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
王闿运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曾纪泽邀请他撰写《湘军志》。光绪三年二月，王闿运开始编纂《湘军志》。光绪七年闰七月定稿。后应丁宝桢之邀入川，在成都刻板。光绪七年十月，携板回湘。《湘军志》有〈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十六篇。王闿运评论湘军：“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湘军志》高度评价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但对湘军的屠城与劫掠亦不掩饰。
王闿运自评《湘军志》时说：“此志自以纪事本末为易嘹，但非古法尔！”[1]黎庶昌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2]《老残游记》载：“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的委实是好，有目共赏，何以这诗选的未惬人意呢？”[3]
《湘军志》被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巨大压力下，光绪八年送郭嵩焘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郭嵩焘兄弟本有纂《楚军纪事本末》的打算，“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仅对《湘军志》中的疏漏错谬处一一笺出。1915年，郭嵩焘侄孙郭振墉将批识文字辑录成轶，并加笺注，以《湘军志评议》为名出版。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辑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另外有王定安写作了《湘军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