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

臺灣總督府主導的臺灣史編修事業單位

台湾总督府编纂委员会,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主导的台湾史编修事业单位,完成多部台湾重要史料著作编纂,并且与今日台湾图书馆馆藏有其脉络关系。

编纂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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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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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1日,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以训令第101号颁布“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规程”,成立“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编纂委员会”),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担任委员长兼庶务部长,持地六三郎担任史料编纂部长及编纂委员,田原祯次郎、尾崎秀真任编纂委员,法水了禅、小川尚义任翻译官。[1]

依上文提及的规程,委员会成立目的为“调查、编纂台湾总督府史料”,又于将正式展开之际,1922年7月在总督府机关志《台湾时报》文章〈卷头言:今が史料编纂の时期〉说明:“故为克明其因果之关系,确保史实之精确,自要其人、时日与费用,今日势必以官府之事业为之。是故,今日吾人在台湾总督府设置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欲向世界提示新台湾的同时,除赞赏其本质精神垂示我后昆,洵为其机宜外,也冀望委员诸氏克全其职责,完全此光荣之事业。”,清楚表明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确保史实、厘清因果关系,因编纂史料之事业所费资源庞大,因此由官府设置“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该编纂委员会执行修纂事业,编纂史书《新台湾史》,向世界宣告台湾总督府统治下的新台湾,颂扬日本在台的统治给世界及后代。同年7月24日编纂委员会开会时,编纂部长持地六三郎明确指示搜集史料的五个方向,并寄望达到下列两个效果:[2]

搜集方向 寄望效果
  1. 关于台湾公私既刊或未刊之作品
  2. 关于台湾之外国著作(中、英、法、德、荷、西)
  3. 官府保存之文书纪录选粹
  4. 对于当局可信人士的调查访谈
  5. 搜集编纂《新台湾史》所需之文书及照片
  1. 让《新台湾史》能从明朝郑成功统治台湾以来至日本时代的变化故过程,并比较日本统治后的台湾统治之实际成绩及与中国政治兴废之史实,凸显日本统治台湾后的重要性。预计主要呈现在《新台湾史》〈本纪〉部分。
  2. 针对行政细节,详述各类行政的细目变动,供后人参考。在此目标及资料搜集下,制作《台湾图书总目录》及《台湾图书题解》。预计主要呈现在《新台湾史》〈志类〉。

编纂《新台湾史》事业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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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新台湾史》的目标远大,而在修纂人数、时间却都严重不足的状况下,编纂委员会自然走向中止活动的方向。

编纂委员会内虽有大量总督府高官担任委员、评议员或编纂顾问等职务,但实际上,仅常任委员兼任编纂部长的持地六三郎、编纂委员田原祯次郎、编纂委员尾崎秀真,仅这三人是主要执行者,其中,编纂部长持地更是身在东京“担任监修”。人力短缺的问题很早就显现,编纂计划开始不久,总督府就邀请伊能嘉矩担任编辑顾问,委托撰写《清朝统治下の台湾》,并要求总督府各局、部都来分担撰写《新台湾史》的各篇章,但隔年(1923年)编纂委员会就遭遇重创:委员田原祯次郎、编纂部长持地六三郎相继去世;总督田健治郎9月卸任总督,离开台湾。至1924年,9月新任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兼庶务部长贺来佐贺太郎辞职,严重影响委员会的人事变动,同年9月30日伊能嘉矩去世,委员会中的评议员郑拱辰、李春生也在这两年相继去世。尽管总督府又聘请木村增太郎、隈本繁吉、村上直次郎来填补人力空缺,但木村、隈本基本是官僚,对修史的贡献有限,而1924年总督伊泽多喜男又配合日本内阁政策删减行政人事,导致总督府编制大减,修志事业基本陷入停顿。[3]

