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
欧文·戈夫曼（英语：Erving Goffman，1922年6月11日—1982年11月20日）是一位美国社会学理论家，第73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理事长，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代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精神病院》和《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戈夫曼的理论深刻影响符号互动论的发展，开展拟剧论的研究途径。总体而言，戈夫曼的研究兴趣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学、社会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社会组织（框架）、社会污名和全控机构等。
| 欧文·戈夫曼 | |
|---|---|
| 出生 | 1922年6月11日 加拿大亚伯达省曼恩维尔 |
| 逝世 | 1982年11月20日（60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
| 死因 | 胃癌 |
| 国籍 |  加拿大 |
| 民族 | 乌克兰犹太人 |
| 母校 | 曼尼托巴大学（BSc） 多伦多大学（B.A.） 芝加哥大学（M.A.、PhD） |
| 知名于 | 日常生活社会学 符号互动论 社会建构主义 |
| 配偶 | 安洁莉卡·乔特 Angelica Choate 吉莉安·山可夫 |
| 儿女 | 汤玛斯·戈夫曼 Thomas Goffman 艾莉丝·戈夫曼 |
| 奖项 | 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69年） 古根汉奖学金（1977年） 顾里－米德奖（Cooley-Mead Award，1979年） 米德奖（Mead Award，1983年） |
| 科学生涯 | |
| 机构 | 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社会学协会 美国废除非自愿精神收容协会 |
| 论文 | 〈对描述经验反应的一些特质〉 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1953年） |
| 博士生 | 约翰·罗兰 葛瑞·马克思 哈维·萨克 艾曼纽·谢格洛夫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
| 受影响自 | 雷·伯怀斯特尔 赫伯特·布鲁默 爱米尔·涂尔干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查尔斯·赫特 艾佛特·休斯 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 塔尔科特·帕森斯 阿尔弗雷德·舒茨 格奥尔格·齐美尔 威廉·洛伊·华纳 丹尼斯·让 |
| 各地用词差异 | |
| 中国大陆 | 欧文·戈夫曼 |
| 台湾 | 厄文·高夫曼 |
| 香港 | 艾荣·高夫曼 |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更是将其视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社会学家”。[1]2007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指南》（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Guide）将戈夫曼列为著作最常被引用的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第6名，低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高于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2]。
生平
编辑欧文·戈夫曼生于1922年6月11日的加拿大亚伯达省曼恩维尔，是马克斯·戈夫曼（Max Goffman）与安妮·戈夫曼（Anne Goffman）之子，出生时原名“亚沃巴赫”（Averbach）[3]:35[4]:22。戈夫曼一家是乌克兰裔犹太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间移民至加拿大；欧文·戈夫曼出生后，全家搬到多芬经营成衣事业[4]:22[5]:9。欧文·戈夫曼有一个姐姐，法兰西丝·贝，是加拿大女演员[4]:22[6]。
1937年，戈夫曼全家搬到温尼伯，15岁的欧文·戈夫曼也进入当地的圣约翰科技高级中学（St. John's Technical High School）就读[3]:35[4]:22。1939年，欧文·戈夫曼考进曼尼托巴大学，主修化学。期间他曾中断学业，搬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进入约翰·葛里森成立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制片工厂工作，并在偶遇著名社会学家丹尼斯·让后激发对社会学的兴趣[5]:9[3]:35。这也促使戈夫曼离开曼尼托巴大学，转学至多伦多大学，师事查尔斯·赫特与雷·伯怀斯特尔，1945年于该校取得社会学、人类学双学士学位[3]:35。之后，戈夫曼进入芝加哥大学，分别在1949年和1953年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对描述经验反应的一些特质〉（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3]:35-36。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戈夫曼在1949年至1953年5月间搬到苏格兰昔德兰群岛中的安斯特岛，在岛上精神病院搜集民族志资料[3]:35。
1952年，戈夫曼与安洁莉卡·乔特（Angelica Choate）结婚，并在1953年生下长子汤玛斯（Thomas）。1964年，安洁莉卡·乔特因精神疾病自杀身亡[3]:36。在学术工作之外，戈夫曼热衷赌博，且经常出入股票市场；他曾为了兴趣和民族志研究，而在拉斯维加斯当赌场经理[3]:36[7]。
1981年，戈夫曼再婚，对象是社会语言学家吉莉安·山可夫；隔年生下长女艾莉丝（Alice），她日后也成为社会学家，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费城黑人社区的都市民族志研究[3]:37[8] 。1982年11月20日，欧文·戈夫曼在费城因胃癌过世，时年60岁[3]:37[9][10]:6。
