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会事件

(重定向自金钱会

金钱会事件,又称金钱会起义金钱会之乱,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金钱会为首的乡勇在浙闽边境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的起因是乡绅陈安澜与牙户李子荣之间的个人恩怨,后来演变为金钱会与地方团练白布团之间的冲突,最后金钱会攻下福鼎、平阳,攻打温州,并围困瑞安城,浙闽总督庆端后派军于同治元年平定了这一冲突。

金钱会时间

平阳县博物馆藏“金钱义记”铜钱,金钱会成员的的信物
地点
浙江省平阳县、瑞安县、永嘉县
福建省福鼎县
结果 金钱会遭到官兵与士绅镇压
指挥官与领导者
赵启 孙锵鸣

背景

编辑

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就金钱会事件所上的奏折中称“(浙江)民与兵勇仇,绅与官吏仇;久且民与民仇,而械斗之患起;绅与绅仇,而倾轧之气生”,实际上可以说是当时温州社会矛盾的概括,可见在金钱会事件背后的温州地方军民、官绅、宗族乃至于士绅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

首先是士绅内部的尖锐矛盾,首先是由捐纳引起。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统治区域日益减少,为了筹措军费大力推行捐纳,咸丰四年(1854年)浙江巡抚黄宗汉曾下令“令各殷户赶紧捐纳,否则动用大签,拘提如重犯”,而当时征收捐纳的主要是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则深受捐纳毒害。例如瑞安三都富户沙渎陈家曾向局绅孙锵鸣认捐192千,但因为拖延缴纳、到期缺额被孙锵鸣票付县令,最终被县令要求缴纳1000千的巨款。此外“胥吏、地保、土豪交结夤缘,托官势暗中讹诈”,以至于“十亩、廿亩人家亦被胁取”。时值“岁饥、钱荒”,为横征暴敛所逼迫的富人也不得不贱卖土地、借贷周转,压力自然也传递到了农民身上。[2]:73

随着太平天国战争形势恶化,清政府下令在各地兴办团练,具有功名的名门望族在兴办团练上具有优势,但中下层士绅虽然无力独力承当团练,但为了对抗上层士绅,往往会寻求会党的庇护与合作,乃至于亲自参与其中。例如,咸丰四年(1855年)乐清翟振汉事件中“贡、廪、生、监、书、差、兵、役居其(叛军)大半”。金钱会事件中的蔡华也是这样的中下层士绅,他在后成为仅次于金钱会领袖赵起的二号人物,并且在孙锵鸣围剿金钱会的活动中平阳当地的士绅也一直请求调停,以此保全金钱会。大族与会党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团练的主导权,而且还有实实在在团费利益,在这一方面金钱会与瑞安孙氏在摊派团费上手法如出一辙,可见一斑。[3][4]

过程

编辑
 
金钱会起义遗址钱仓镇灵顺庙(北山庙)

早期金钱会

编辑

赵起(一作赵启),平阳县江西垟夏姑桥(今属萧江镇)人。赵起年幼丧母,从小寄养在夏姑桥,住在夏姑桥边,因此被人称作“桥底起”,与项阿右(化名谢公达)、胡盛槐同游。成年后先是在小南垟钱仓镇(今属鳌江镇)做脚夫,“年三十余,设饭铺于其乡,善技击,结交皆拳勇辈,遇贫乏则赠以资,以是名震江南北,渐至闽疆,亡命之往依者众,人皆称’赵大哥”。除了从小长大的兄弟,赵起结交的好友还有有自少从游的“有胆力,平时喜读英雄书传”的造像工匠缪元、“以妖术教人吃菜”而被官府悬赏的周荣、逃跑的充军罪犯孟州、江湖郎中朱秀三、铜匠王秀金等等。咸丰八年(1858年)春,时值太平军石达开部入浙,周荣、缪元、朱秀三、谢公达、张元、孔广珍、刘汝凤八人在荆溪山赞啸霞寺聚义,仿效天地会,铸“金钱义记”铭文花钱为信物。孙衣言称赵起之所以改行开饭铺,就是为了接待他的结义兄弟。是年(1858年)九月廿一,赵起兄弟八人又在钱仓山北山庙召集拳勇,向神像盟誓结义,并宣布了组织会规,金钱会由此正式成立。[5][6][7]

根据刘祝封《钱匪纪略》的记载,赵起担忧“如今发逆(太平军)遍江浙,倘有分离日,当以何物做凭”,求卜于神明,最后得到的兆祥即金钱,所以他将“金钱”作为信物,“金钱会”则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组织的名字。根据孙衣言《会匪纪略》的记载,周荣在青田县传播“妖术”时“入其教者,出钱二百五十,投沸汤中煮,焚以符咒,取汤饮之,刀棒不能伤,谓之‘铜钱壮’”。罗士杰指出,这种铜钱不仅具有信物意义,还具有宗教意义,“金钱会”的名字很可能与“铜钱壮”的宗教仪式有关。温州在宋元本就流行明教,在后来逐渐演变为斋教,乾隆年间福建叛乱的老官斋教即从温州传入。金钱会在成立之初就出现了分裂,主要是铜匠王秀金因私铸金钱收益颇丰,绕过兄弟独占瑞安、平阳沿海的“生意”,导致了赵起等人与之决裂。咸丰十年(1860年)冬,王秀金一系的人因罪当斩,当地风言王秀金准备劫法场,刚刚上任的平阳县官翟惟却束手无策。时任平阳县钱仓汛外委、金钱会头目之一的朱鸣邦则动员会众到县城助威,打压王秀金的势力。事后翟惟犒赏金钱会,将以金乡、钱仓地名名其为“金钱义团”,还与金钱会众在平阳城墙上当众祭旗,民众以为官府支持金钱会,于是纷纷加入金钱会,争抢“金钱义记”铜钱,金钱会从此横行平阳。[8]

林垟起事

编辑
 
金钱会起义军攻打瑞安指挥部旧址——隆山宫

相互报复

编辑

政府镇压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1. ^ 李世众. 19世纪中叶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透视金钱会事件所见.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37–199. ISBN 7-208-06468-7. 
  2. ^ 胡珠生. 温州近代史.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978-7-205-04816-7. 
  3. ^ 李世众. 19世纪中叶士绅阶层的分裂——以温州社会为考察中心. 历史教学问题. 2004, (6). 
  4. ^ 周育民. 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 (5). 
  5. ^ 陈崇华. 金钱会八首领结盟故址考. 新平阳. 2012-07-03 [2023-07-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7-04). 
  6. ^ 胡进士; 王秀华. 金钱会和江西垟. 新平阳. 2021-01-08 [2023-07-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7-04). 
  7. ^ 马允伦. 太平天国时期浙南金钱会起义. 浙江学刊. 1985, (3). 
  8. ^ 罗士杰. 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 (PDF).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2, (75): 159-202 [2023-07-04]. doi:10.6353/BIMHAS.201203.016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