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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太主義在俄羅斯帝國的歷史

反猶太主義在俄羅斯帝國的具體表現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多次集體迫害以及柵欄區的設立。在「柵欄區」中的猶太人若非已改宗俄羅斯國教（俄羅斯正教會），否則不得移居到俄羅斯內地。

宏觀全世界同期，猶太人民族地位隨着自由解放趨勢的風行而出現改觀，但俄羅斯帝國國內則不為所動。18世紀之前，俄羅斯帝國依據俄羅斯正教會的反猶主義準則而一直堅持對猶太民族的排斥政策[1]。曾有人就帝國能否承認並接納猶太人的問題而向彼得大帝提問，彼得大帝的回答是：「我寧可看到我們整個國家都改宗伊斯蘭教，或者其他什麼別的異教，也輪不上猶太人指手畫腳。猶太人就是一幫流氓無賴和騙子，我的職責不是讓邪惡加倍，而是徹底根除一切惡行[2]。」

柵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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柵欄區地圖顯示了猶太人的人口密度

18世紀波蘭遭瓜分，俄國獲得的波蘭土地上有着大量猶太人口，這也是整個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一次[3]。此後沙俄國內便湧現出更多嚴苛的歧視性政策，新獲取的領土就被設計成了所謂的「柵欄區」，區內的猶太人一律不許移居到俄羅斯的其他地區[3]。177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要求柵欄區內的所有猶太人都必須留在自己目前所屬的市鎮中[4]，不得返回自己在波蘭被瓜分之前的原居住地。1791年，沙俄統治階級為了將莫斯科城中的所有猶太人都驅逐出去而將柵欄區徹底正式化[5]，在沙俄於1821年吞併比薩拉比亞之後，柵欄區的邊界正式定型[5]。

強制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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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在任時的一大目標就是徹底摧毀猶太人的生活，而在後世看來，他的統治時期可以稱得上是整段歐洲猶太人歷史上最為悲慘的章節之一[6]。1825年，尼古拉一世下令，所有年滿12歲的猶太男子都必須進入俄羅斯帝國軍隊服役[6]。對那些在19世紀離開了俄羅斯帝國的猶太人群體而言，19世紀的歷史，就是猶太人被迫上前線當炮灰的歷史[7]。另外，所有入伍的猶太人都不可能當上軍官。很多被迫從軍的猶太少年基本上就是被「抓壯丁的」[6]強擄來的[6]。但是，由於帝俄政府還想讓猶太人務農，所以在更靠南的一些猶太農民社區里，強制徵兵的情況則稍有緩和，而其它一些不必服兵役的猶太人社區通常得到的結果就是被驅逐出自己的小鎮或村莊[6]。

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則加劇了強制徵兵情況，帝俄政府對猶太男童和青年男子的綁架式徵召愈演愈烈[6]。

1912年，帝俄政府通過一項法令，規定即便某人的祖輩是猶太人，那這個人也沒有資格從士兵升格至軍官，儘管俄軍中存在着大量有着猶太血統的人員和純猶太人兵員。[8]

試圖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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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俄羅斯帝國政府開始對猶太人徵收特殊稅，用收來的稅款建設所謂的「猶太人學校」網絡，實際目的則是用俄羅斯文化來同化所有學齡猶太人。法令規定，「猶太人學校」的教師必須是基督徒，而教育的目的則是「讓猶太人更接近基督教徒，根除猶太人思想中因受了塔木德的影響而滋生的有害信仰」[6]。

1844年，保有波蘭式生活方式的社區被迫解散，帝俄政府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定居點組織架構。在猶太教正統派男子和男孩中流行的「邊落」髮式也遭到官方禁止，尼古拉一世還將所有猶太人簡單地分成兩類，「有用」或「無用」，其中，商人屬於「有用」的一類，而其他人則都被歸於「無用」之類[6]。