学术生涯
编辑1956年，戈夫曼将他在安斯特岛精神病院上搜集的田野资料整理、改写成《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成为他第一本社会学畅销书[3]:36[11]。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戈夫曼在1954年至1957年间访问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社会环境研究实验室（Laboratory of Socio-environmental Studies），并在临床护理中心短暂进行病房行为研究[3]:36。1955年至1956年间，戈夫曼在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担任运动指导员，就近搜集田野资料。之后，戈夫曼根据资料撰写关于精神疾病和全控机构的论文，于1961年出版他的第二本社会学畅销书《精神病院》[3]:36。
1958年，戈夫曼应赫伯特·布鲁默之邀，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起初只是访问学者，后来在1962年时升等为正教授[3]:36。在伯克利任教十年后，1968年，戈夫曼转往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系任教，是当时宾大社会系所有教授中薪水最高者[3]:36。1969年，戈夫曼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4]:3；1970年与他人共同创立美国废除非自愿精神收容协会[12]。1971年，出版《公共场合的关系》（Relations in Public），集吉他那些充满社会学想像的日常生活研究[3]:37。1974年，出版《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3]:37。1979年，戈夫曼因其对社会心理学的成就获颁顾里－米德杰出学术贡献奖（Cooley-Mead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13]。之后，他又当选为第73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理事长，在发表就职演说前，就因胃癌逝世[3]:37[14]。
影响
编辑戈夫曼的学术成就深受赫伯特·布鲁默、爱米尔·涂尔干、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艾佛特·休斯、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塔尔科特·帕森斯、阿尔弗雷德·舒茨、格奥尔格·齐美尔、威廉·洛伊·华纳等学者影响。戈夫曼传记作者汤姆·伯恩斯（Tom Burns）指出，艾佛特·休斯是“影响他最深的老师”[3]:34-35[5]:11。其他作者如葛瑞·艾伦·范（Gary Alan Fine）和菲利普·梅平（Philip Manning）则指出戈夫曼从未专注和其他理论家严肃对话[3]:34；但他的作品却受同时代大多数社会学家讨论，包括安东尼·纪登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3]:43。
虽然世人常将戈夫曼常与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学学术思潮相提并论，但他本人却从未视自己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范与梅平推论他“不太容易将自己嵌进特定社会学思潮里”[3]:34。
戈夫曼明确指出，“个体是神圣的”这一基本命题继承自涂尔干，但围绕着戈夫曼与涂尔干对于个体神圣性的观点的争论向着若干个不同的方向展开，并打开了近几十年来许多新的理论面相。很多理论研究者甚至在此基础上搭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15]
2007年，戈夫曼被《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指南》（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Guide）列为最常被引用的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第六位，与安东尼·纪登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学者同榜[2]。他的文风颇受大众欢迎，被形容为“讽刺、挖苦、好笑”[3]:57和“反讽、自觉的文学作品”[3]:45。
他的学生包括凯柔·布鲁克斯·加德纳（Carol Brooks Gardner）、查尔斯·古德温（Charles Goodwin）、梅乔莉·古德温（Marjorie Goodwin）、约翰·罗兰、葛瑞·马克思、哈维·萨克、艾曼纽·谢格洛夫、大卫·苏诺（David Sudnow）、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等[3]:34。
戈夫曼拒绝一切“偶像崇拜的低级形式”，更无意在公开场合推销自己的学术理念。作为公众认知度颇高的学术明星，他不愿接受访谈，拒绝在电台或电视上抛头露面，甚至不喜欢对他的授课或演讲进行录音或拍照。当美国社会学协会宣布戈夫曼担任新的轮值主席一职时，他甚至婉拒刊登自己的照片。[16]
争议
编辑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大量运用了戏剧术语和表演词汇，进而影响了读者的基本印象，即认为拟剧框架中的参与者之间充满了欺瞒和伪善。事实上，这也是一直以来对此书的误读。[17]
有关戈夫曼的争议还源自对他的误解，大体而言有四种常见的误解：第一，尽管关于呈现性/表演性自我的观念得到了理解，然而它又被再次嵌入到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传统二分法之中；结果，戈夫曼被阐释为证明了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传统对立。第二，戈夫曼关注策略性行动，因此认为他将策略性行动视为行动的基本形式，策略性约束与强制成为互动秩序基本的限制性条件。第三，认为戈夫曼仅仅关注填充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关于互动协商的各种细节。第四，认为戈夫曼忽略不平等和制度约束等重要议题。[18]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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