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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尔战役

策尔战役（The Battle of Cer）（塞尔维亚语：Церска битка, Cerska bitka）是1914年8月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爆发的一场军事行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一场战役。

策尔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战场塞尔维亚战役的一部分
Map of Austrian invasion plans of Serbia, 1914.
奥匈军（红色）与塞尔维亚军（蓝色）于1914年8月的行动。
日期1914年8月15日–8月24日
地点
塞尔维亚王国西北部，策尔山（英语：Cer (mountain)）与沙巴茨周边地区。
结果 塞尔维亚胜利[1][2]
参战方
 奥匈帝国  塞尔维亚
指挥官与领导者
奥匈帝国 奥斯卡·波蒂奥雷克（英语：Oskar Potiorek）
奥匈帝国 爱德华·冯·柏姆-厄尔默利
奥匈帝国 利伯里乌斯·冯·弗朗克（英语：Liborius Ritter von Frank）		 塞尔维亚王国 (近代) 拉多米尔·普特尼克
塞尔维亚王国 (近代) 斯捷帕·斯捷潘诺维奇（英语：Stepa Stepanović）
塞尔维亚王国 (近代) 帕夫勒·尤里希奇·史图姆（英语：Pavle Jurišić Šturm）
参战单位
第2军团（英语：Second Army (Austria-Hungary)）
第5军团（英语：Fifth Army (Austria-Hungary)）		 第2军团（英语：Second Army (Serbia)）
第3军团（英语：Third Army (Serbia)）
兵力
200,000 180,000
伤亡与损失
6,000–10,000 阵亡
30,000 负伤
4,500 被俘
46 门火炮、30挺机关枪、140辆弹药车被缴获
合计： 40,500–45,500损失		 3,000–5,000 阵亡
15,000 负伤
合计： 18,000–20,000 损失

这场战役是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的一部分，战场位于策尔山（英语：Cer (mountain)）周边与沙巴茨附近的地域。1914年8月15日，塞尔维亚第1联合师遭遇试图在策尔山设置前哨的奥匈军，冲突随后扩大为对附近村镇及主要城镇萨巴茨的争夺战。8月19日，士气崩盘的奥匈军仓皇撤退，不少官兵在德里纳河落水溺毙；塞尔维亚军队于8月24日进驻沙巴茨，战斗以塞尔维亚方面胜利落幕，这也是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首胜，首次空中缠斗也在此次战役中发生。

在10天的战斗中，塞尔维亚方面有3,000至5,000名官兵阵亡，约15,000人负伤；奥匈方面估计有6,000至10,000人战死，30,000人负伤，另外尚有4,500人被俘。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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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波蒂奥雷克（英语：Oskar Potiorek）上将，策尔战役中的奥匈帝国指挥官，同时也是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总督（英语：Austro-Hungarian rul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自1903年五月政变以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严重恶化，新任国王佩塔尔一世选择交好俄国，防止要匈帝国进一步的蚕食。在1906年的猪战争中，奥匈帝国关闭边境并禁止塞尔维亚的农产品出口[3]；而在1908年更是无视柏林会议的保证[4]，片面宣布兼并了具有大量塞尔维亚人口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阻碍塞尔维亚在当地的扩张，几乎造成双方兵戎相见，但因塞尔维亚的盟友俄国尚未从日俄战争中恢复元气，使得塞尔维亚被迫忍气吞声[5]。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更宣称，若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开战，奥匈军只要三个星期便能踏平塞尔维亚[6]。

波斯尼亚危机同时敲响了奥斯曼土耳其的丧钟，包含塞尔维亚在内的巴尔干诸国发起巴尔干战争，几乎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塞尔维亚虽然夺下科索沃与马其顿[5]，但取得出海口的目标又被奥匈帝国干预而落空，阿尔巴尼亚则获得独立。

1914年6月28日，狂热的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发七月危机。奥匈帝国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指控贝尔格莱德方面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7]。最后通牒的十项条件相当严苛，意在挑起战端，塞尔维亚在最后关头勉为其难的同意其中八项，但箭在弦上的奥匈帝国仍于7月28日宣战。同日，塞尔维亚军队自行拆毁萨瓦河与多瑙河上的桥梁，以免遭到敌军所夺[6]；奥匈军则在次日展开炮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于焉爆发[8]。

