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灭亡
语言灭亡（英语：language death、language extinction、linguistic extinction、linguicide、glottophagy）是一个影响语言社群的过程。这现象显示某项语言变体的讲者族群，相关之语言能力呈下降迹象，最终造成没有母语者或流利讲者承继，导致相关语言绝迹。语言灭亡会同时影响不少相关细项，包括方言及文字等的传承。有关现象与只有部分言语丧失的语言消耗截然不同。[1]
语言灭亡的界定 编辑
语言灭亡的方式有许多种，惟语言学基准下普遍将之分类为：
- 慢性语言灭亡：经历较长时间才积累较多的语言能力转变。
- 下至上语言灭亡：由个人、家庭等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开始转变。
- 上至下语言灭亡：由政府、统治阶级等社会组织的较高单位带领转变。
- 极端语言灭亡：族群内重大革命或事件导致语言能力突变。
- 语言屠杀[2]：自然灾害、流行病或种族灭绝等，有系统地短时间抹杀特定语言族群，亦包括未能找出原因的语言灭亡。
造成语言灭亡的根本原因，大多为一个单语社会朝向多语社会进发时，对新语言表现比既有语言更大的忠诚。这种牵涉同化的过程可能是自愿，亦可以是强制发生。另外，一些越为细小，并在地理上高度隔绝的部落，其遭受极端灭亡的危机理论上较大；但多数时间会因着不与外界接触，而保住单一的语言应用，慢性灭亡的机会反而较小。
即使最后的母语者或流利讲者未死，有关语言仍有可能界定为灭亡。其中一个例子是只有数位老人家懂得说该语言，却未能用到有关语言直接沟通，那么该语言几可肯定是名存实亡。另一例子，是除了解读传统诗歌和音乐外，该语言没有在日常或新文本中加以利用，显示其在当下没有确实存活。于类似情况下，有关语言会先列为濒危语言，[1]然后在没有儿童或青少年以之为母语时，确认语言灭亡的过程正式完结。届时，成年人传授语言学识予儿童的空间将会越来越狭窄，直至儿童无法及无心理解成年人独有的流利说法。
通常驱使儿童不愿意主动学习濒危语言的原因，是在于经济和效益因素，认定改变常用语言可以突显自己的威望、社会地位和工作机会。历史上亦有不少因为国际和政治因素而促成的语言灭亡，其中最经典的语言灭亡案例为达尔马提亚语。
对文法的影响 编辑
在语言消耗之时，既有语言的文法将会大受新引进的语言所影响，产生大量原有文法不尽接受的外来语。此现象于1983年被语言学家分成两类，包括以外来语完全取缔既有语言，与及抛弃外来语无法传释之既有语言用词；两者可以同时发生。此情况下，相关语言可能会在大部分文法偏离原旨的状况下，被界定为灭亡。
紧接着，现代亦为了这些文法转变提出更多分类：
语言灭亡与一般语言变化 编辑
语言学家通常会明确分开“语言灭亡”与“一般语言变化”，从而在灭绝语言上衍生不同的定义。后者通常是指，有关语言在一般发展下变出被广泛使用的近似形，成为与原生语言截然不同的新语言，接着原生语言在若干时日丧失母语者。例如已经没有母语者的古英语会被定性为灭绝语言，但因为后来被中古英语、近代英语及现代英语等在不同日子承继运用方式与文法，所以不会被定性为语言灭亡，而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般语言变化。拉丁语拓展为罗曼语族、古印度梵语拓展为印度斯坦语等，亦会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发展里程碑，从而使它们没有被界定为灭亡。
量度语言生命力 编辑
除非出现语言屠杀，否则语言难以瞬间灭亡。大部分讲者的说话习惯变化，始终是较容易识别，从而影响语言在整个社会的生命力。为了尽早辨认语言灭亡的出现，语言学家订立了不少量度生命力的基准。最早期的标准有约书亚·菲什曼于1991年提出的世代失调分级表（GIDS，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5] 更进一步是于2011年的《多元语文及文化发展期刊》（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2.2号，刊载了若干著名学者提供的标准。
语言复兴 编辑
语言复兴是为了应付语言灭亡而实行的其中一个手段，务求减慢或逆转整个衰退过程，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成果和失败例子。
复兴已经灭亡的语言，被大部分人定性为不可能的任务。希伯来语复兴是目前唯一一次确认语言灭亡长时间后，成功在现代觅得新母语者的语言复兴案例。但亦有人指出，新生希伯来语只是集各地分散部落之大成，而没有真正重现原生希伯来语，所以不能作准。[6][7]
参考资料 编辑
- ^ 1.0 1.1 Crystal, David，2000年，《Language Death》，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Zuckermann, Ghil'ad，"Stop, revive and surv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2012年6月6日
- ^ Knowles-Berry, Susan M. Linguistic Decay in Chontal Mayan: The Speech of Semi-Speaker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87, 29 (4): 332–341 [2022-03-19]. ISSN 0003-5483. JSTOR 30028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1）.
- ^ Dorian, Nancy C. The fate of morphological complexity in language death: Evidence from East Sutherland Gaelic. Language. 1978, 54 (3): 590–609. ISSN 1535-0665. JSTOR 412788. doi:10.1353/lan.1978.0024 （英语）.
- ^ Fishman, Joshua，1991年，《Reversing Language Shift》，Cleve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 Hinton, Leanne; & Hale, Ken (eds.)，2001年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 Zuckermann, Ghil'ad，"Aboriginal languages deserve reviva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The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2009年8月26日
参阅 编辑
外部链接 编辑
- （英文） Languages don't kill languages; speakers do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英文） Language endangerment: What have pride & prestige got to do with It?
- （英文） Language birth & death
- （英文） Globalization & the Myth of Killer Languages: What’s Really Going on?
- （英文） Wall Street Journal on language death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英文）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 Rights in the World: The current situ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