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亲王奕𫍽喂鹿
背景
编辑在这张照片出现的前二十到三十年间,中国对于摄影技术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是可疑的西方发明。[6] 而此张照片则拍摄在摄影技术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并被宫廷所接受的年代。当时的清廷并不排斥这类新型的西方技术,达官贵人也乐于使用此类新式科技。[4]从遗留下来的梁时泰为奕𫍽在1888年前拍摄的大量生活照可看出中国对摄影技术由怀疑到接受的转变,足以证明当时摄影已演变成宫廷所认可的官方记录之艺术媒体。[6]
梁时泰是中国早期的人像摄影师,活跃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7]他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向欧洲人学得摄影技术后,[8]在香港的皇后大道发迹,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此后转到上海、天津等地继续开设照相馆。于光绪初年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照相馆。[9]在19世纪80年代为清朝王室大臣拍摄了大量的人像照片,[10]活跃于宫廷内,为从事人物、新闻摄影的中国摄影先驱之一。[11]梁时泰精于摄影术,擅长迎合中国人的欣赏心理,为不少朝廷显要拍摄过照片。[12]1885年拍摄奕𫍽在天津检阅海军后,梁时泰便经常受奕𫍽的邀约前去为其拍照,为奕𫍽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照。[12]
照片特色
编辑肖像照《醇亲王奕𫍽喂鹿》中的奕𫍽穿着一身白色袍服的文人装扮,手上挥舞著松枝,站在一只梅花鹿旁边摆姿拍照。[4]照片两侧盖有闲章二方,一为“皇七子和硕醇亲王渤澥乘风”,一为“东朝御赐思合符契”。[13]在奕𫍽的造型方面具有象征性元素,特别运用了菁英文人学士肖像构图,借由文人学士模样的装扮把奕𫍽装扮成闲暇学士。在道具方面,奕𫍽手上的松枝和身旁的梅花鹿象征吉祥长寿的寓意,具有象征或尊崇的功能,也加强了照片的效果。[14]照片两侧的印章则特别大且一反常态的选用了白色,这样的装饰形式与中国传统的“行乐图”类似,表达糅合了摄影与传统书画的崭新构图手法。如此遵循中国肖像画的规范,说明当时的人像摄影还是会刻意顺应传统的表现形式。根据学者郭杰伟和范德珍的说法可知此照片的拍摄动机并不明确,但梁时泰在为奕𫍽拍摄此照片时似乎已对构图的所有细节都作了相对应的设想。如此满身斑点的梅花鹿与奕𫍽的白袍和印章的装饰图案相映成趣,成就一张经典的黑白摄影佳作。[15]
参考资料
编辑- ^ 刘瑞琪主编,《近代肖像意义的论辩》(台北市: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371。
- ^ 郭杰伟(Jeffrey W.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编著,《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Through a Foreign Glas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hotography in Late Qing China),叶娃译(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页35。
- ^ 刘北汜,徐启宪主编,《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北京市:紫禁城出版社,1995),页50。
- ^ 4.0 4.1 4.2 郭杰伟,范德珍编著,《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叶娃译,页34。
- ^ 郭杰伟,范德珍编著,《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叶娃译,页45。
- ^ 6.0 6.1 郭杰伟,范德珍编著,《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叶娃译,页33。
- ^ 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北京市: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页100。
- ^ 罗澍伟编著,《引领近代文明: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市: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页108。
- ^ 韩丛耀,赵迎新编著,《中国影像史 第二卷(1839-1900)》(北京市: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页271。
- ^ 《摄影大辞典》编委会编著,《摄影大辞典》(杭州市: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页685。
- ^ 韩丛耀,赵迎新编著,《中国影像史 第二卷(1839-1900)》,页271-272。
- ^ 12.0 12.1 罗澍伟编著,《引领近代文明:百年中国看天津》,页109。
- ^ 李伯钦,郑连杰主编,《中国传世摄影 第1辑 1852-1949 第3册》(长春市: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页5。
- ^ 刘瑞琪主编,《近代肖像意义的论辩》,页372。
- ^ 韩丛耀,赵迎新编著,《中国影像史 第二卷(1839-1900)》,页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