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城墙
上海县城墙是明朝嘉靖年间为抵御倭患护卫上海县治而兴建的城池,旧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九月,利用倭寇暂时退去的间隙,上海县民集资、捐地并担石运土,利用三个月时间修建完毕。上海县城墙周长9里,高二丈四尺,并有长1620丈、宽6丈、深一丈七尺的城濠。城墙辟门六座,并设有水门三座。上海开埠后,因城墙对内外交通的不便,一度引发县内民众的争议,后采取增辟城门的方式解决。民国元年(1912年),在当时自治人士的建议下,最终上海地方机构同意拆城,并将基址改筑为中华路和法华民国路(今人民路)。目前仅余大境阁与露香园路两段残留城墙,其中大境阁段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2]。
上海古城墙和大境道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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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 |
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 |
分类 | 古建筑 |
时代 | 明、清 |
编号 | 3-6 |
认定时间 | 1984年5月4日 |
历史
编辑筑城以前
编辑蒙古侵亡南宋后,为防范江南地区汉人的反抗,毁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城垣,因而即使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设置上海县时,并未兴筑城池[3]。明朝继起后复筑了宋代城池,但上海由于本无城池,外加民众由于长期从事海洋贸易,多有习武,因而也未兴建城墙[4]。
筑城
编辑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患进一步加剧,四月[5]、五月[6]间,由于缺乏有效屏障,倭寇多次侵入县内。尤以五月这次最甚,直接导致知县喻显科逃走,县丞宋鳌和指挥武尚文战死,倭寇驻扎七日后焚毁大量官舍民居后撤退[6]。基于此种情况,身为本籍人士的光禄寺少卿顾从礼疏请兴建城墙以抵御倭寇,最终松江知府方廉同意筑城[7]。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利用倭寇退却的契机,工程开工。为抢在倭寇再犯前完成,工程采用版筑法夯筑[8]。此外,民众也踊跃参与,例如倡议筑城的顾从礼捐粟四千石用于建造朝阳门。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银两千两,并且因城墙穿越所持地产,更毁屋让出地基。博士王相尧也将地产捐出以供筑城。普通民众也担土运石,日夜抢筑,最终于当年腊月完成兴筑。新筑的城墙周长9里,高一丈五尺,同时开辟六座城门,分别为朝宗门、宝带门、 晏海门、仪凤门、跨龙门和朝阳门。民众依其方位俗称为大东门、小东门、北门、西门、大南门和小南门[3]。同时在宝带门、朝宗门和仪凤门设置水门,以便方浜和肇嘉浜的流通。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倭寇再度来袭,依赖城墙固守的按察司佥事董邦政最终成功抵御[9]。两年后,倭寇再度围城,但仍无法攻破[10]。
新修设施
编辑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同知罗拱辰自朝宗门和宝带门开始于城门处修建敌楼,同时增设箭台,加宽城墙,并在东、北两方要害处增高城墙,修筑高台。后将本次修筑的三座高台命名为万军台、制胜台和振武台[11]。倭患稳定后,将位于顺济庙北的丹凤楼迁建于万军台上,此外于另两座高台上增筑了观音阁和真武庙。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奉巡抚赵光怀之令,知县许汝魁加高城墙五尺,同时于朝阳门侧新辟水门一座,以沟通40余年前修建城墙而被断绝内外的薛家浜。此后继任的知县徐可求、刘一爌对自大南门迆东至北门一侧,改以巨石垒筑以替换原版筑城墙,以防倾塌[12]。万历四十六年,知县吕浚又有将城墙增高了五分之一,并建川廊八十间。万历年间又于西门北侧的箭台上建楼阁供奉关帝,即现存的大境阁[12]。
修补改建
编辑康熙十九年(1680年),暴风雨毁坏大南门城垣,知县史彩进行修补。乾隆十八年(1753年),知县李希舜疏浚城濠,使舟楫得以同行[13]。此后,城墙又多次坍塌,但多得到修复。道光元年(1821年),时任上海道台的龚丽正倡议重修城墙,并最终于西门增建箭台一座。道光十九年(1839年)因广东中英摩擦的加剧,又进行了重修。1853年,上海道台吴健彰对城墙附属的防御设施进行了修葺,但随即被小刀会利用上海官员在文庙丁祭之时占领县城,吴健彰被擒,署理知县袁祖德死难。两年后,清军联合法军对上海县城发动进攻,法军动用炮火轰塌北城墙一部分。收复县城后一度将该缺口予以填补,直至1860年该缺口被重新打开,以便于清军进出以抵抗太平军东进。1866年,由潮州商人郭学玩出资8700多两白银,将该缺口改建为城门,并请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命名该门。李鸿章借鉴韩愈诗词“挽狂澜障百川”,将之命名为障川门[14]。因位于北城墙上,同时较北门为新,故俗称“新北门”。
保留、拆除与现状
编辑随著上海开埠,先后辟筑了英租界(后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使得原先县城以北逐渐成为繁荣的新市区,且面积远较县城广大。而县城经过几次战火,外加缺乏现代市政改造,护城河又逐渐淤塞,使得上海县民众对城墙逐渐有所不满。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以士绅姚文枬为首的等人向时任上海道的袁树勋提议,因城垣的阻碍,使得城内发展渐趋落后,因而建议拆除城墙。但由于当时呼吁保留的势力仍较强大,加之城墙为国防设施,其兴建与拆除均需呈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首肯,但两江总督极力反对。在此情况下,时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总董李平书居间调停,采取改良方案,即增设城门以利交通,并对其他城墙予以保留。最终于宣统元年(1909年)增开福佑门、尚文门和拱辰门,依据方位和原有城门,民众俗称其为新东门、小西门和小北门。此外,对小东门、小南门和老北门进行了加高增筑[15]。
