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Ghren/笔记11
内容大要 编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箸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虽然文体体裁虽然有常规的，但是文辞和文情的变化是无穷的[i]。无论是诗歌、辞赋、书札、奏记也好[ii]，其创作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历代承袭。“文辞气力”[iii]要“通变”才可以流传下去，说明“通变”是不固定的。“名”和“理”[iv]规格是有一定的，故此要参考古人的作品。“通变”的方式是无限的，需要在创新的作品中吸取经验。按照这些方法，就能不停写出文章，在文坛上如鱼得水。然而井绳太短的人就会喝不了水，走得累的人就会半途而废，写不出好文章的人，只不过是不会“通变之术”，而不是写作方法的有限。因此，讨论作文章的方法就像是种植花草，虽植物都会依附着泥士，但是吸收阳光的不同会引起品种之间的相异。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在过去九个朝代的作品，是合乎创作的法则的[v]。他认为，黄帝时的《断竹》行文朴实，尧虞的《在昔》[vi]一曲有所发展，而虞舜的《卿云歌》更有文采。接着夏朝的“雕墙”更为繁富，商周的诗歌则更为华丽。但是，本则上他们抒情言志的方式是一致的。相反，楚骚模仿周朝文章，然后汉朝的赋和颂都模仿楚国的作品，魏国的作品由慕效汉代，魏国的作品被晋朝人所参考。究其原因，黄帝和唐尧年代的作品淳厚而质朴，虞舜和夏朝的作品质朴而典雅、楚国和汉朝的作品铺张而艳丽、刘宋初年的作品讹滥而新奇。由质朴到新奇，这是为什么？祟尚时尚而疏忽了古典的作品，于是感染力不强，而文气衰弱[vii][viii]。现在一些有才学的文人虽然努力写作，但是大多忽略了汉代的作品[ix]，而参考刘宋的作品。即使是博览古今作品也好，只重视后代文章而忽视了古人的话，就像青出于蓝一样青色虽出于蓝草，但是青色却缺乏再变化的能力了。桓谭说：“我见新进作家的文章，美丽而没有文采；我见了刘向扬雄的文章，经常都有得益。”这句话说得甚有道理。提练青色濯取必定要依靠青草；濯取红色必定要依靠茜草，要纠正文章的讹误、浅薄之处，依然要在经典中学习。只要可以在朴素和文采之间取得平衡，在雅俗之间调整，这些人便是理解“通变”了。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夸张的描写手法，到汉朝初期已经到达极点了[x]。在此之后，循环因袭，即使有高飞出旧的范围也好，结果都落入先人的牢笼中。枚乘的《七发》说：“遥望东海，与苍天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望起来望不了尽头，看起来看不了边际，太阳从东方的水中升起，明月从西边的高山出现”。马融的《广成颂》：“天地相连，本来没有边际，太阳出于东方，月亮出于西出”。扬雄的《羽猎赋》：“太阳月亮升起又落下，天地融合为一”。张衡的《西京赋》：“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升起落下，就像是扶桑和濛汜一样”。这些夸张描写景物的手法，五位作家其实都差不多，是互相相乘的，既有继承也有革新，这才是“通变”的正确方法。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迺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因此，在写作文章的时候应候，应该注意这数个方面。写作时应该先广泛阅读书籍并找寻要领，融会贯通，找寻自己的文风。并以自己的真实情感以“会通”，并从自己的气质进行适应变革，而不应该局限于偏激的看法。刘勰又再以名家以夸张法描写事物作为例子。
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可[xi]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文末最后又留下赞（评论），认为写作的法则是每天不停变化的。变化才可以持久，继承才不会缺乏。应该果断地适应时代变化，同时应该抓着机会，看准现今文坛风气创出优秀作品[xii]，同时参考古人的文章来定立写作法则。[c][d][e][f]
- ^ 1.0 1.1 1.2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張燈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鳥瞰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3.0 3.1 3.2 3.3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解-周振甫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4.0 4.1 4.2 4.3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解-戚良德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5.0 5.1 5.2 5.3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解-郭晉稀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6.0 6.1 6.2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詹鍈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童慶炳-文集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何懿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9.0 9.1 9.2 引证错误：没有为名为
