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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越南语：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V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大會代表全國𠞺次𠄼黨共產越南，简称越共五大）于1982年3月27日至31日在越南河内巴亭会堂召开，与会代表1176人代表着越南全国约173万名持有党员证的越共党员。大会原定在1981年年底举行，不过党内高层意见分歧、派系斗争等因素却令大会延迟召开。越南党和政府的领袖都在大会上提到干部年龄过高、贪污、不称职；经济、民生政策失败等问题，并对当中部分问题提出对策。在外交政策方面，五大的政治报告指出越南将继续奉行亲苏政策；虽然报告也指出越南有意与中国大陆修好，不过北京却认为报告也有其他内容有批评中国的意义。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一中全会当中，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黎德寿等人把武元甲大将和阮文灵等人逐出政治局，并把亲信引入政治局等党内机关，从而掌握相当的权力。

越南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越共党旗
越南共产党党旗
日期1982年3月27日至31日（5天）
地点 越南河内巴亭会堂
参与者1033位代表（包括越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结果选出越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筹备工作 编辑

按照原定计划，越共五大应在1981年年底召开，不过这次党代会却一再延期举行。越共中央曾在五大召开之前召开两次会期特别长的全体会议[1]。之所以五大要延期召开，是因为越共中央领袖意见分歧，而且党内也出现了派系内斗和腐败的现象。[1]党中央和越共全党为了筹备五大而耗费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越共各级组织在党代会召开之前都举行了代表大会，就五大政治报告的草案展开讨论。[2]

与会者 编辑

借由选举选出的越共五大代表共有1033人，他们代表了当时越共170万名党员。其他与会人士还包括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的老战士，以及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出席这次党代会的外国代表团共有47个，当中除了代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代表团，所有外国代表团都是由共产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派出的。与会的外国政党包括苏联共产党（苏共）、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革党）、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柬埔寨人革党）、法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2]

大会流程 编辑

开幕礼 编辑

越共五大最终于1982年3月27日在河内市巴亭会堂召开。越共五大主席团成员在当地时间当天早上9时就座，坐在他们旁边的是隶属于苏共、老挝人革党和柬埔寨人革党的外国代表[2]。接着，有一群戴着红领巾，隶属于胡志明少年先锋队的儿童向主席团成员和外国代表献花[3]。在越共中央第四届政治局当中排名第二的长征随后便向大会致开幕词[3]。长征先请与会代表和外国代表向胡志明、自越共四大以来逝世的越共中央委员和在解放、重建祖国的事业中身亡的普通党员和其他人士默哀一分钟[3]。然后他提到了越共五大的目标[4]：

“检讨由（越共）四大拟订的路线的实行情况，正确评价各项成就和缺点，洞察当前的经济、社会实况，分析胜利和困难的成因，拟订1981年－1985年时期和整个80年代关于经济、社会的主要方向、任务和目标，以及旨在发挥有利条件、克服困难、正确解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重大，迫切问题和关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燃眉之急、加强党建工作的重大主张和措施，引领我们人民的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相称的贡献。大会将对党章部分增补、修订处作出决定，并选举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长征在结束演讲时感谢各国友好政党出席越共五大，并于同时注重提到越共的革命特质[5]。

各项报告 编辑

接着演讲的是向越共五大宣读政治报告的党中央总书记黎笋[6]。在座代表都站起来向黎笋鼓掌，不过黎笋在宣读报告的时候却不时停顿[5]。

五大的政治报告是针对越共自四大以来所进行的工作所作出、措辞严厉的自我批评[6]。黎笋在政治报告中批评党内干部年纪偏高[6]，也表示党内有很多老干部对如何执行组织指派的工作没有深入的认识[6]。在提到党的经济管理政策的时候，他甚至要向党和国家由中央到基层的各级机关问责[6]。他向大会提出要在党内进行一次新的整肃运动，尽快把能力不足，自甘堕落，不能坚持革命素质，损害越共威信的人开除出党[7]。这次整肃运动的目标是把15至20万名党员开除出去[8]。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黎德寿也在向大会宣读的党建报告中提到打击干部贪污、不称职的现象，令越共得以革新的的需要[6]。