两年后,上海光复,革命党人建立沪军都督府,总管城厢内外军事与政治事务。李平书被任命为上海民政总长。姚文枬等人上书李平书,再次要求拆城,以振兴商业。[16]此次提案得到李平书和沪军都督的支持。[17]在其努力下,最终于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成立城濠事务所,市政厅决定先从大东门、水关桥西南至救火联合会一段城墙拆起,其余次第动工,不过一月,三面城墙皆已拆尽。经过两年最终于民国三年(1914年)完成拆除工作[18]。原有的城墙填平了濠沟,修筑为马路,其南段称为“中华路”,北段因与法租界相邻,在租界当局影响下,称为“法华民国路”。但城濠事务所所在的大境阁,因临近工程结束且供奉关帝得以幸存至今[19][20]。2005年因动迁,于露香园路发现被民居包裹的一段城墙,目前分地面及地下两段保存[21]。
城门及城濠
编辑城门
编辑至拆城前,上海县城共有城门十座、水门四座。最初城门有启闭时间,夜晚6点以后城门即行关闭。闭门后若要进出需持官方发给的“对牌照会”,否则偷行出城将被枷示。后来随着开埠,闭门时间越来越晚,最终成为拆城的主要理由之一[22]。
原有城门
编辑朝宗门,俗称大东门,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与城墙同时修筑,旧址位于今中华路、复兴东路路口西侧。同时在其南侧的肇嘉浜上设有水门一座,便于水道与黄浦江相同,水门与城门同时竣工和拆除[23]。
宝带门,俗称小东门,于嘉靖三十二年和城墙同时修筑,旧址位于今人民路、方浜中路口西侧。因陆深夫人梅氏捐银捐地修筑而成,故又称夫人门。宣统二年(1910年)进行改建,民国元年拆除。其南侧方浜上同时兴筑水门一座,同时拆除。
跨龙门,嘉靖三十二年与城墙同时筑成,位于今中华路、光启南路口北侧。因位于县城正南方,因此俗称大南门,民国元年拆除。
朝阳门,嘉靖三十二年与城墙同筑,位于今中华路、黄家路路口北侧,较之大南门俗称小南门。首倡筑城的顾从礼出资捐建。在其北侧的中华路、乔家路路口设有水门一座,原为薛家浜故道,筑城时被切断。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新筑水门,使薛家浜复通[24]。民国元年拆除。
仪凤门,嘉靖三十二年建造,原俗称西门。位于中华路、复兴东路路口东侧,后因小西门的辟筑,故俗称更为老西门。其南侧设置水门一座,亦跨于肇嘉浜上,民国元年一并拆除。
晏海门,嘉靖三十二年建,原俗称北门。位于人民路、河南南路路口南侧,后因新北门的建造,俗称改为老北门。
新辟城门
编辑障川门,俗称新北门,1866年利用城墙豁口而修筑,由李鸿章命名为障川门,位于人民路、丽水路路口南侧,民国元年拆除。
福佑门、尚文门、拱辰门,宣统元年(1909年)同时辟筑,俗称新东门、小西门和小北门,为拆城与保城两派角力后,折衷的结果,民国元年拆除。
护城河
编辑城墙外绕护城河[23][25],长1500余丈,宽6丈,深1丈7[23][26]。护城河与水门相通,以利航运[23],并通黄浦江潮汐[26],藉以为城内居民供应新鲜水源及排泄污水[23]。乾隆年间,护城河淤塞,知县李希舜下令疏浚,使之通舟楫[24]。至清末护城河壅积淤塞[23],民国元年至民国3年拆城时,填没[19]。
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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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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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门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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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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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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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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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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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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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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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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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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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门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卢莹辉主编;吴云溥,曹宪镛,徐同甫,林路副主编. 新编上海大观.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03: 547–551. ISBN 7-8051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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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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