1914年8月上旬，奥匈军队对塞尔维亚展开第一波入侵[9]，由第5军团指挥官、波斯尼亚总督（英语：Austro-Hungarian rul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奥斯卡·波蒂奥雷克（英语：Oskar Potiorek）炮兵上将主持进攻塞尔维亚的行动。波蒂奥雷克在萨拉热窝事件中负责斐迪南大公的保安[10]，却依然发生憾事，为此更急于立功折罪。奥匈军队拥有更好的步枪，机关枪与野战炮数量是塞尔维亚的两倍，弹药库存也相当充裕，交通运输与工业基础更是远胜对方[11]，波蒂奥雷克认为奥匈军将会轻易击败塞尔维亚，他甚至蔑称敌方官兵为“猪农”（Pig Farmers）[12]。

尽管奥匈方面宣称将投入至少30万兵力，但实际参战的官兵数量远少于此，由于加利西亚前线吃紧，奥匈第2军团（英语：Second Army (Austria-Hungary)）主力被迫临时北调，使得南线的奥匈军少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且做为主力的第5军团（英语：Fifth Army (Austria-Hungary)）有40%官兵由南斯拉夫裔组成，忠诚度相当可疑[13]。

塞尔维亚方面由王储亚历山大挂名统筹，实际上由参谋总长（英语：Chief of the Serbian General Staff）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元帅指挥，他曾参与塞尔维亚独立以来的所有战争，在巴尔干战争中享誉盛名[14]。塞尔维亚方面充分动员了45万人，共编成4个军团、18万人迎战来犯的奥匈军[15]，做为主力的第1、第2、第3军团分别由佩塔尔·博约维奇（英语：Petar Bojović）、斯捷帕·斯捷潘诺维奇（英语：Stepa Stepanović）、帕夫勒·尤里希奇·史图姆（英语：Pavle Jurišić Šturm）分别指挥[16]。

由于巴尔干战争的损伤尚未复原，当时有9万名塞尔维亚官兵伤亡，影响了塞军的战力，且塞尔维亚方面苦于装备补给不足、新领土的不稳定，以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骚扰。塞尔维亚方面尤其缺乏炮兵，弹药库存需仰赖进口；许多临时征召的新兵只能使用老朽的枪支，连基本的制服、军靴都没有[11]，顶多只能分到一件大衣和一顶小帽（英语：Šajkača）充数。据估计，动员后的塞尔维亚军队仍有5万人毫无装备可用[15]。然而经过巴尔干战争的洗礼，塞尔维亚官兵普遍具有战斗经验，训练程度高于对手[17]；尽管缺乏重武器，却也因此获得更好的机动力[18]。

战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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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热窝集结，准备进军塞尔维亚的奥匈军队。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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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29日至8月11日，奥匈军在塞尔维亚边境发动一系列炮击，同时在萨瓦河与德里纳河上搭建浮桥[18]。塞尔维亚方面深知长达550公里的边界难以防御，普特尼克决定将部队集中于舒马贾（英语：Šumadija）地区，以利迅速向北或向西支援；此外在瓦列沃与乌日策都布署了强大的分遣队，每个边境要地也建立哨站，塞尔维亚方面已经严阵以待[19]。

8月上旬，奥匈军持续轰炸贝尔格莱德、斯梅代雷沃、大格拉迪什泰等城镇，但几次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都以失败收场，并蒙受不小的损伤。塞尔维亚方面判断奥匈军主力第5军团位于波斯尼亚，多瑙河的炮击只是引诱，因此德里纳河一带的防御至关重要。正如普特尼克所料，奥匈军于8月12日强渡德里纳河，占领边境小镇洛兹尼察，同时第13军进入列斯尼察（英语：Lešnica, Serbia）、第4军在北边越过萨瓦河[20]，沙巴茨很快失守[18] 。到8月14日，奥匈军底经抵达了瓦列沃[20]，第2军团与第5军团指挥部也进驻不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但他们即将面对3个塞尔维亚军团的围攻[21]，普特尼克在8月15日展开反击[22]。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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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营朝着特洛伊峰（Trojan Peak）前进，当我们抵达帕尔罗格峰（Parlog Peak）开始下起阵雨，天空响彻火山爆发般的雷鸣与闪电，雨水很快的浸透了我们......这时突然有个士兵尖叫着：‘少校！长官！是德国佬（英语：Kraut）（Krauts）！’这便是我们第1联合师与敌军第21步兵师在夜间交锋的开端，随之而来的便是策尔山之战。”
——塞尔维亚的耶沙·托帕罗维奇上尉（Ješa Topalović）叙述他的单位于1914年8月15日午夜在策尔山山坡上遇见奥匈军的情况。[22]

