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校证

文心雕龙新书》是由王利器校勘《文心雕龙》的著作,1951年7月由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作为配套,在1952年10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文心雕龙通检》(又名《文心雕龙新书通检》),两书都被编入《通检丛刊》第十五卷中[1][2]。此书经修订之后又更名为《文心雕龙校证》,正文连序录、附录一共23万字,1980年出版。[3]

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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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在四川大学就读的时候向向宗鲁学习,打下了校雠的基础,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正是《风俗通义校注》。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傅斯年安排了他教授“校勘学”课和《文心雕龙》课,其中“校勘学”讲授了“古书旧式”与“校勘释例”,《文心雕龙》则以“一篇一篇、一字一句”的形式来讲解《文心雕龙》。[2]:187-188

《文心雕龙新书》在1946年时已经成初形,当时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前来约稿,北京大学于是将《文心雕龙新书》推荐给他们[2]:403。《文心雕龙校证》的初稿1950年起动笔,于1977年10月才定稿。[3]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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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乾隆六年(1741年)的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的养素堂原刻本作为校勘底本,分章断句则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作者所用的校勘版本相当丰富,他引用了二十多种的版本,转引版本有两种。[1]

在“序录”中,他说明了自己的校勘理论。他认为像是徐谓仁手校本、乃过录梅注本,傅增湘手校本等,只是“校而不正,没有发明”,因此没有引用,认为“凡是无所发明的,我认为都没有提及的必要”。接着他解释了校勘的主务,认为“不仅是求异同,而是要定是非”,认为“校勘”的最高境界是“要使书本受到我们的益处”,“恢复古书面目”。因此,他认为像《文心雕龙》这样版本数量非常多的书籍也好,也应该尽可能在有把握的情况下,直接修改底本的错误。同时,在面对注本抄录时,出现了不少讹夺衍误的情况,他认为尽可能“以梅还梅、以黄还黄、以甲还甲、以乙还乙”,还原各学者的看法。之后,他又在“序录”中说明了四种的传统校勘校勘方法,并说明当中的九类修改误例。[2]:189-191

比较《新书》和《校证》,《校证》中增加了校文44条,删除了《时序》中的校文一条,变化的校文达721条。在《校证》中,王利器一共校出了303字,相比起明代的各种校勘更为精细。此外,他大量使用了唐写本以作分析也是当中的特色,在《校证》中依唐写本出校的一共有475条;依唐写本校改讹误的有106条;唐写本证明他本修改正确的一共有53条;校正唐写本错误的一共有17条。[2]:191-200

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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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在出版之后,得到了学界不同的评价。台湾宏业书局明文书局龙门书局等多家出版社盗印了此书,事实上扩大了此书的影响。[2]:371

陈允峰认为,作者尽可能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解决了《文心雕龙》出现的形误、文字形讹、颠倒等的问题。而在校勘方面广罗众说,但是却没有直接支持某一种学说,只是如实反映异文存在。但是书中的有些校勘的而且确只是一家之说,未能成为文心雕龙学界一致的定本。他又认为,最大的不足是书中没有对于《文心雕龙》作进一步的义理解释,引致对于某些学术成果理解是错误的。例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有他自己作的《隐秀》篇补文,王利器认为黄侃这是为了否定《隐秀》篇的真实性,但是事实上是误解了黄侃的原意。[1]

李平认为,王利器尽可能还原了《文心雕龙》的原状,但是在百密一疏的情况下,错误依然存在,但是在校勘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迎难而上。整体而言,王利器使《文心雕龙》有比较可靠的读本,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普及有重大的意义。[2]:191-197张文勋认为,他校正了不少错字,有助今人正确理解原意,功不可没。[3]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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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张少康; 汪春泓; 陈允锋; 陶礼天. 文心雕龍研究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29-134 [2022-04-28]. ISBN 7-301-04982-X. OCLC 4892929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31).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李平. 《文心雕龍》研究史論.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87-200. ISBN 978-7-5461-0840-7. OCLC 640028826. 
  3. ^ 3.0 3.1 3.2 张文勋. 張文勛文集 第三卷 第四輯《文心雕龍》研究史.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631 [2022-04-29]. ISBN 978781068208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