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

台湾总督府编纂委员会，为日本时代由台湾总督府主导的台湾史编修事业单位，完成多部台湾重要史料著作编纂，并且与今日台湾图书馆馆藏有其脉络关系。

编纂事业

源起

1922年4月1日，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以训令第101号颁布“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规程”，成立“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编纂委员会”），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担任委员长兼庶务部长，持地六三郎担任史料编纂部长及编纂委员，田原祯次郎、尾崎秀真任编纂委员，法水了禅、小川尚义任翻译官。

依上文提及的规程，委员会成立目的为“调查、编纂台湾总督府史料”，又于将正式展开之际，1922年7月在总督府机关志《台湾时报》文章〈卷头言：今が史料编纂の时期〉说明：“故为克明其因果之关系，确保史实之精确，自要其人、时日与费用，今日势必以官府之事业为之。是故，今日吾人在台湾总督府设置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欲向世界提示新台湾的同时，除赞赏其本质精神垂示我后昆，洵为其机宜外，也冀望委员诸氏克全其职责，完全此光荣之事业。”，清楚表明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确保史实、厘清因果关系，因编纂史料之事业所费资源庞大，因此由官府设置“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该编纂委员会执行修纂事业，编纂史书《新台湾史》，向世界宣告台湾总督府统治下的新台湾，颂扬日本在台的统治给世界及后代。同年7月24日编纂委员会开会时，编纂部长持地六三郎明确指示搜集史料的五个方向，并寄望达到下列两个效果：

搜集方向	寄望效果
关于台湾公私既刊或未刊之作品 关于台湾之外国著作（中、英、法、德、荷、西） 官府保存之文书纪录选粹 对于当局可信人士的调查访谈 搜集编纂《新台湾史》所需之文书及照片	让《新台湾史》能从明朝郑成功统治台湾以来至日本时代的变化故过程，并比较日本统治后的台湾统治之实际成绩及与中国政治兴废之史实，凸显日本统治台湾后的重要性。预计主要呈现在《新台湾史》〈本纪〉部分。 针对行政细节，详述各类行政的细目变动，供后人参考。在此目标及资料搜集下，制作《台湾图书总目录》及《台湾图书题解》。预计主要呈现在《新台湾史》〈志类〉。

编纂《新台湾史》事业中止

编纂《新台湾史》的目标远大，而在修纂人数、时间却都严重不足的状况下，编纂委员会自然走向中止活动的方向。

编纂委员会内虽有大量总督府高官担任委员、评议员或编纂顾问等职务，但实际上，仅常任委员兼任编纂部长的持地六三郎、编纂委员田原祯次郎、编纂委员尾崎秀真，仅这三人是主要执行者，其中，编纂部长持地更是身在东京“担任监修”。人力短缺的问题很早就显现，编纂计划开始不久，总督府就邀请伊能嘉矩担任编辑顾问，委托撰写《清朝统治下の台湾》，并要求总督府各局、部都来分担撰写《新台湾史》的各篇章，但隔年（1923年）编纂委员会就遭遇重创：委员田原祯次郎、编纂部长持地六三郎相继去世；总督田健治郎9月卸任总督，离开台湾。至1924年，9月新任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兼庶务部长贺来佐贺太郎辞职，严重影响委员会的人事变动，同年9月30日伊能嘉矩去世，委员会中的评议员郑拱辰、李春生也在这两年相继去世。尽管总督府又聘请木村增太郎、隈本繁吉、村上直次郎来填补人力空缺，但木村、隈本基本是官僚，对修史的贡献有限，而1924年总督伊泽多喜男又配合日本内阁政策删减行政人事，导致总督府编制大减，修志事业基本陷入停顿。

时间上，修史计划仅规划三年的时间，推测是为了赶上统治台湾三十周年（1925年）的“文化政治”政策其一成果，在人手与时间都无法完成《新台湾史》的状况下，编纂计划宣告中止。最终，《新台湾史》仅持地六三郎撰写了其中50多页，田原祯次郎一笔未写，虽《新台湾史》进度几乎可说是没有，但大规模搜集资料后，编纂委员会还是有留下一定成果：

成果	补充
《台湾樟脑专卖志》	松下芳三郎编，1924年出版。
《台湾四千年史の研究》	尾崎秀真著，1925年3月起连载于《台湾时报》。
《台湾文化志》	伊能嘉矩受委托所撰写之《清朝统治下の台湾》书稿，由门生整理后于1928年出版。
《台湾治绩志》	井出季和太编，1937年出版。

编纂委员会复活

1929年4月26日川村竹治总督以训令第29号“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会规程”组织史料编纂会，加上台北帝国大学已于1928年成立，能够支持其编纂事业，由台北帝大南洋史学讲座教授村上直次郎担任部长，另由台北帝大东洋文学讲座教授久保得二、助教授神田喜一郎、台北高等学校教授波多野清太郎为编纂员，猪口安喜、尾崎秀真、盐见平之助等为嘱托，组成复活后的编纂团队，并且将目标缩小，仅编辑史料，主要参考同样是史料汇编的《大日本史料》为新的编纂目标。

编纂事业的复活，以及目标缩小为进行史料汇编，很大可能性与此次担任编纂部长的村上直次郎有关。村上参与过前次编纂事业，又曾任东大史料编纂官，参与耗时五十年以上的史料编纂事业－－《大日本史料》之撰修，虽编纂委员会复活后，工作期程仅三年，预算也缩减至2,000圆，仍顺利完成工作，以“台湾史料”为核心的重要著作59册，制成3套，分别藏于国立台湾图书馆（当时为“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有残缺），另一套据说藏于京都大学。

书名	补充	册数	总成果
《台湾史料稿本》本编		27	59册，印制3套
《台湾史料纲文》		25
《台湾史料杂纂》	含《巴达维亚城日志》、《柯尔尼里斯‧赖耶鲁仙司令官日记》等。	7

与台湾图书馆的关系

台湾图书馆的前身为台湾总督府图书馆，从1914年成立之初就特别以搜集台湾相关资料为主要收藏方向。由隈本繁吉为第一任馆长，先是移接东洋协会台湾支部台湾文库中的日文图书，又接收台湾总督府官房文书课之日、西文图书，又自行购买图书后，1915年确定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基本收藏。后续持续扩充馆藏，除了接收官方出版品及各种统计数据资料，另特别留意台湾文献及华南方志之典藏，派人至中国各地搜罗同时，也聘人抄写这些图书资料。

此时期扩充资料的方向与编纂委员会搜罗方向一致，为重点搜集即将消失的台湾相关史料，范围包括原住民遗迹、原住民资料、在日本与中国的台湾相关史料、清代刊本与抄本等，因此吴密察推论，此编纂事业基本引导了1922至1932年间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台湾史搜藏的核心方向，也进而影响现在台湾图书馆之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