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夫妇 (艺术家)

海伦·哈里森（Helen Mayer Harrison，1927-2018）与牛顿·哈里森（Newton Harrison，1932）为生态艺术的先驱者之一。他们与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其他艺术家合作了近五十年，试图透过艺术介入自然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破坏的问题。其艺术概念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学科，他们是历史学家、外交官、生态学家、调查人员和艺术活动家。

1960年代末期：艺术实验

虽然早在1960年代末期的大地艺术（Land Art）中，已有将自然环境作为创作媒材的艺术家，如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1938-1973)）的《螺旋防波堤》（Spiral Jetty, 1970），但这群大地艺术家仍是倾向纯粹艺术的创作，尚未意识到艺术本身是可以介入自然环境、生态危机，进而支援生物多样性和社区发展等等的解决方案。

和其他大地艺术家一样，在哈里森夫妇早年的艺术计划中，虽然暗含对观众的警示，但比起后期直接为生态危机提供解决办法，他们的艺术品仍保有一丝探讨“艺术界线问题”的意味，认为自然之物如同其他现成物一样，可以作为创作媒材。

1970年代至1980年代：艺术介入自然生态

在1970年代初，哈里森夫妇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试图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介入自然问题，并为生态危机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如1972年的《生存五：可携带的果园》（Survival Piece V: Portable Orchard, 1972），此装置为受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画廊委托，由于该地区工业与郊区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烟雾污染，导致果园和农场快速消失，此项计划因此被预言将会是“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最后一作橘子果园”。哈里森夫妇以12个直径长4英尺、3英尺深的六角形红木盒子组成此作品，盒子里种植各种柑橘类果树（柠檬、酸橙、金橘、橘子、鳄梨）以比较它们的生长情况，每棵树的上方挂有六角形红木灯箱。果树成熟之后则变成了观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绝不会有人意识到这些果树的重要性，更不会有人挺身而出去反对砍伐、品尝它们。

哈里森夫妇实验性艺术计划，虽然是作为美术馆里的艺术装置问世，但它成功地引起观众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甚至在二十年后，一些当初被移植到外头的果树仍在持续成长结果。这种隐藏在艺术背后关于生态破坏的事实，也成为了哈里森夫妇之后的创作基调。

哈里森夫妇早年的生态艺术计划着重在流域恢复、都市更新、农业和林业等问题，如：

《艺术公园：垃圾堆填区》（Art Park: Spoils' Pile Reclamation），1976-1978

此装置受艺术公园基金会（Art Park Foundation）委托，在将近两年的计划中，哈里森夫妇充分运用当地大约三千卡车的泥土和有机物碎屑（树叶、树干、草岩屑、污泥等），这些看似无用之物的材料其实是来自一座以泥土与肥料覆盖大量垃圾的采石场。

另外，哈里森夫妇在公园里种植的大片松树和原生树木，与当地年轻人在此地播种的当地植物种子，创造了一座森林型态的公园，这些树木更形成了大面积的防风林，原生浆果的种植也保护了土壤不受泥土流的侵害。

《离岸沙洲岛戏剧》（Barrier Islands Drama），1982年

计划全名为《离岸沙洲岛戏剧：红树林与松树》（Barrier Islands Drama - The Mangrove and the Pine），由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林林博物馆（Ringling Museum）委托。计划内容为观察一种原产于澳洲的松树对本地物种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发现，这棵来自澳洲的松树如野草般疯狂生长，几乎侵占了当地物种的栖息地，像是红树林沼泽。它是第一件探讨生态殖民问题的艺术品，哈里森夫妇透过此项计划警示著观众：“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一个美学的决定会摧毁一个景观。”

1990年代早期：哈里森工作室成立

哈里森夫妇富有远见的专案经常导致政府政策的改变，且这些新奇的想法往往是前人研究中未探索的问题，因此哈里森夫妇的实际行动几乎遍及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到了1990年代初，哈里森夫妇意识到其所做的每一个庞大计划都需要或产生一个合作组织，因此他们成立了哈里森工作室（the Harrison Studio and Associates）。