繼任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任時確實廢除了一些針對猶太人的迫害性法令，但在消滅猶太民族文化並進而讓猶太人為俄羅斯文化所同化方面，力度有增無減。在這類政策之下，很多猶太人都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但俄羅斯社會各階層也對風頭越出越大的猶太人愈發地感到不滿[8]。

集體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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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國曾發生過一系列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性質的迫害和集體迫害事件。發生這類事件的背後原因多種多樣，但並非所有迫害都與基督教的反猶主義思想有關。在基督教信仰中，「猶太人對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負有全責」的謠言甚囂塵上，這些就屬於比較傳統的以宗教意識形態為動機的反猶主義 [9] [10]。而另一個更現實也更主要的迫害導火索則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遇刺[11]。

學界普遍認為，第一次集體迫害發生在1821年，當時，在東正教會的宗主教死於君士坦丁堡之後，敖德薩發生了反猶暴動，最終導致14名猶太人被殺[12]。虛擬猶太百科全書（virtual jewish encyclopedia）指出，1821年反猶暴動的發起者實為當地那些曾在新俄羅斯地區的諸港口城市居住的希臘人[13]。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1881-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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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1881年3月13日被刺殺後，長期施行的高壓政策和長期存在的反猶態度進一步加劇。沙皇的死亡被錯誤地歸罪於猶太人頭上，進而引發了俄羅斯帝國內部的大規模反猶迫害運動，這場集體迫害持續了3年，始於1881年4月27日，終於1884年[8][14]。

發生在1881年的華沙集體迫害導致了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係惡化，波蘭精英階層中就曾有人對此進行了批評[15]。歷史學家michael ochs曾寫道，1863年到1881年的這段時期里，當時處在俄國控制下的波蘭的內部的反猶主義態勢一直處在上升期[15]。

亞歷山大三世對猶太人的態度也充滿敵意，在他的統治時期里，俄羅斯猶太人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情況都發生了劇烈的惡化。沙皇的大臣們不遺餘力地將亞歷山大三世在1882年出台的「五月法案」付諸實施，大臣們公開將前任沙皇之死歸咎於猶太人[16]。帝俄政府下令，猶太人不得再在農村地區居住，他們自己的市場小鎮也不再屬於他們，甚至在柵欄區內部，猶太人都無家可歸。猶太人所能獲得的職業也都遭到了限制[17][18]。帝俄警察嚴格執行反猶的歧視性法案，俄羅斯媒體也在無節制地進行着反猶宣傳[8]。1891年，莫斯科市系統化地驅逐了所有猶太人。如此的高壓政策讓很多猶太人都對俄羅斯社會心生怨恨，事實告訴他們，俄羅斯已不再是他們的家園[8]。

沙皇的大臣康斯坦丁·波別多諾采夫曾表示，帝俄政府關於猶太人問題的目標就是「三分之一的猶太人死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離開俄國，最後三分之一的猶太人被周邊人口徹底同化」[19]。俄羅斯的集體迫害和高壓法令迫使大量俄羅斯猶太人移民至西歐和美洲。在1881年至一戰爆發的這段時間裡，據估計應有250萬猶太人離開俄羅斯，這也是歷史上有記載的最大規模的人口移民之一[20]。

在1903年的逾越節迫害之後，對猶太人進行集體迫害已經變成了俄羅斯帝國的官方政策，1905年10月，反猶主義暴行來到了最恐怖的時刻[8]。

揚·戈特利布·布洛赫對質反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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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戈特利布·布洛赫是一個富有的鐵路大亨，同時也是福利和社會問題的研究者，他改信了加爾文宗新教，當時這支宗教僅在俄羅斯帝國的少數群體中流行。如此一來，布洛赫便得以規避沙皇統治施加給猶太人的各種法律權利劣勢，其中最甚的就是「柵欄區」帶來的地理限制（俄羅斯猶太人不得前往帝國的各主要城市定居）。而布洛赫的加爾文宗新教徒的身份也讓他得以免於經常去教堂參與宗教儀式，也不需公開展現基督教信仰。在布洛赫晚年，他開始越來越關心猶太人的情況，儘管他只是曾經信仰猶太教，儘管他也已經不屬於猶太人群體。

