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主導的臺灣史編修事業單位

臺灣總督府編纂委員會,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主導的臺灣史編修事業單位,完成多部臺灣重要史料著作編纂,並且與今日臺灣圖書館館藏有其脈絡關係。

編纂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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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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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1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訓令第101號頒佈「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編纂委員會」),由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擔任委員長兼庶務部長,持地六三郎擔任史料編纂部長及編纂委員,田原禎次郎、尾崎秀真任編纂委員,法水了禪、小川尚義任翻譯官。[1]

依上文提及的規程,委員會成立目的為「調查、編纂臺灣總督府史料」,又於將正式展開之際,1922年7月在總督府機關誌《臺灣時報》文章〈卷頭言:今が史料編纂の時期〉說明:「故為克明其因果之關係,確保史實之精確,自要其人、時日與費用,今日勢必以官府之事業為之。是故,今日吾人在臺灣總督府設置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欲向世界提示新臺灣的同時,除贊賞其本質精神垂示我後昆,洵為其機宜外,也冀望委員諸氏克全其職責,完全此光榮之事業。」,清楚表明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確保史實、釐清因果關係,因編纂史料之事業所費資源龐大,因此由官府設置「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由該編纂委員會執行修纂事業,編纂史書《新臺灣史》,向世界宣告臺灣總督府統治下的新臺灣,頌揚日本在臺的統治給世界及後代。同年7月24日編纂委員會開會時,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明確指示蒐集史料的五個方向,並寄望達到下列兩個效果:[2]

蒐集方向 寄望效果
  1. 關於臺灣公私既刊或未刊之作品
  2. 關於臺灣之外國著作(中、英、法、德、荷、西)
  3. 官府保存之文書紀錄選粹
  4. 對於當局可信人士的調查訪談
  5. 蒐集編纂《新臺灣史》所需之文書及照片
  1. 讓《新臺灣史》能從明朝鄭成功統治臺灣以來至日本時代的變化故過程,並比較日本統治後的臺灣統治之實際成績及與中國政治興廢之史實,凸顯日本統治臺灣後的重要性。預計主要呈現在《新臺灣史》〈本紀〉部分。
  2. 針對行政細節,詳述各類行政的細目變動,供後人參考。在此目標及資料蒐集下,製作《臺灣圖書總目錄》及《臺灣圖書題解》。預計主要呈現在《新臺灣史》〈志類〉。

編纂《新臺灣史》事業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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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新臺灣史》的目標遠大,而在修纂人數、時間卻都嚴重不足的狀況下,編纂委員會自然走向中止活動的方向。

編纂委員會內雖有大量總督府高官擔任委員、評議員或編纂顧問等職務,但實際上,僅常任委員兼任編纂部長的持地六三郎、編纂委員田原禎次郎、編纂委員尾崎秀真,僅這三人是主要執行者,其中,編纂部長持地更是身在東京「擔任監修」。人力短缺的問題很早就顯現,編纂計劃開始不久,總督府就邀請伊能嘉矩擔任編輯顧問,委託撰寫《清朝統治下の臺灣》,並要求總督府各局、部都來分擔撰寫《新臺灣史》的各篇章,但隔年(1923年)編纂委員會就遭遇重創:委員田原禎次郎、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相繼去世;總督田健治郎9月卸任總督,離開臺灣。至1924年,9月新任編纂委員會委員長兼庶務部長賀來佐賀太郎辭職,嚴重影響委員會的人事變動,同年9月30日伊能嘉矩去世,委員會中的評議員鄭拱辰、李春生也在這兩年相繼去世。儘管總督府又聘請木村增太郎、隈本繁吉、村上直次郎來填補人力空缺,但木村、隈本基本是官僚,對修史的貢獻有限,而1924年總督伊澤多喜男又配合日本內閣政策刪減行政人事,導致總督府編制大減,修志事業基本陷入停頓。[3]

