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与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出版的暢銷書

思考,快与慢》(英语Thinking, Fast and Slow)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于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1]本书因为向公众普及了有关行为经济学、工程学和医学的相关知识,而于2012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学院知识传播奖的最佳创作奖。[2]

思考,快与慢
《思考,快与慢》繁体中文版精装封面
原名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文名思考,快与慢
作者丹尼尔·卡尼曼
译者洪兰
类型非虚构
语言英文
主题心理学
发行信息
出版机构法劳·斯特劳斯·吉罗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25日
出版地点美国
中译本出版日期2012年10月31日
媒介印刷(精装平装
页数499
规范控制
ISBN978-0374275631
OCLC706020998

本书总结了丹尼尔·卡尼曼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和阿摩司·特沃斯基合作的结果。[3]书中含涵盖了卡尼曼学术生涯当中三个不同阶段所研究的三大领域:分别为早期有关于认知偏误的研究、之后有关于展望理论的研究以及后期有关于幸福理论的研究。[4]

本书将人类的思维归纳为两大思考模式:系统一快速、直觉且情绪化系统二较慢、较具计划性且更仰赖逻辑。卡尼曼根据自己对损失规避的研究,解释人们理性和非理性动机与两种思维系统之间的关联,以及两种系统如何互相补足各自的弱点。作者指出由于人们受框架效应影响,且倾向于为复杂的问题寻找简单的答案,因此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决断过于自信。[5]

此外,作者亦分享了自己多年来从事研究工作的观察,这些观察来自自己和以色列国防军合作的项目,以及和其他单位与研究者的交流。

概要 编辑

两大系统 编辑

在书中的第一章,卡尼曼如此形容两大思考模式:

  • 系统一:自动化的运作,非常快、不费力气,即使要费力,也很少,它不受自主控制。以下为系统一的工作内容,大致依复杂度排序如下:
    • 判断一个物体较另一个物体距离自己更远。
    • 判断一个声音来源的位置。
    • 接续完成“战争与……”("War and......")这个词组。(战争与和平,英语:War and peace
    • 当看到一张可怕的图片时,做出厌恶的表情。
    • 回答 2 + 2 = ?
    • 阅读大型广告看板上的文字。
    • 在没有车辆的道路上开车。
    • 在棋局中发现一条好路(如果你是国际象棋大师的话)。
    • 理解简单的句子。
    • 在读到“一个温和、整洁、很注意细节的人”这一描述时联想到某种职业。
  • 系统二:动用到注意力去做费力的心智活动,包括复杂的计算。系统二的运作通常都跟代理人、选择和专注力的主观经验有关。以下为系统二的工作内容:
    • 赛跑运动员为起跑做好准备。
    • 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马戏团的小丑身上。
    • 在声音吵杂的派对中,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人身上。
    • 寻找白头发的女人。
    • 试图辨识声音。
    • 维持比平常走路时更快的步伐。
    • 根据社交场合的不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
    • 清点一段文字中有多少个字母A。
    • 将自己的电话号码提供给别人。
    • 将车辆停入宽度很窄的停车格中。
    • 比较两台洗衣机的性价比。
    • 检验一道复杂的逻辑推理的有效性
    • 计算 17 x 24 的

卡尼曼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以验证人们在使用两种不同的思考系统时,在完成相同的工作时是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用以下词语形容自己研究的各种项目,这些词语包括:连贯性、注意力、懒惰性、联想、跳到结论、WYSIATI(英语: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以及人们如何做出决断。有关系统一和系统二的争论包括对人们决策时是否使用推理等,这些争论对包括法律和市场调查在内的许多领域皆具研究意义。[6]

捷径与偏见 编辑

这里的“捷径”指的是“捷径思维法”,简称“捷思法”。本书的第二章解释人们如何缺乏统计思维。本章的开头便列举出多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做出二元式的决策或不能够准确地判断各种结果发生的几率。卡尼曼用捷思法的理论解释这种现象。此前,自己最早于1974年和阿摩司·特沃斯基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捷思法与偏见》(英语: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中探讨这种现象。[7]

卡尼曼用捷思法的观点解释系统一是如何倾向于从既有的模式或思维中组织新的资讯,而不是根据每一新的经验创造出新的模式。以下列举几个例子:

  • 一名在过去只看过多边形的孩童在第一次看到圆形的时候,可能会将圆形视为八边形。
  • 当一名法官不能跳脱捷思法的思维,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他会过度拘泥于比较该案件和过去相似案件的雷同之处,而忽略了其独特之处。

