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會事件,又稱金錢會起義金錢會之亂,是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以金錢會為首的鄉勇在浙閩邊境發起的武裝衝突。事件的起因是鄉紳陳安瀾與牙戶李子榮之間的個人恩怨,後來演變為金錢會與地方團練白布團之間的衝突,最後金錢會攻下福鼎、平陽,攻打溫州,並圍困瑞安城,浙閩總督慶端後派軍於同治元年平定了這一衝突。

金錢會時間

平陽縣博物館藏「金錢義記」銅錢,金錢會成員的的信物
地點
浙江省平陽縣、瑞安縣、永嘉縣
福建省福鼎縣
結果 金錢會遭到官兵與士紳鎮壓
指揮官與領導者
趙啟 孫鏘鳴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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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就金錢會事件所上的奏摺中稱「(浙江)民與兵勇仇,紳與官吏仇;久且民與民仇,而械鬥之患起;紳與紳仇,而傾軋之氣生」,實際上可以說是當時溫州社會矛盾的概括,可見在金錢會事件背後的溫州地方軍民、官紳、宗族乃至於士紳內部都存在着尖銳的矛盾。[1]

首先是士紳內部的尖銳矛盾,首先是由捐納引起。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之後,清政府統治區域日益減少,為了籌措軍費大力推行捐納,咸豐四年(1854年)浙江巡撫黃宗漢曾下令「令各殷戶趕緊捐納,否則動用大簽,拘提如重犯」,而當時徵收捐納的主要是上層士紳,中下層士紳則深受捐納毒害。例如瑞安三都富戶沙瀆陳家曾向局紳孫鏘鳴認捐192千,但因為拖延繳納、到期缺額被孫鏘鳴票付縣令,最終被縣令要求繳納1000千的巨款。此外「胥吏、地保、土豪交結夤緣,托官勢暗中訛詐」,以至於「十畝、廿畝人家亦被脅取」。時值「歲飢、錢荒」,為橫徵暴斂所逼迫的富人也不得不賤賣土地、借貸周轉,壓力自然也傳遞到了農民身上。[2]:73

隨着太平天國戰爭形勢惡化,清政府下令在各地興辦團練,具有功名的名門望族在興辦團練上具有優勢,但中下層士紳雖然無力獨力承當團練,但為了對抗上層士紳,往往會尋求會黨的庇護與合作,乃至於親自參與其中。例如,咸豐四年(1855年)樂清翟振漢事件中「貢、廩、生、監、書、差、兵、役居其(叛軍)大半」。金錢會事件中的蔡華也是這樣的中下層士紳,他在後成為僅次於金錢會領袖趙起的二號人物,並且在孫鏘鳴圍剿金錢會的活動中平陽當地的士紳也一直請求調停,以此保全金錢會。大族與會黨之間爭奪的不僅是團練的主導權,而且還有實實在在團費利益,在這一方面金錢會與瑞安孫氏在攤派團費上手法如出一轍,可見一斑。[3][4]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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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會起義遺址錢倉鎮靈順廟(北山廟)

早期金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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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起(一作趙啟),平陽縣江西垟夏姑橋(今屬蕭江鎮)人。趙起年幼喪母,從小寄養在夏姑橋,住在夏姑橋邊,因此被人稱作「橋底起」,與項阿右(化名謝公達)、胡盛槐同游。成年後先是在小南垟錢倉鎮(今屬鰲江鎮)做腳夫,「年三十餘,設飯鋪於其鄉,善技擊,結交皆拳勇輩,遇貧乏則贈以資,以是名震江南北,漸至閩疆,亡命之往依者眾,人皆稱』趙大哥」。除了從小長大的兄弟,趙起結交的好友還有有自少從游的「有膽力,平時喜讀英雄書傳」的造像工匠繆元、「以妖術教人吃菜」而被官府懸賞的周榮、逃跑的充軍罪犯孟州、江湖郎中朱秀三、銅匠王秀金等等。咸豐八年(1858年)春,時值太平軍石達開部入浙,周榮、繆元、朱秀三、謝公達、張元、孔廣珍、劉汝鳳八人在荊溪山贊嘯霞寺聚義,仿效天地會,鑄「金錢義記」銘文花錢為信物。孫衣言稱趙起之所以改行開飯鋪,就是為了接待他的結義兄弟。是年(1858年)九月廿一,趙起兄弟八人又在錢倉山北山廟召集拳勇,向神像盟誓結義,並宣布了組織會規,金錢會由此正式成立。[5][6][7]

根據劉祝封《錢匪紀略》的記載,趙起擔憂「如今髮逆(太平軍)遍江浙,倘有分離日,當以何物做憑」,求卜於神明,最後得到的兆祥即金錢,所以他將「金錢」作為信物,「金錢會」則在機緣巧合下成為了組織的名字。根據孫衣言《會匪紀略》的記載,周榮在青田縣傳播「妖術」時「入其教者,出錢二百五十,投沸湯中煮,焚以符咒,取湯飲之,刀棒不能傷,謂之『銅錢壯』」。羅士傑指出,這種銅錢不僅具有信物意義,還具有宗教意義,「金錢會」的名字很可能與「銅錢壯」的宗教儀式有關。溫州在宋元本就流行明教,在後來逐漸演變為齋教,乾隆年間福建叛亂的老官齋教即從溫州傳入。金錢會在成立之初就出現了分裂,主要是銅匠王秀金因私鑄金錢收益頗豐,繞過兄弟獨占瑞安、平陽沿海的「生意」,導致了趙起等人與之決裂。咸豐十年(1860年)冬,王秀金一系的人因罪當斬,當地風言王秀金準備劫法場,剛剛上任的平陽縣官翟惟卻束手無策。時任平陽縣錢倉汛外委、金錢會頭目之一的朱鳴邦則動員會眾到縣城助威,打壓王秀金的勢力。事後翟惟犒賞金錢會,將以金鄉、錢倉地名名其為「金錢義團」,還與金錢會眾在平陽城牆上當眾祭旗,民眾以為官府支持金錢會,於是紛紛加入金錢會,爭搶「金錢義記」銅錢,金錢會從此橫行平陽。[8]

林垟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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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會起義軍攻打瑞安指揮部舊址——隆山宮

相互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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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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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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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李世眾. 19世纪中叶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透视金钱会事件所见.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37–199. ISBN 7-208-06468-7. 
  2. ^ 胡珠生. 温州近代史.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978-7-205-04816-7. 
  3. ^ 李世眾. 19世纪中叶士绅阶层的分裂——以温州社会为考察中心. 歷史教學問題. 2004, (6). 
  4. ^ 周育民. 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 49 (5). 
  5. ^ 陳崇華. 金钱会八首领结盟故址考. 新平陽. 2012-07-03 [2023-07-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7-04). 
  6. ^ 胡進士; 王秀華. 金钱会和江西垟. 新平陽. 2021-01-08 [2023-07-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7-04). 
  7. ^ 馬允倫. 太平天国时期浙南金钱会起义. 浙江學刊. 1985, (3). 
  8. ^ 羅士傑. 地方宗教傳統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件(1850-1862) (PDF).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12, (75): 159-202 [2023-07-04]. doi:10.6353/BIMHAS.201203.016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3-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