8月15日23时，塞尔维亚第1联合师在策尔山的山坡上发现了奥匈军的哨所，这场接触战以塞军胜利落幕，奥匈军在混乱中被击退。随着战斗进行，塞军占领了迪瓦察岭（Divača Range），再将波里诺村（Borino Selo）的奥匈守军逐出[23]。在16日的战斗中，奥匈第21步兵师败下阵来，与沙巴茨的第2军团失去联系并陷入混乱[24]。

8月17日，塞军试图反攻沙巴茨但功败垂成，只夺回了几个周边的村庄；而奥匈军则击退了塞尔维亚第3军团的攻击，并迫使其抽调一部分兵力回防瓦列沃，阻止奥匈第42山地师的威胁[24]。

8月18日清晨，奥匈军展开下一波攻击，企图将挡在沙巴茨桥头堡的第1舒马贾师（1st Šumadija Division）击退，让第5军团可以继续前进，却遭到塞军的强力阻击，在多布拉瓦河（Dobrava River）的败退使奥匈军被迫后撤[2]。同时，塞尔维亚第2军团和第1联合师正朝策尔山的科萨宁镇（Kosanin Grad）发动猛攻，奥匈第9步兵师坚守了一整天，仍在19日早上被击败，塞尔维亚的第1摩拉瓦河师（1st Morava Division）夺下这个制高点。奥匈第4军持续攻击舒马贾师，尽管迫使其战术撤退，但已无法支援受困于策尔山周边的奥匈军[2]。

 
塞尔维亚西北部的策尔山。

19日中午，塞尔维亚第1联合师与第1摩拉瓦河师继续反击，接连收复列斯尼察附近的多座村庄，奥匈军的士气大受打击，后撤变成溃退；奥匈第36步兵师也在塞尔维亚第3军团的压力下崩溃，与先前撤退的友军撞在一起，造成混乱加剧。20日，大部分奥匈军已经退回德里纳河西岸[2]，塞军依然穷追不舍，许多抢着过河的奥匈军官兵甚至在惊惶中落水溺毙[22]。塞尔维亚方面宣称奥匈军在严重的混乱中大败而逃，普特尼克亦向国王发出捷报，指出“敌军主力在亚达尔河（Jadar River）与策尔山被击败，我军正在积极追击”[25]。

在策尔山取胜后，塞军继续攻击沙巴茨，于23日完成包围并准备展开炮击。当塞军于24日入城时，才发现奥匈军已在前一晚撤走[26]。当天下午4时，塞军抵达萨瓦河畔，宣告奥匈军对塞尔维亚的第一次入侵遭到终结[26]。

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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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与塞尔维亚双方在战斗中同样损失惨重[27]。史家对奥匈军损失的估计有所不同，大卫·乔丹（David Jordan）认为奥匈军损失37,000人，其中7,000人阵亡[2]。米夏·格伦尼（英语：Misha Glenny）认为约有30,000奥匈官兵受伤，6,000至10,000人阵亡[27]。查尔斯·霍恩（英语：Charles Francis Horne）主张奥匈军有8,000人战死、30,000人负伤，另外失去了46门火炮、30挺机枪及140辆弹药车[26]。大卫·史蒂文森（英语：David Stevenson (historian)）则提及尚有4,500名奥匈官兵被俘[13]。

对塞尔维亚的估计同样出现些许差异，霍恩[26]与乔丹[2]都指出约有3,000名塞尔维亚官兵阵亡、15,000人受伤；格伦尼则估计有3,000至5,000人战死[27]。法国记者亨利·巴比则写道：

发生恶战的策尔山与亚达尔河之间只剩下大量的坟冢与腐肉，树荫中残留的恶臭太过惊人，根本没人敢接近策尔山山顶一步......由于遗体实在太多，忙着整备的第2军团根本没时间好好收葬他们。[28]

双方同样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劳伦斯·桑德豪斯（Lawrence Sondhaus）指称[29]，奥匈军指控塞尔维亚居民袭杀他们的官兵[30]，为此毫无纪律的处决了数百位塞族男性[31]，许多妇女和孩童也遭到强暴[27]，桑德豪斯归咎于奥匈帝国官方刻意煽动的民族仇恨[32]。不少受害者是被迫为奥匈军服务的当地人[27]，却在溃退中遭到报复性屠杀[33]。塞尔维亚的史图姆将军记述道：