该理论除能解释统计学上的问题外,亦能解释人们的思维偏见。

锚定效应 编辑

锚定效应泛指人们容易受到和思考议题无关的数字所影响的倾向。当受试者在回答和数字有关的问题时,同时又看到了和该问题无关的数字,如果和问题无关的数字较大,则在回答问题时,倾向于给出较大的数字,反之亦然。[3]

锚定效应的原理广泛应用于谈判和议价上。举例而言,圣雄甘地过世时的年龄为78岁。当人们被问到“甘地去世时是否超过114岁”时,多数人回答的数字会高于被问到“甘地去世时是否超过35岁”时回答的数字。各种实验显示,人们的行为受到当前环境影响的程度,远高于自己的估计和期望。

可得性 编辑

当人们因为想起某一事件时能够轻易联想到相关的案例,而认为该事件发生的几率较其他事件高时,则陷入可得性捷思法认知偏误。简而言之,可得性捷思法的概念可用“因为我自认能透彻地思考这件事情的全貌,因此这件事情必然重要”来形容。因此,一件事情的结果的可能性之多寡,往往和人们对该事情的结果之影响程度的想像成正比。换而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想像一件事情的后果,则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该事情的后果较其他事情的后果更加庞大,反之亦然。虽然可得性捷思法有时能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人们对一类事情发生的频率之估计和实际发生的频率往往落差甚大。[8][9]

属性替代 编辑

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没能立即找到满意的答案,系统一倾向于用简单的问题将复杂的问题替代。卡尼曼以自己最为人知但也最具争议的实验“琳达实验”,又称合取谬误)为例,受试者被要求在脑中想像一位名为琳达的女学生,她年轻、单身、直言又聪明,且十分关心歧视问题和社会正义。之后,受试者被问到琳达是一位银行行员,还是一位身为女性主义者的银行行员,绝大多数的受试者回答了后者,明显违反概率的原则(由于后者为前者的子集,因此后者的概率不可能高于前者的概率)。在这个案例中,系统一将“琳达是否是女性主义者?”这一较简单的问题替代了“琳达是否是一位身为女性主义者的银行行员?”这一较复杂的问题,而忽略了原问题中琳达作为银行行员的前提条件。另有观点指出,受试者在被问到该问题时,自行对问题中女性主义的部分赋予文化层面上的解读,因此将该问题视为逻辑上“互斥或”的概念。[3]

乐观偏见与损失规避 编辑

卡尼曼指出,有一种无处不在的乐观偏见可能是诸多认知偏误中最重要者,这种认知偏误可用来解释控制错觉。控制错觉是指人们过度高估自己对身边事物掌握的程度。

一项自然实验揭露了人们一种常见但缺乏正当理由的乐观偏见。由于人们在估价时,往往倾向于低估成本又高估实际的效益,这种现象称为规划谬误,也解释了人们为何会选择高风险的投资。以2002年美国厨房改装的费用为例,尽管平均估价为$18,658,但实际平均花费为$38,769,接近估价的两倍。[3]

为解释过度自信的现象,卡尼曼提出了WYSIATI(英语: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的概念。该理论认为,当人们在做决定时,会优先考虑“已知的已知”(英语:Known knowns,既清楚其相关性亦能掌握其本质的现象),鲜少考虑“已知的未知”(英语:Known unknowns,知道其相关性但尚不能掌握其本质的现象),完全忽略“未知的未知”(英语:Unknown unknowns,既不知其相关性亦不能掌握其本质的现象)。

卡尼曼并进一步说明,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主要由诸多小而不具代表性但必要的观察所组成,因此难以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复杂性。此外,由于人们在思考时倾向于忽略事件发生的几率因素,因此容易错误地假设尚未发生的事件会类似于已发生的事件。

框架效应 编辑

框架效应指人们被问及相同的问题但不同的描述时,人们会选择乍听之下较有利或顺耳的描述作为方案。举例而言,当受试者被问到是否愿意手术治疗时,被告知存活率为90%的受试者会较被告知死亡率为10%的受试者更愿意承担风险,尽管两者的风险完全相同。[10]

沉没成本 编辑

人们往往不愿意正视持续增加投资未必会带来更多回报的事实,而选择铤而走险地持续对过去投资失败的项目增资,以逃避过去投资失败带来的反悔心理。[10]

过度自信 编辑

本章讲述人的心智在自认为充分理解一件事情时,是如何会产生非理性的自信。作者指出,人们往往高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程度,尤其容易低估几率的因素,这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后见之明有着充分自信。换而言之,对于已发生的事物能够理解透彻。卡尼曼对过分自信理论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日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对该理论的研究。[11]

