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尔战役(The Battle of Cer)塞尔维亚语Церска битка, Cerska bitka)是1914年8月奥匈帝国塞尔维亚之间爆发的一场军事行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一场战役。

策尔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战场塞尔维亚战役的一部分
Map of Austrian invasion plans of Serbia, 1914.
奥匈军(红色)与塞尔维亚军(蓝色)于1914年8月的行动。
日期1914年8月15日–8月24日
地点
塞尔维亚王国西北部,策尔山英语Cer (mountain)沙巴茨周边地区。
结果 塞尔维亚胜利[1][2]
参战方
 奥匈帝国  塞尔维亚
指挥官与领导者
奥匈帝国 奥斯卡·波蒂奥雷克英语Oskar Potiorek
奥匈帝国 爱德华·冯·柏姆-厄尔默利
奥匈帝国 利伯里乌斯·冯·弗朗克英语Liborius Ritter von Frank
塞尔维亚王国 (近代) 拉多米尔·普特尼克
塞尔维亚王国 (近代) 斯捷帕·斯捷潘诺维奇英语Stepa Stepanović
塞尔维亚王国 (近代) 帕夫勒·尤里希奇·史图姆英语Pavle Jurišić Šturm
参战单位
第2军团英语Second Army (Austria-Hungary)
第5军团英语Fifth Army (Austria-Hungary)
第2军团英语Second Army (Serbia)
第3军团英语Third Army (Serbia)
兵力
200,000 180,000
伤亡与损失
6,000–10,000 阵亡
30,000 负伤
4,500 被俘
46 门火炮、30挺机关枪、140辆弹药车被缴获
合计: 40,500–45,500损失
3,000–5,000 阵亡
15,000 负伤
合计: 18,000–20,000 损失

这场战役是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的一部分,战场位于策尔山英语Cer (mountain)周边与沙巴茨附近的地域。1914年8月15日,塞尔维亚第1联合师遭遇试图在策尔山设置前哨的奥匈军,冲突随后扩大为对附近村镇及主要城镇萨巴茨的争夺战。8月19日,士气崩盘的奥匈军仓皇撤退,不少官兵在德里纳河落水溺毙;塞尔维亚军队于8月24日进驻沙巴茨,战斗以塞尔维亚方面胜利落幕,这也是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首胜,首次空中缠斗也在此次战役中发生。

在10天的战斗中,塞尔维亚方面有3,000至5,000名官兵阵亡,约15,000人负伤;奥匈方面估计有6,000至10,000人战死,30,000人负伤,另外尚有4,500人被俘。

背景

编辑
 
奥斯卡·波蒂奥雷克英语Oskar Potiorek上将,策尔战役中的奥匈帝国指挥官,同时也是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总督英语Austro-Hungarian rul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自1903年五月政变以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严重恶化,新任国王佩塔尔一世选择交好俄国,防止要匈帝国进一步的蚕食。在1906年的猪战争中,奥匈帝国关闭边境并禁止塞尔维亚的农产品出口[3];而在1908年更是无视柏林会议的保证[4],片面宣布兼并了具有大量塞尔维亚人口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阻碍塞尔维亚在当地的扩张,几乎造成双方兵戎相见,但因塞尔维亚的盟友俄国尚未从日俄战争中恢复元气,使得塞尔维亚被迫忍气吞声[5]。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更宣称,若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开战,奥匈军只要三个星期便能踏平塞尔维亚[6]

波斯尼亚危机同时敲响了奥斯曼土耳其的丧钟,包含塞尔维亚在内的巴尔干诸国发起巴尔干战争,几乎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塞尔维亚虽然夺下科索沃马其顿[5],但取得出海口的目标又被奥匈帝国干预而落空,阿尔巴尼亚则获得独立。

1914年6月28日,狂热的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齐普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发七月危机。奥匈帝国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指控贝尔格莱德方面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7]。最后通牒的十项条件相当严苛,意在挑起战端,塞尔维亚在最后关头勉为其难的同意其中八项,但箭在弦上的奥匈帝国仍于7月28日宣战。同日,塞尔维亚军队自行拆毁萨瓦河多瑙河上的桥梁,以免遭到敌军所夺[6];奥匈军则在次日展开炮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于焉爆发[8]