1880年代及1890年代的反猶迫害愈演愈烈，由明顯持反猶立場的內務大臣維亞切斯拉夫·馮·普勒韋帶頭成立的委員會提議進一步打壓猶太人的法律地位。布洛赫對此作出了回應，給帝俄政府送去了一系列理由充足的備忘錄，呼籲終止一切歧視猶太人的政策。隨後，布洛赫針對俄羅斯帝國的猶太人問題進行了大量社會及經濟狀況研究。為此，布洛赫將一群科學研究者組織起來，結成研究團隊，領導人為俄羅斯經濟學家A.P.Subotin，布洛赫為獲取他的研究成果而花費了大筆金錢。最終，研究團隊在1901年，也就是布洛赫死前的那一年，完成了研究。研究成果是一部有着五本卷宗的《俄羅斯西部地區以及波蘭地區的物質和道德水準比較》。以大量數據為依據，在主要編寫於柵欄區的本書中，布洛赫對猶太人在帝國經濟生活（手工業、貿易以及工業）中的角色這一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猶太人其實對帝俄的經濟大有益處，而非同時期反猶主義者嘴裡的「俄羅斯經濟的破壞者」。

但是，布洛赫及其同僚們的巨大努力依然全是無用功。俄羅斯內閣封禁了布洛赫的書，此書的全部印刷成品都遭到了沒收和燒毀。到最後，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本被人傳閱，成了稀有讀物。但subotin後來還是得以出版了一本對《俄羅斯西部地區以及波蘭地區的物質和道德水準比較》一書的總結性書籍，書名為《從正確角度來看猶太人問題》[21]。

偽造《錫安長老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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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末期，一名在巴黎的俄國情報特工偽造了所謂的「錫安長老會紀要」，此書在1903年獲得出版，之後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了全球反猶主義勢力的有力政治宣傳工具。美國汽車工程師、企業家、福特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還曾出錢資助此書在美國的傳播。書的大意就是存在着一個秘密猶太人陰謀小集團正密謀統治全世界[22]。

猶太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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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下半葉，面對着帝俄政府的系統化、大規模迫害，很多猶太人選擇逃離俄羅斯帝國，但隨着識字率的上升，很多仍留在俄國的猶太人被激進的改革主義意識形態所吸引，立下了解放猶太民族、推翻統治階級壓迫以及顛覆俄羅斯帝國政治體制的志向。社會民主黨人中就有很多猶太人，比如後來的孟什維克領導人尤里·奧西波維奇·馬爾托夫以及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俄羅斯社會革命黨內部的情況也類似。同期，錫安主義支持者及其他猶太人團體（名為「崩得成員」）浮現出來並快速發展[8]，他們向同胞保證，終結俄羅斯帝國對猶太人的一切迫害，但由於錫安主義者和崩得成員的政治目標不同，猶太人群體中也隨之出現了兩極化趨勢。崩得成員主張意第緒語的優越性[8]，而錫安主義者則主張將希伯來語作為來自不同地區的所有猶太人的通用語。1881-1883年間，俄羅斯的錫安主義運動隨着錫安之愛運動的開啟而隨之出現，以反抗愈發嚴重的種族迫害行為。崩得成員們認為俄羅斯猶太人的家園就應該是俄羅斯，而錫安主義者的目標則是建立一個完全沒有外族人干涉的猶太人民族國家。儘管錫安主義運動首先出現於西歐[8][8]，但錫安主義的信徒則主要來自東歐地區，其中來自俄羅斯帝國的人最多。[8][8]俄羅斯猶太人是勞工錫安主義的發起者。也許正是因為錫安主義組織的影響力過於巨大，俄羅斯帝國政府將境內所有錫安主義組織都列為非法組織[8]。另一方面，崩得成員則繼續主張將意第緒語作為猶太人的民族語言，還想要成立另一套由猶太人自己辦學的學校[8]。