时任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向大会宣读的报告与越南经济形势和由越共四大通过的越南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实行情况如何有关。他在报告中承认二五计划实行失败[5]。二五计划原先的目标是要令越南由一个生产模式落后的经济体转变成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经济体（“社会主义大生产”预料会以轻工业和农业拓展为基础）[9]。二五计划第一阶段的计划提出要为越南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不过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而在计划实行期间，人民的生活条件实际上还倒退了[10]。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阮蓝曾在1980年12月向越南国会就二五计划的挫败作出报告[9]，而计划也已经在原定实行时期结束之前停止执行[9]。

黎笋把经济、民生政策的失败归咎于越南的“经济体一般来说仍然是小生产的经济体，而且还受到了持久战极其严重的后果冲击”的事实[9]。他在政治报告当中同意某些失败的成因是经济体系效率低下[9]。就此他向大会承认“我们党和国家由中央到基层的各级机关领导和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困难的成因[9]。”有鉴于这些错误，越共四届六中全会曾经颁布农业契约制度，把生产管理职能下放到地方，并实行计件工资制度，鼓励生产[9]。不过，这些改革却令通货膨胀现象加剧，令越南的经济更为疲弱[11]。

越共五大肯定了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关系，而黎笋也在大会上指出越南和柬埔寨、老挝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世代相传”的[12]。黎笋也在大会上肯定了越南和苏联之间的关系[11]，并指出：“与苏联团结、合作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12]他又提到苏越联盟是“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12]。”与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和应黎笋的看法，说“越南可以仰赖与苏联的团结关系和苏联的支持”[13]，不过另一方面他却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对越南为了抗衡中国而提出的主张和经济援助，以及越南即将推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绝口不提，而且还提到苏联要令越南合理运用既有生产力，并表示苏联向越南提供援助的条件会变得更苛刻[14]。此外，黎笋也在政治报告当中一边表示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关系，一边又表示越共要令人明白越南民族危险的直接敌人的侵略、破坏阴谋，还要挫败勾结美国、意图吞灭越南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势力[15]。《人民日报》认为黎笋上述的批评都是针对北京当局[16]。

一中全会 编辑

在越共五届一中全会中，黎笋、黎德寿派系决定了第五届越共中央、第五届书记处和第五届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也在这些机构当中安插自己的支持者，并借此掌握了相当的权力。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当中包括部分曾经和胡志明共事的温和派人士、被蔑称为毛主义者亲华派党员和长征的追随者。被罢黜的原政治局委员当中，以奠边府战役的越军指挥官武元甲最有名，有分析指出武元甲失势，与其说是象征一种意识形态倾向受挫，倒不如说是黎笋的劲敌受挫。阮维桢和黎清毅被逐出政治局，是因为他们立场温和（一说阮维桢去职是因为他健康欠佳[17]），而陈国环、黎文良和阮文灵被逐出政治局，则是因为他们向长征靠拢（一说阮文灵去职是因为保守的党政领袖认为他支持越南各地改革措施的行为越轨[18]）。黎笋和黎德寿安排了政府副总理杜梅、黎德英上将和童士元中将加入政治局，取代他们。另外，中组部长阮德心和外交部长阮基石加入政治局也令黎德寿的势力变得更强。自此黎笋、黎德寿派系便在第五届书记处当中占有绝对的多数优势[19]。

注脚 编辑

  1. ^ 1.0 1.1 Trung 1982，第236页.
  2. ^ 2.0 2.1 2.2 Staff writer 1982，第246页.
  3. ^ 3.0 3.1 3.2 Staff writer 1982，第247页.
  4. ^ Staff writer 1982，第247–248页.
  5. ^ 5.0 5.1 5.2 Staff writer 1982，第248页.
  6. ^ 6.0 6.1 6.2 6.3 6.4 6.5 Trung 1982，第239页.
  7. ^ Trung 1982，第239–240页.
  8. ^ Trung 1982，第240页.
  9. ^ 9.0 9.1 9.2 9.3 9.4 9.5 9.6 Trung 1982，第241页.
  10. ^ Trung 1982，第240–241页.
  11. ^ 11.0 11.1 Trung 1982，第242页.
  12. ^ 12.0 12.1 12.2 Trung 1982，第243页.
  13. ^ Trung 1982，第244页.
  14. ^ 参考消息 1982a.
  15. ^ ĐCSVN 1982.
  16. ^ 人民日报 1982.
  17. ^ 参考消息 1982b.
  18. ^ 张训常 1998.
  19. ^ Trung 1982，第237–238页.

参考资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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