1914年8月上旬,奥匈军队对塞尔维亚展开第一波入侵[9],由第5军团指挥官、波斯尼亚总督英语Austro-Hungarian rul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奥斯卡·波蒂奥雷克英语Oskar Potiorek炮兵上将主持进攻塞尔维亚的行动。波蒂奥雷克在萨拉热窝事件中负责斐迪南大公的保安[10],却依然发生憾事,为此更急于立功折罪。奥匈军队拥有更好的步枪,机关枪野战炮数量是塞尔维亚的两倍,弹药库存也相当充裕,交通运输与工业基础更是远胜对方[11],波蒂奥雷克认为奥匈军将会轻易击败塞尔维亚,他甚至蔑称敌方官兵为“猪农”(Pig Farmers)[12]

尽管奥匈方面宣称将投入至少30万兵力,但实际参战的官兵数量远少于此,由于加利西亚前线吃紧,奥匈第2军团英语Second Army (Austria-Hungary)主力被迫临时北调,使得南线的奥匈军少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且做为主力的第5军团英语Fifth Army (Austria-Hungary)有40%官兵由南斯拉夫裔组成,忠诚度相当可疑[13]

塞尔维亚方面由王储亚历山大挂名统筹,实际上由参谋总长英语Chief of the Serbian General Staff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元帅指挥,他曾参与塞尔维亚独立以来的所有战争,在巴尔干战争中享誉盛名[14]。塞尔维亚方面充分动员了45万人,共编成4个军团、18万人迎战来犯的奥匈军[15],做为主力的第1、第2、第3军团分别由佩塔尔·博约维奇英语Petar Bojović斯捷帕·斯捷潘诺维奇英语Stepa Stepanović帕夫勒·尤里希奇·史图姆英语Pavle Jurišić Šturm分别指挥[16]

由于巴尔干战争的损伤尚未复原,当时有9万名塞尔维亚官兵伤亡,影响了塞军的战力,且塞尔维亚方面苦于装备补给不足、新领土的不稳定,以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骚扰。塞尔维亚方面尤其缺乏炮兵,弹药库存需仰赖进口;许多临时征召的新兵只能使用老朽的枪支,连基本的制服、军靴都没有[11],顶多只能分到一件大衣和一顶小帽英语Šajkača充数。据估计,动员后的塞尔维亚军队仍有5万人毫无装备可用[15]。然而经过巴尔干战争的洗礼,塞尔维亚官兵普遍具有战斗经验,训练程度高于对手[17];尽管缺乏重武器,却也因此获得更好的机动力[18]

战斗过程

编辑
 
在萨拉热窝集结,准备进军塞尔维亚的奥匈军队。

前奏

编辑

从7月29日至8月11日,奥匈军在塞尔维亚边境发动一系列炮击,同时在萨瓦河与德里纳河上搭建浮桥[18]。塞尔维亚方面深知长达550公里的边界难以防御,普特尼克决定将部队集中于舒马贾英语Šumadija地区,以利迅速向北或向西支援;此外在瓦列沃乌日策都布署了强大的分遣队,每个边境要地也建立哨站,塞尔维亚方面已经严阵以待[19]

8月上旬,奥匈军持续轰炸贝尔格莱德斯梅代雷沃大格拉迪什泰等城镇,但几次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都以失败收场,并蒙受不小的损伤。塞尔维亚方面判断奥匈军主力第5军团位于波斯尼亚,多瑙河的炮击只是引诱,因此德里纳河一带的防御至关重要。正如普特尼克所料,奥匈军于8月12日强渡德里纳河,占领边境小镇洛兹尼察,同时第13军进入列斯尼察英语Lešnica, Serbia、第4军在北边越过萨瓦河[20],沙巴茨很快失守[18] 。到8月14日,奥匈军底经抵达了瓦列沃[20],第2军团与第5军团指挥部也进驻不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但他们即将面对3个塞尔维亚军团的围攻[21],普特尼克在8月15日展开反击[22]

战斗

编辑
“前锋营朝着特洛伊峰(Trojan Peak)前进,当我们抵达帕尔罗格峰(Parlog Peak)开始下起阵雨,天空响彻火山爆发般的雷鸣与闪电,雨水很快的浸透了我们......这时突然有个士兵尖叫着:‘少校!长官!是德国佬英语Kraut(Krauts)!’这便是我们第1联合师与敌军第21步兵师在夜间交锋的开端,随之而来的便是策尔山之战。”
——塞尔维亚的耶沙·托帕罗维奇上尉(Ješa Topalović)叙述他的单位于1914年8月15日午夜在策尔山山坡上遇见奥匈军的情况。[22]