錫安主義強調猶太民族要自尊自重，保護自己，到了1900年代，儘管存在意識形態分歧，崩得成員、勞工錫安主義者以及其他錫安主義者還是聯合在了一起，為抵抗俄羅斯的有組織迫害而成立了自衛組織[8]。

貝利斯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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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3年的一場臭名昭彰的審判中，猶太人梅納赫姆·門德爾·貝利斯在基輔被俄羅斯帝國司法體系以宗教儀式謀殺這一罪名起訴，史稱「貝利斯審判」或者「貝利斯事件」。這場審判為俄羅斯帝國招致了國際社會對其反猶主義政策的譴責。貝利斯審判於基輔進行，從1913年9月25日一直持續到10月28日。能與此案相類比的案件還有利奧·弗蘭克案一案，作為一名美國猶太人，利奧·弗蘭克被誣陷姦殺了一位名叫Mary Phagan的13歲少女。在貝利斯被宣判無罪後，此人成為了一名家喻戶曉的英雄與名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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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加入一戰後，俄羅斯國內有很多猶太人相信，如果他們從軍為俄羅斯帝國而戰就能提升他們自己乃至整個猶太民族在俄羅斯國內的社會地位。最終，有超過40萬猶太人被動員，其中8萬人前往前線作戰[8]。儘管猶太人做出了如此貢獻，在俄軍遭遇兵敗後，仍有持反猶主義立場的俄軍指揮官將責任歸結於猶太人。猶太人被誣衊成為德國人通風報信的叛徒，甚至還有的猶太人在遭到綁架後被迫因子虛烏有的「諜報活動」罪名而接受審判[8]。在審判過後，居住在前線地區附近的猶太人遭到了大規模驅逐，1915年，就有部分猶太人被驅逐出庫爾蘭地區和北立陶宛[8]。一個月後，就連印刷希伯來語字母都成了禁忌[8]。

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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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16日，臨時政府上台，沙俄時代的一切反猶政策被全部廢止，猶太人也能在重要政府部門中任職[8]。因此，俄羅斯猶太人對俄羅斯的資產階級革命表達了極大支持，各個政黨當中也有猶太人身居要職[8]。全國各地都有錫安主義青年團體出現，為慶祝貝爾福宣言的發表，還有部分錫安主義者舉行了集會，錫安主義者還成立了一些猶太人自衛營[8]。但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在僅僅存在了幾個月後就崩潰了，在隨之而來的無政府狀態中，暴力反猶主義再次出現在俄羅斯，集體迫害還是會零星出現。安東·伊萬諾維奇·鄧尼金的白衛軍就是反猶主義的主要力量之一，他們將「反猶救國」作為座右銘[8]。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紅軍中儘管有個別單一士兵犯下過反猶暴行，但由於紅軍自身將打擊反猶主義作為一項命令來執行，此舉還是在很多猶太人中贏得了民心[8]。

俄羅斯正教會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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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治下的基督教委員會對俄羅斯的國家反猶政策進行過支持，後來扮演這一角色的則是俄羅斯正教會神聖會議，這些教會機構在實質上就是政府部門。[23]俄羅斯東正教團體在平靜時期在大體上對猶太人「保有相對的中立態度」，而積壓在表面之下的情緒則「混合有對猶太人特質的懼怕、仇恨以及中世紀基督徒的思維模式」。但是，社會、經濟、宗教以及政治變動也不時地將這種反猶主義暗流沖刷到表面，將基督教民眾變成「一群殺人越貨狂徒」[23]。儘管「一切反猶決策都來自於國家行政機構，國家部門聽命於沙皇、國務委員會以及大臣而辦事」，但「和西方教會不同，俄羅斯東正教會卻在保護猶太人一事上沒有作為[23]」。另外，針對猶太人問題，俄羅斯正教會非但沒有設立正式教會職務來進行監管[23]，反而還有很多正教會神職人員本身就持有反猶主義立場。比如，發生在1903年的第一次基希涅夫反猶騷亂（今屬摩爾多瓦），東正教神父就是迫害發起者[2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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