李曰剛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 ^ 张灯作，“只要设立也即形成了的一定文体，那末它的体裁格式总是恒常有规的；灵活多变的文章，其写法则又是无定规定格的”，认为现行的多数译法没有将“设”和“变”译出，并不妥[a]:717。龚菱在《文心雕龙研究》认为指的是“情志、事义、辞采、宫商”四者是不变的，但是没有说明理由。[b]:96
- ^ 周振甫、杨明照认为是实指〈明诗〉、〈诠赋〉、〈书记〉三个章节，因为第六至第二十五段都是研究“文体”，所以以此包括之。整句“凡诗赋书记”至“此有常之体也”他解作“所有文体从《明诗》、《诠赋》直至《书记》，它们的名称和创作规格是有所继承的”，而詹锳、郭晋稀则认为就是实指诗赋书记这些文体。[c][d][e][f]
- ^ 周作“文辞的气势和力量”[c]、郭作“文辞和文情”[e]、戚作“思想和感情”[d]，石家宜认为“文辞气力”就是指“文辞”本身[1]。童庆炳认为“文辞”指的是“文化的内涵”，而“气力”指是“生命的颤动和心灵的力量”[g]。
- ^ “名理相因”一句诸家都有所争议。涂光社认为是“名即体之名，理指称名列类之所然。”[2]；寇效信认为名是文体的名称，理指的文体的写作原则和规律[2]；郭晋稀认为是“体裁”和“体要”[e]；戚良德作“名称和写作之理”[d]。周振甫作“名称和创作规格”。金民那认为各家说法大致相通，指的是文体的特质和创作规范。[2]殷守艳认为，各家的看法只是在“名”和“因”两者是相同的，“名”指的是文体的名称，“因”指的是“因袭、继承”。[3] 但是也有学者有其他看法。吴林柏在《文心雕龙义疏》中认为按《广雅》“名，成也”和《汉书·武帝记》“理，法也”的注译认为“名理相因”指的是继承旧有法规，世代相传。殷守艳认为这个理解不当，因为文心全书“名”字没有一例作“成也”的僻义，而且“名，成也”指是动词“形成”而不是指“旧”，而“旧”的理解是辗转为释所得的。 [3]
- ^ “志合文别”一句，元刻本作“文财”，许无念校作“文则”，刘永济作“文别”。[f]:1084-1085按“文别”说，即指“各有分别的”。锤子翱和黄安帧进一步解释，“‘志合’就是‘通’，‘文别’就是“变’[h]:127[c]。魏雪冰认为，以“文则”说而言，即指在“宗经”的前提下达至文质彬彬的状态。[4]
- ^ 李曰刚、郭晋稀认为应该是“载蜡”，指的是“始为蜡祭”的意思[i]:1374。黄侃在《札记》中认为上下文的“断竹”、“雕墙”都是歌曲中的一些词组，但是只有“在昔”不是，指可能是《礼记》中伊耆氏蜡词。但是范文澜则认为可能是刘勰当时有这首歌（，只是现今不存）[i]:1376。
- ^ “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一句各家有所不同。范文澜以说文“澹，水摇也”将弥澹考作“弥淡”，周振甫也从之[1]
- ^ 本来应该作“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但是在句中不可解，因此大多版本都校作“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周振甫作“风昧”，而杨明照作将味作“末”解。张灯指解作“味”的方法不当，“味”和“末”之间两者的读者不像，而字形也不相似，而且虽然〈封禅〉中有“风末力寡”一句，但是通变描述的是文风变迁，而不是论述文体兴衰，两者并不相同。他指当时六朝的新奇文风不是即将消亡的文风，而是相当得到大众支持，难以想像刘勰会以“风末”来形容它。他认为“风昧”说指“文章神气的暗昧无力”。[a]:720-722
- ^ 刘陵认为此处的“多略汉篇”解作“忽略”的意思并不当，认为前文所提及“楚汉侈而艳”是负面的，以此看来前后观点相右，因此应该指“经略”、“归取”的意思。即“多略汉篇”意指的是时人过于汉重汉文。[5]
- ^ 张灯认为将“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译作“极点”不合史实，而且和刘勰其他言辞不合。他指，汉初的辞赋家有如凤毛麟角，而真正汉赋繁盛的时代应该是汉武帝时期，但当时己经不是汉初。而且他在〈诠赋〉中也没有将汉赋看作是汉赋形成的时代，并不合。他认为“极”应该指的是“标准”，意指“汉代初年就有了大体的规范”。[a]:722-723
- ^ 一作“其”、一作“堪”、一作“可”。[i]
- ^ 殷守艳指出，文心雕龙注家中，四十多家的注本的大意都相同，将“制奇”一字理解为“出奇制胜”意。但是她认为“出奇制胜”的“制胜”按《汉语大辞典》认为应该是是制止胜利的意思，而且刘勰在其他篇章的“奇”字意思大意都是贬义，认为此处不太可能是褒义，认为应该作“制止文坛上的新奇文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