8月15日23时,塞尔维亚第1联合师在策尔山的山坡上发现了奥匈军的哨所,这场接触战以塞军胜利落幕,奥匈军在混乱中被击退。随着战斗进行,塞军占领了迪瓦察岭(Divača Range),再将波里诺村(Borino Selo)的奥匈守军逐出[23]。在16日的战斗中,奥匈第21步兵师败下阵来,与沙巴茨的第2军团失去联系并陷入混乱[24]

8月17日,塞军试图反攻沙巴茨但功败垂成,只夺回了几个周边的村庄;而奥匈军则击退了塞尔维亚第3军团的攻击,并迫使其抽调一部分兵力回防瓦列沃,阻止奥匈第42山地师的威胁[24]

8月18日清晨,奥匈军展开下一波攻击,企图将挡在沙巴茨桥头堡的第1舒马贾师(1st Šumadija Division)击退,让第5军团可以继续前进,却遭到塞军的强力阻击,在多布拉瓦河(Dobrava River)的败退使奥匈军被迫后撤[2]。同时,塞尔维亚第2军团和第1联合师正朝策尔山的科萨宁镇(Kosanin Grad)发动猛攻,奥匈第9步兵师坚守了一整天,仍在19日早上被击败,塞尔维亚的第1摩拉瓦河师(1st Morava Division)夺下这个制高点。奥匈第4军持续攻击舒马贾师,尽管迫使其战术撤退,但已无法支援受困于策尔山周边的奥匈军[2]

 
塞尔维亚西北部的策尔山。

19日中午,塞尔维亚第1联合师与第1摩拉瓦河师继续反击,接连收复列斯尼察附近的多座村庄,奥匈军的士气大受打击,后撤变成溃退;奥匈第36步兵师也在塞尔维亚第3军团的压力下崩溃,与先前撤退的友军撞在一起,造成混乱加剧。20日,大部分奥匈军已经退回德里纳河西岸[2],塞军依然穷追不舍,许多抢着过河的奥匈军官兵甚至在惊惶中落水溺毙[22]。塞尔维亚方面宣称奥匈军在严重的混乱中大败而逃,普特尼克亦向国王发出捷报,指出“敌军主力在亚达尔河(Jadar River)与策尔山被击败,我军正在积极追击”[25]

在策尔山取胜后,塞军继续攻击沙巴茨,于23日完成包围并准备展开炮击。当塞军于24日入城时,才发现奥匈军已在前一晚撤走[26]。当天下午4时,塞军抵达萨瓦河畔,宣告奥匈军对塞尔维亚的第一次入侵遭到终结[26]

伤亡

编辑

奥匈与塞尔维亚双方在战斗中同样损失惨重[27]。史家对奥匈军损失的估计有所不同,大卫·乔丹(David Jordan)认为奥匈军损失37,000人,其中7,000人阵亡[2]米夏·格伦尼英语Misha Glenny认为约有30,000奥匈官兵受伤,6,000至10,000人阵亡[27]查尔斯·霍恩英语Charles Francis Horne主张奥匈军有8,000人战死、30,000人负伤,另外失去了46门火炮、30挺机枪及140辆弹药车[26]大卫·史蒂文森英语David Stevenson (historian)则提及尚有4,500名奥匈官兵被俘[13]

对塞尔维亚的估计同样出现些许差异,霍恩[26]与乔丹[2]都指出约有3,000名塞尔维亚官兵阵亡、15,000人受伤;格伦尼则估计有3,000至5,000人战死[27]。法国记者亨利·巴比则写道:

发生恶战的策尔山与亚达尔河之间只剩下大量的坟冢与腐肉,树荫中残留的恶臭太过惊人,根本没人敢接近策尔山山顶一步......由于遗体实在太多,忙着整备的第2军团根本没时间好好收葬他们。[28]

双方同样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劳伦斯·桑德豪斯(Lawrence Sondhaus)指称[29],奥匈军指控塞尔维亚居民袭杀他们的官兵[30],为此毫无纪律的处决了数百位塞族男性[31],许多妇女和孩童也遭到强暴[27],桑德豪斯归咎于奥匈帝国官方刻意煽动的民族仇恨[32]。不少受害者是被迫为奥匈军服务的当地人[27],却在溃退中遭到报复性屠杀[33]。塞尔维亚的史图姆将军记述道:

奥匈军队在我们的领土上犯下可怕的暴行,在克里瓦伊卡(Krivajica)的一家旅店中,有19个人(男人、女人、小孩)被绑在一起杀害。在札夫拉卡(Zavlaka)也有15个人同样遇害。不少村庄都发现了被毁容后杀死的妇女和儿童,有个女人的皮肤被剥下,另一个则被割去乳房,还有12个女人和儿童被绑在一起杀死。农民们说,到处都有这样的景况。[34]

影响

编辑
 
位于策尔山的纪念坟冢英语Memorial Ossuary, Cer,1928年建立,摄于2014年战役100周年。

尽管塞尔维亚人挡下了奥匈军的攻势,塞尔维亚第2军团指挥官斯捷潘诺维奇以战功晋升为元帅(Vojvoda;塞尔维亚语војвода[35],但他们在战斗中消耗了大量弹药,至少需要650万枚子弹和35,000枚炮弹补充[13]。不死心的波蒂奥雷克很快卷土重来,在9月份发动第二波入侵,但条件是“不得重蹈覆辙并导致进一步的失败”[36],策尔战役的失败已经严重打击了奥匈军的士气[2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场空战即发生于策尔山上空,塞尔维亚飞行员米奥德拉格·托米奇英语Miodrag Tomić在执行空中侦察任务时遭遇奥匈军的飞机,对方飞行员掏出手枪朝他射击,但被托米奇脱逃。几周之后,双方的飞机都装上了机枪[27][37]

策尔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首次胜利[1][27][38],引起了全世界对塞维利亚的关注[38],不少旅外的塞族人开始回乡参战,或提供各类支援。英国舆论涌现同情塞尔维亚的声浪,意大利则有意仿效塞尔维亚的胜利,加入协约国一边作战[39]

塞尔维亚作曲家斯坦尼斯拉夫·比尼茨基为此谱写了《向德里纳河进军》进行曲,献给他最欣赏、但随后在战斗中殉国的米利沃耶·斯托亚诺维奇上校[40]。南斯拉夫在1964年的同名电影《进军德里纳河英语March on the Drina (film)》同样基于这场战斗改编[41]

参见

编辑

注脚

编辑
  1. ^ 1.0 1.1 Pavlowitch 2002,第94页.
  2. ^ 2.0 2.1 2.2 2.3 2.4 2.5 Jordan 2008,第28页.
  3. ^ Mulligan 2010,第64页.
  4. ^ Fischer 2011,第8页.
  5. ^ 5.0 5.1 Bideleux & Jeffries 2007,第236页.
  6. ^ 6.0 6.1 Strachan 2001,第335页.
  7. ^ Jordan 2008,第16页.
  8. ^ Jordan 2008,第17页.
  9. ^ Palmer 2010,第93页.
  10. ^ Neiberg 2006,第54页.
  11. ^ 11.0 11.1 Stevenson 2004,第59页.
  12. ^ Griffiths 2003,第57页.
  13. ^ 13.0 13.1 13.2 Stevenson 2004,第60页.
  14. ^ Hall 2010,第28页.
  15. ^ 15.0 15.1 Jordan 2008,第20页.
  16. ^ Jordan 2008,第21页.
  17. ^ Tucker & Roberts 2005,第605页.
  18. ^ 18.0 18.1 18.2 Glenny 2012,第314页.
  19. ^ Horne 2005,第4–5页.
  20. ^ 20.0 20.1 Horne 2005,第5页.
  21. ^ Thomas 2001,第4页.
  22. ^ 22.0 22.1 22.2 Glenny 2012,第315页.
  23. ^ Jordan 2008,第26页.
  24. ^ 24.0 24.1 Jordan 2008,第27页.
  25. ^ 25.0 25.1 Mitrović 2007,第69页.
  26. ^ 26.0 26.1 26.2 26.3 Horne 2005,第7页.
  27. ^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Glenny 2012,第316页.
  28. ^ Glenny 2012,第315–316页.
  29. ^ Sondhaus 2011,第81页.
  30. ^ Horne & Kramer 2001,第79页.
  31. ^ Hickey 2002,第38页.
  32. ^ Sondhaus 2011,第82页.
  33. ^ Mitrović 2007,第73–74页.
  34. ^ Mitrović 2007,第73页.
  35. ^ Radan & Pavković 1997,第126页.
  36. ^ Jordan 2008,第29页.
  37. ^ Buttar 2014,第298页.
  38. ^ 38.0 38.1 Mitrović 2007,第104页.
  39. ^ Mitrović 2007,第105页.
  40. ^ Glas Javnosti & 3 March 2003.
  41. ^ B92 & 28 Jun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