奥匈军队在我们的领土上犯下可怕的暴行，在克里瓦伊卡（Krivajica）的一家旅店中，有19个人（男人、女人、小孩）被绑在一起杀害。在札夫拉卡（Zavlaka）也有15个人同样遇害。不少村庄都发现了被毁容后杀死的妇女和儿童，有个女人的皮肤被剥下，另一个则被割去乳房，还有12个女人和儿童被绑在一起杀死。农民们说，到处都有这样的景况。[34]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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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策尔山的纪念坟冢（英语：Memorial Ossuary, Cer），1928年建立，摄于2014年战役100周年。

尽管塞尔维亚人挡下了奥匈军的攻势，塞尔维亚第2军团指挥官斯捷潘诺维奇以战功晋升为元帅（Vojvoda；塞尔维亚语：војвода）[35]，但他们在战斗中消耗了大量弹药，至少需要650万枚子弹和35,000枚炮弹补充[13]。不死心的波蒂奥雷克很快卷土重来，在9月份发动第二波入侵，但条件是“不得重蹈覆辙并导致进一步的失败”[36]，策尔战役的失败已经严重打击了奥匈军的士气[2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场空战即发生于策尔山上空，塞尔维亚飞行员米奥德拉格·托米奇（英语：Miodrag Tomić）在执行空中侦察任务时遭遇奥匈军的飞机，对方飞行员掏出手枪朝他射击，但被托米奇脱逃。几周之后，双方的飞机都装上了机枪[27][37]。

策尔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首次胜利[1][27][38]，引起了全世界对塞维利亚的关注[38]，不少旅外的塞族人开始回乡参战，或提供各类支援。英国舆论涌现同情塞尔维亚的声浪，意大利则有意仿效塞尔维亚的胜利，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39]。

塞尔维亚作曲家斯坦尼斯拉夫·比尼茨基为此谱写了《向德里纳河进军》进行曲，献给他最欣赏、但随后在战斗中殉国的米利沃耶·斯托亚诺维奇上校[40]。南斯拉夫在1964年的同名电影《进军德里纳河（英语：March on the Drina (film)）》同样基于这场战斗改编[41]。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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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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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Pavlowitch 2002，第94页.
  2. ^ 2.0 2.1 2.2 2.3 2.4 2.5 Jordan 2008，第28页.
  3. ^ Mulligan 2010，第64页.
  4. ^ Fischer 2011，第8页.
  5. ^ 5.0 5.1 Bideleux & Jeffries 2007，第236页.
  6. ^ 6.0 6.1 Strachan 2001，第335页.
  7. ^ Jordan 2008，第16页.
  8. ^ Jordan 2008，第17页.
  9. ^ Palmer 2010，第93页.
  10. ^ Neiberg 2006，第54页.
  11. ^ 11.0 11.1 Stevenson 2004，第59页.
  12. ^ Griffiths 2003，第57页.
  13. ^ 13.0 13.1 13.2 Stevenson 2004，第60页.
  14. ^ Hall 2010，第28页.
  15. ^ 15.0 15.1 Jordan 2008，第20页.
  16. ^ Jordan 2008，第21页.
  17. ^ Tucker & Roberts 2005，第605页.
  18. ^ 18.0 18.1 18.2 Glenny 2012，第314页.
  19. ^ Horne 2005，第4–5页.
  20. ^ 20.0 20.1 Horne 2005，第5页.
  21. ^ Thomas 2001，第4页.
  22. ^ 22.0 22.1 22.2 Glenny 2012，第315页.
  23. ^ Jordan 2008，第26页.
  24. ^ 24.0 24.1 Jordan 2008，第27页.
  25. ^ 25.0 25.1 Mitrović 2007，第69页.
  26. ^ 26.0 26.1 26.2 26.3 Horne 2005，第7页.
  27. ^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Glenny 2012，第316页.
  28. ^ Glenny 2012，第315–316页.
  29. ^ Sondhaus 2011，第81页.
  30. ^ Horne & Kramer 2001，第79页.
  31. ^ Hickey 2002，第38页.
  32. ^ Sondhaus 2011，第82页.
  33. ^ Mitrović 2007，第73–74页.
  34. ^ Mitrović 2007，第73页.
  35. ^ Radan & Pavković 1997，第126页.
  36. ^ Jordan 2008，第29页.
  37. ^ Buttar 2014，第298页.
  38. ^ 38.0 38.1 Mitrović 2007，第104页.
  39. ^ Mitrović 2007，第105页.
  40. ^ Glas Javnosti & 3 March 2003.
  41. ^ B92 & 28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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