哈里森工作室的成立最早发表于1993年的包浩斯（Bauhaus Dessau），以包浩斯人员为中心共同致力于穆尔德河（Mulde River）流域的相关问题。此后，哈里森工作室进行了多次改革与重整，它们在德国博尔纳（Borna）设有关于草原濒危的研究分支，在荷兰豪达（Gouda）则有绿色核心（Greenheart Vision）的研究分支，其分支可说是遍及整个欧洲及美洲。

团队的计划开头始于一个问题：“这里有多大？”（How Big is Here?），它可能是一个次大陆，也可能是一个街角，如1996年《加利福尼亚洗涤》（California Wash）这件具叙事性的景观雕塑，哈里森夫妇以一座花园，并结合光影、道路、壁画和雕塑，反映加利福尼亚在城市发展之前，水流抵达大海的路径是通过自然冲刷（natural washes），而非暴雨排水系统（storm drains），藉以提醒观者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珍贵水资源的消失。

一般而言，要在他们确认其客户实际上是环境本身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从事这项工作计划；且他们仅在委托者的邀请持续进行时才停留，或是当他们认为自己已完成所有能做的事情时便会离开，因此，哈里森夫妇并非将自身视为计划的领导者，而是客人和同事。

2012年：不可抗力研究中心成立

哈里森夫妇逐渐意识到地球暖化不可逆的特性，因此决定以调解的手法解决地球上的各式的生态危机。他们于2012年在加州大学成立了独立研究机构“不可抗力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ce Majeure），此机构聚集了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等各界专业且富有远见的卓越人士，企图以不破坏自然、与生态环境共存的方式，以及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处理受到气候变迁衍生的各种问题，如海平面上升、动植物濒临灭绝等。就如同他们的标语：“我们必须适应一定规模的不可抗力已发生，我们相信艺术和科学的合作可以提供关键的见解和解决方法，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重新想像什么是可能的。”不可抗力研究中心将眼界放眼全球，并在全球采取行动。

该中心为受气候变迁影响的地区设计的计划中，往往会善用未受充分利用的资源，而非不断消耗、甚至是破坏地球资源，试图在对自然的拿取与回馈中取得平衡。如他们在2018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的双年展《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中展出的《综观小国的深层国富》【图7】，此系列以探讨森林、水源、空气、表土与思想价值为出发点，试图找出一个人口稀少的小国家，该如何让其回馈给自然的远远超过从自然拿取的方法。像是在系列为首的苏格兰调查中，他们便发现该国每年竟有约七成的降雨量未被善用，然而这些未被善用的雨水其实有相当多的用途：农业灌溉、食物供应、生物多样性的强化等，甚至还可以出口，进而为苏格兰政府带来一百二十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并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获奖纪录

• 1992年名古屋国际科技艺术特展（1992 Nagoya Biennale, Artec.），二奖。

• 1996年混凝土协会（Concrete Association）颁发奖项给《加利福尼亚洗涤》。

• 2001年首届格罗内瓦尔德奖（inaugural Groenevald）颁发奖项给《绿色核心愿景》（Greenheart Vision）。

• 2010年首届AWE鼓舞人心奖（AWE inspiring Award），艺术与环境奖，因其尽最大努力向英国民众解释全球暖化。

• 2013北美制图信息协会（NACIS）首届柯立斯班菲迪奥奖（Corlis Benefidio Award），终身成就奖。

争议事件

哈里森夫妇1971年《可携带的鱼塘》（Portable Fish Farm），这件早年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当时，哈里森夫妇在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放置了六个8x20x3英尺的橡胶水箱，水箱里头喂养鲶鱼、卤虾和龙虾，并标示出每只生物成长过程的资讯。在展览即将结束时，艺术家宣告要公开宰杀这些鲶鱼，此动作则是整件艺术品的一个结尾；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要求专业养鱼户将鲶鱼电死，其认为这是杀死鲶鱼唯一的人道方法。然而，在布劳利（Brawley）鲶鱼养殖场的渔户教艺术家如何将鲶鱼繁殖、收获、剥皮和切片，以及艺术家公开电击设备的设计稿后，反对意见遍布全国各地，报纸文章、电视和广播的报导更是加剧了反对的声浪。古德曼勋爵（Lord Goodman, 1913-1995）更是威胁道，如果有一条鲶鱼在英国领土上被电死，就会从英国艺术委员会（British Arts Council）撤掉资金。

外部链接

• The Harrison Studio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ce Majeur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