选择 编辑

本章节卡尼曼将主题拉回到经济学,并详细介绍自己对展望理论开创性的研究。卡尼曼研究发现,人们在面对问题时,会倾向于个别处理各项问题,而当其他参照点被列入考虑时,人们对参照点的选择(又称框架)会对最终的结果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此外,作者亦于本章节说明如何避免陷入系统一的思维缺陷。

展望理论 编辑

在研究丹尼尔·伯努利提出的效用理论时,卡尼曼发现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因此提出了展望理论,而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2]卡尼曼指出,效用理论忽略了人们在面对风险下做决定时受认知偏误影响的因素,因此和现实存在差距。

举例而言,损失规避的认知偏误导至人们做决定时会优先避免损失,而不是寻求获利。此外,人们对一件事情几率变化的评估受其参照点影响。以评估一场比赛(或任何赛局)赢的几率为例,人们看待由0%提升到10%的几率变化(从不可能到可能)会大于由45%到55%的变化,但小于由90%到100%的变化(从可能到必然),尽管三者按传统效用理论的观点而言并无提升幅度的差别。反之,人们评估输的几率则会得到相反的排序,即会优先考虑输的机会为0的选项。

本书出版以后,《经济文献杂志》探讨了书中有关于展望理论的部分[13],并分析了该理论的四项基本因素。[14]

两种自我 编辑

本书的第五章探讨了近年来有关两种自我的区别之论证,这两种自我分别为“体验自我”和“记忆自我”。

两种自我 编辑

卡尼曼提出了一套衡量人们欢乐或痛苦程度的新方式,两者皆可每一段时间进行一次评估,并于评估完成后将历次分数加总。作者称这种指标为“体验式幸福感”,并视其为另一种“自我”。这种自我称为“记忆自我”,有别于传统问卷调查试图衡量的“体验自我”。作者根据问卷结果发现,按两种不同的方式衡量幸福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人生作为一篇故事 编辑

卡尼曼发现,“记忆自我”会忽略每次欢乐或痛苦经验的时间长度,而是根据欢乐或痛苦经验的强度以及经验结束后的结果来评估排序。因此,因此,人们更受到“记忆自我”所主宰。

卡尼曼于书中写道:“我是我的‘经验自我’,而帮助我生活的‘体验自我’则如同陌生人一样陌生。”[4]

体验式幸福感 编辑

卡尼曼在1990年代首次对快乐经济学进行过研究,当时学界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由于作者先前曾对不可靠的记忆进行过研究,十分质疑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的衡量标准之可靠性,因此自己设计的问卷以“体验自我”作为衡量幸福的依据。假设有一名女子海伦,她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感觉特别幸福,则代表她在该月花费更多时间在自己希望能够持续做(或不想停止做)的事情上,花费较少时间在自己希望能够避免的事情上,且花费不多的时间在介于前述两种型态之间的事情上。

思考人生规划 编辑

卡尼曼指出,当人们在思考人生当中的一件事情时,在思考的当下会高估该单一事件于一生当中的实际影响。这种认知偏误又称“聚焦错觉”,和书中稍前提及的属性替代和WYSIATI(英语: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的概念相似。作者以自己和妻子的一次对话为例,两人当时在讨论由加州搬到东岸的普林斯顿一事,作者的妻子认为加州人因为加州的气候较温暖而感到比东岸人幸福,自己则告诉妻子气候和幸福感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奖项与殊荣 编辑

评价 编辑

《思考,快与慢 》截至2012年为止已卖出超过100万本。[20]本书于出版的2011年被列入该年度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1]赫芬顿邮报[21]卫报[22]纽约时报[3]金融时报[23]独立报[24]彭博商业周刊[10]纽约书评亦对本书发表书评。[25]

此外,本书亦受到多个专业学术期刊的评价,包括《经济文献杂志[13]、《美国教育杂志》[26]、《美国心理学期刊[27]、《规划理论[28]、《美国经济学家》[29]、《风险与保险杂志》[30]、《密歇根法律评论》[31]、《美国科学家[32]、《当代社会学期刊》[33]、《科学[34]、《情境》[35]、《威尔逊季刊》[36]、《技术传播》[37]、《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38]、《普通语义学评论》[39]与《科学美国人脑科学》。[40]

此外,《心理科学学会年刊》亦曾发表过对本书的书评。[41]

可重复性危机 编辑

本书所引用的部分有关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献当中,部分数据遭人质疑不具可重复性。一份网络上的文章分析了本书第四章所引用的文献,计算出可信度值(英语:R-Index)为14[42],即毫无可信度可言。[43]卡尼曼本人也在这篇文章底下回复,指出自己在写该章节时“过于轻信他人可信度不足的研究结果”。[44]有评论家讽刺,卡尼曼自己陷入了和自己所研究的认知偏误相似的认知偏误。[45]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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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