時間上,修史計劃僅規劃三年的時間,推測是為了趕上統治臺灣三十周年(1925年)的「文化政治」政策其一成果,在人手與時間都無法完成《新臺灣史》的狀況下,編纂計劃宣告中止。最終,《新臺灣史》僅持地六三郎撰寫了其中50多頁,田原禎次郎一筆未寫,雖《新臺灣史》進度幾乎可說是沒有,但大規模蒐集資料後,編纂委員會還是有留下一定成果:[3]

成果 補充
《臺灣樟腦專賣志》 松下芳三郎編,1924年出版。
《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 尾崎秀真著,1925年3月起連載於《臺灣時報》。
《臺灣文化志》 伊能嘉矩受委託所撰寫之《清朝統治下の臺灣》書稿,由門生整理後於1928年出版。
《臺灣治績志》 井出季和太編,1937年出版。

編纂委員會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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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26日川村竹治總督以訓令第29號「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規程」組織史料編纂會,加上臺北帝國大學已於1928年成立,能夠支持其編纂事業,由臺北帝大南洋史學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擔任部長,另由臺北帝大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久保得二、助教授神田喜一郎、臺北高等學校教授波多野清太郎為編纂員,豬口安喜、尾崎秀真、鹽見平之助等為囑託,組成復活後的編纂團隊,並且將目標縮小,僅編輯史料,主要參考同樣是史料彙編的《大日本史料》為新的編纂目標。[1][3]

編纂事業的復活,以及目標縮小為進行史料彙編,很大可能性與此次擔任編纂部長的村上直次郎有關。村上參與過前次編纂事業,又曾任東大史料編纂官,參與耗時五十年以上的史料編纂事業--《大日本史料》之撰修,雖編纂委員會復活後,工作期程僅三年,預算也縮減至2,000圓,仍順利完成工作,以「臺灣史料」為核心的重要著作59冊,製成3套,分別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當時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有殘缺),另一套據說藏於京都大學。[4]

書名 補充 冊數 總成果
《臺灣史料稿本》本編 27 59冊,印製3套
《臺灣史料綱文》 25
《臺灣史料雜纂》 含《巴達維亞城日誌》、《柯爾尼里斯‧賴耶魯仙司令官日記》等。 7

與臺灣圖書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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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圖書館的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從1914年成立之初就特別以蒐集臺灣相關資料為主要收藏方向。由隈本繁吉為第一任館長,先是移接東洋協會臺灣支部臺灣文庫中的日文圖書,又接收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之日、西文圖書,又自行購買圖書後,1915年確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基本收藏。後續持續擴充館藏,除了接收官方出版品及各種統計數據資料,另特別留意臺灣文獻及華南方志之典藏,派人至中國各地蒐羅同時,也聘人抄寫這些圖書資料。[5]

此時期擴充資料的方向與編纂委員會蒐羅方向一致,為重點蒐集即將消失的臺灣相關史料,範圍包括原住民遺跡、原住民資料、在日本與中國的臺灣相關史料、清代刊本與抄本等,因此吳密察推論,此編纂事業基本引導了1922至1932年間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史蒐藏的核心方向,也進而影響現在臺灣圖書館之館藏。[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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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葉碧苓.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大百科全書. 2008-09-24 [2023-03-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3-15. 
  2. ^ 吳, 密察. 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 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周年暨改隸中央二十周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 1994: 39–41. 
  3. ^ 3.0 3.1 3.2 吳, 密察. 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 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周年暨改隸中央二十周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 1994: 40–51. 
  4. ^ 葉, 碧苓. 村上直次郎的臺灣史研究. 國史館學術集刊 (國史館): 22-23. 
  5. ^ 張, 圍東. 央圖臺灣分館前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1914-1945) (PDF). 台灣學通訊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07-06-01, (56): 6-7 [2023-03-1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3-03-15). 
  6. ^ 吳, 密察. 臺灣總督府修史事業與臺灣分館館藏. 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周年暨改隸中央二十周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 1994: 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