所使用的讲义,日后成为其大作《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一〇》,筑摩书房)一书之稿本,该书开宗明义指出:“我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其对于东亚文化的研究即是以中国历史的研究为范围:简而言之,内藤氏史学研究的地理范围,即以帕米尔、西藏高原为中心而开展,去除印度、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的所谓“东亚”为地理区划的历史文化学研究,上述范围的史学,在他本人界定中即为所谓“东洋学”,而此东洋学概念,正隐含着一种将东亚视为整体的世界史史观。[3]

时代区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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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于上世纪二〇年代提出极具启发性的时代区分论,主要是以《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一书的论点为人所知。此区分论乃将中国的朝代根据其时代特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近世后期”等四期。“上古”指的是文明起源直至中后汉中叶,上古时期的特色是形成中国文化,并以此文化扩及周围各地;“中世”则为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此时乃是东洋史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与前述“上古”之别乃是以后汉半期至西晋期间为过渡,这段时期的特色是边疆民族入侵中国内部,而此种入侵特色在唐末五代中达到巅峰。至于何谓东洋史第三、四阶段,亦即何为“近世前期”、“近世后期”,在《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一书中没有明确说明。[4]

唐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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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期”(或称“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在内藤湖南眼里,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一大变革,这变革把唐宋分割,故后来以“唐宋变革”称之。[5]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此时代区分论曾遭到多方批评,议论尤其在日本国内于战后越来越炽,然最终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此外,除以中国为开展的“东洋史”外,在日本历史研究上,内藤认为,邪马台国位于九州,而不是在近畿地区。[来源请求]

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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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深入,认为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他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中心主义者,从他高度评价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所开启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独立思想,可以了解内藤的立足点和他的全面的东亚文化观。[6][7]

内藤湖南所著作的《支那论》在二战后受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多人撰文批判内藤出自国族主义的文化史观的言论,指出其书中言论助长了军国主义。池田诚写过一系列研究内藤的文章[8] ,认为研究内藤史学不能无视明治时代后期的国族主义背景。池田诚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是建立在内藤所发挥的国族主义的延长线上。”[9],并履次提及内藤是“《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可以说是中国版本的国族主义派之国粹主义政治论”[10],《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指的就是政教社日语政教社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和日本主义者陆羯南所主张的日本民族主义丸山真男曾将明治时期中产阶级的国族主义分疏为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三种[11]

周一良曾经评点日本三位汉学大师,说:“白鸟库吉(1865-1942)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深,内藤湖南受乾嘉朴学影响较深,两人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按:指日本的东京和故都西京即京都)中国史研究的长老;而桑原隲蔵(1871-1931)则兼承乾嘉与欧洲学术传统,是明治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三人之中,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1]另外研究中国历史著名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和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亦对内藤有所评述,博佛国指出“对于像内藤这样一位相信学当致用的人说来,日本为亚洲作决策的重任,绝不能只听任职业政客和军国主义人物一手把持。”[12] ,包弼德认为“内藤从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贵族专制体制终将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这个对日本的殷鉴,看起来内藤在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时候就系之于心。”[13]

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14]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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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那论
  • 日本文化史研究 (有中译本)
  • 支那绘画史
  • 支那史学史
  • 清朝史通论
  • 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内藤湖南著,栾殿武译:《中国绘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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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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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凤凰网. [2009年6月17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0月11日) (中文(简体)). 
  2. ^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题解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pixnet
  3. ^ 伊藤道治等著,吴密察等译,《中国通史》(板桥:稻乡出版社,2010年),页170。
  4. ^ 伊藤道治等著,吴密察等译,《中国通史》(板桥:稻乡出版社,2010年),页171。
  5. ^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文史论丛》第81期 (2006),页125-171。
  6. ^ 内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独立》,《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124-129页;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的独立》,《日本文化史研究》,146-150页。
  7. ^ 张广达.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2011-09-04 [2017-05-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19). 
  8. ^ 池田诚《内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论》,《立命馆法学》第39.40合并号,1961年,285-327页;又《辛亥革命と内藤湖南》,《现代中国》第37号,1962年,86-94页;又《内藤湖南の袁世凯论》,《立命馆法学》第44号,1963年,491-523页;又《内藤湖南の国民的使命观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13号,1963年,52-92页;又《内藤史学にかんする私论》,《内藤湖南全集月报》11,东京: 筑摩书房,《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附录》,1972年,1-5页。
  9. ^ 池田诚《内藤湖南の国民的使命观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54 页,转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调》,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国史学》第1号,1991年,195页。
  10. ^ 池田诚《内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论》,304、307页。参看寺地遵上注引文,195页。
  11. ^ 《政治学事典》1031-1035页,《ナショナリズム》条;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调》,209页,注3
  12. ^ 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xxiv.
  13. ^ 包弼德撰、刘宁译《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71页,注8。
  14. ^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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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藤湖南研究会编,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