时间上,修史计划仅规划三年的时间,推测是为了赶上统治台湾三十周年(1925年)的“文化政治”政策其一成果,在人手与时间都无法完成《新台湾史》的状况下,编纂计划宣告中止。最终,《新台湾史》仅持地六三郎撰写了其中50多页,田原祯次郎一笔未写,虽《新台湾史》进度几乎可说是没有,但大规模搜集资料后,编纂委员会还是有留下一定成果:[3]

成果 补充
《台湾樟脑专卖志》 松下芳三郎编,1924年出版。
《台湾四千年史の研究》 尾崎秀真著,1925年3月起连载于《台湾时报》。
《台湾文化志》 伊能嘉矩受委托所撰写之《清朝统治下の台湾》书稿,由门生整理后于1928年出版。
《台湾治绩志》 井出季和太编,1937年出版。

编纂委员会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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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26日川村竹治总督以训令第29号“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会规程”组织史料编纂会,加上台北帝国大学已于1928年成立,能够支持其编纂事业,由台北帝大南洋史学讲座教授村上直次郎担任部长,另由台北帝大东洋文学讲座教授久保得二、助教授神田喜一郎、台北高等学校教授波多野清太郎为编纂员,猪口安喜、尾崎秀真、盐见平之助等为嘱托,组成复活后的编纂团队,并且将目标缩小,仅编辑史料,主要参考同样是史料汇编的《大日本史料》为新的编纂目标。[1][3]

编纂事业的复活,以及目标缩小为进行史料汇编,很大可能性与此次担任编纂部长的村上直次郎有关。村上参与过前次编纂事业,又曾任东大史料编纂官,参与耗时五十年以上的史料编纂事业--《大日本史料》之撰修,虽编纂委员会复活后,工作期程仅三年,预算也缩减至2,000圆,仍顺利完成工作,以“台湾史料”为核心的重要著作59册,制成3套,分别藏于国立台湾图书馆(当时为“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有残缺),另一套据说藏于京都大学。[4]

书名 补充 册数 总成果
《台湾史料稿本》本编 27 59册,印制3套
《台湾史料纲文》 25
《台湾史料杂纂》 含《巴达维亚城日志》、《柯尔尼里斯‧赖耶鲁仙司令官日记》等。 7

与台湾图书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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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图书馆的前身为台湾总督府图书馆,从1914年成立之初就特别以搜集台湾相关资料为主要收藏方向。由隈本繁吉为第一任馆长,先是移接东洋协会台湾支部台湾文库中的日文图书,又接收台湾总督府官房文书课之日、西文图书,又自行购买图书后,1915年确定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基本收藏。后续持续扩充馆藏,除了接收官方出版品及各种统计数据资料,另特别留意台湾文献及华南方志之典藏,派人至中国各地搜罗同时,也聘人抄写这些图书资料。[5]

此时期扩充资料的方向与编纂委员会搜罗方向一致,为重点搜集即将消失的台湾相关史料,范围包括原住民遗迹、原住民资料、在日本与中国的台湾相关史料、清代刊本与抄本等,因此吴密察推论,此编纂事业基本引导了1922至1932年间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台湾史搜藏的核心方向,也进而影响现在台湾图书馆之馆藏。[6]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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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叶碧苓.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台湾大百科全书. 2008-09-24 [2023-03-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15. 
  2. ^ 吴, 密察. 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 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周年暨改隸中央二十周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推广组. 1994: 39–41. 
  3. ^ 3.0 3.1 3.2 吴, 密察. 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 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周年暨改隸中央二十周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推广组. 1994: 40–51. 
  4. ^ 叶, 碧苓. 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 国史馆学术集刊 (国史馆): 22-23. 
  5. ^ 张, 围东. 央圖臺灣分館前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14-1945) (PDF). 台湾学通讯 (国立台湾图书馆). 2007-06-01, (56): 6-7 [2023-03-1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3-15). 
  6. ^ 吴, 密察. 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 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周年暨改隸中央二十周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推广组. 1994: 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