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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或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3年至1956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的改造，主要包括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称为“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服务。

河北遵化西铺村的建明社在庆祝集体化十周年，1962年[1]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展示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方面）在中国基本建立。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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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仿照苏联建立合作社。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在全中国普遍建立和发展“初级社”；[2]1955年中，中共党内对于推动合作化的速度应该减缓还是加速出现分歧，最后实行了毛泽东加速推动的政策[3][4][5]；第三个阶段是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也是推动农业合作化最快的时期。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2]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6]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中共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6]“和平赎买”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界，经历了从“四马分肥”到“定期定息”的阶段。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将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照“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进行分配，其中“资方的股息红利”在整个利润中占1/4左右。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赎买采取定期定息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均为年息五厘；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可以超过五厘；已经采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如果年息不到五厘，要提高到五厘；息率已超过五厘的，不予降低。[7]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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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循化事件

1955年起，中国大陆各地开始出现农民和手工业者要求“退社”（退出农业或手工业合作社），仅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8][9]。1956-1957年，退社运动达到高峰、规模极大，比如辽宁省凤城、昌图等9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余户、已退社的有4000余户，而江苏省有闹退社现象的合作社，新沂县占43%、铜山县郑集区为50%、沭阳县为57.5%[9][10]。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武装暴动，参与人数最多者达数千到10万人不等[8]。其中，“统购统销”、“合作化”等政策是农民暴动的直接原因，而绝大多数暴动已经有纲领、有组织、有武装，以反抗中共基层干部的残酷吏治为直接动因，进而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长远诉求，但很快被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8]。民众对合作社不满的直接原因，一是高级社没有实现让入社农民增加收入的承诺、相反许多地区减少了收入；二是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自由，既不能向外流动，搞副业也受到限制；三是干部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包括任意处分社员甚至随意捆绑吊打社员，等等[10][11]。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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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西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削弱了农民的生产动力；农村官僚管理与非市场方法扭曲了资源分配，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追求粮食自给自足阻碍了农村走向分工与互相交换。最重要的是，农业在全国的投资中比重偏低。[12]

林毅夫以博弈论分析，认为农业合作化于1958年秋从自愿变成强制，原先的重复博弈变成单次博弈，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农业产量下降。[13]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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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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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唐山印记｜老照片中的记忆：1962年的唐山市遵化西铺村. 唐山市图书馆. 2021-01-12 [2022-05-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8）. 
  2. ^ 2.0 2.1 農業合作化運動. 新华网. [2015-05-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06）. 
  3. ^ David Curtis Wright. The History of China: Second Edition. ABC-CLIO. 18 May 2011: 153. ISBN 978-0-313-37749-5. 
  4. ^ J. Barton Star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ts Birth, Growth, and Influence in Asi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 September 1988: 213. ISBN 978-962-209-201-3. 
  5. ^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人民网. 1955-10-04 [2015-05-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8-19）. 
  6. ^ 6.0 6.1 三大改造完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22-05-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8）. 
  7. ^ 新中国历史上的“和平赎买”.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失效链接]
  8. ^ 8.0 8.1 8.2 宋永毅. 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 香港中文大学. 2012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03） （中文）. 
  9. ^ 9.0 9.1 沈志华. 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上）. 凤凰网. 2009-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2-15） （中文）. 
  10. ^ 10.0 10.1 罗平汉. 1956—1957年农民闹社闹粮事件（选自《党史文苑》）. 人民网. 2015-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7） （中文）. 
  11. ^ 肖冬连. 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从历史视角看农村改革的全局意义. 爱思想. 2008-1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07） （中文）. 
  12. ^ Y. Y. 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 January 2008: 116 [2014-04-02]. ISBN 978-1-84844-14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4）. 
  13. ^ Justin Yifu 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c 1990, 98 (6): 1228–1230 [2015-05-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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