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巴林寺
強巴林寺（藏語：བྱམས་པ་གླིང，威利轉寫：byams pa gling，意為「慈氏洲」），又名昌都寺（藏語：ཆབ་མདོ་དགོན་པ，威利轉寫：chab mdo dgon pa），漢名俱善彌勒寺、祝釐寺，是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城關鎮（又稱「昌都鎮」）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是康區第一大寺，被譽為「藏東第一禪林」。[1][2][3]
| 強巴林寺 | |
|---|---|
| 藏文轉寫 | |
| 藏文 | བྱམས་པ་གླིང |
| 威利轉寫 | byams pa gling |
| 基本資訊 | |
| 國家 |  中國 |
| 位置 | 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城關鎮 |
| 坐標 | 31°8′36.503″N 97°10′40.613″E / 31.14347306°N 97.17794806°E座標：31°8′36.503″N 97°10′40.613″E / 31.14347306°N 97.17794806°E |
| 宗教 | 藏傳佛教 |
| 宗派 | 格魯派 |
| 建築詳情 | |
| 建立者 | 向生·西繞松布 |
| 開山時間 | 1444年 |
| 地圖 | |
 |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 | |
| 昌都強巴林寺 | |
| 所在 | 西藏自治區昌都市 |
| 分類 | 古建築 |
| 時代 | 明 |
| 編號 | 7-1401-3-699 |
| 登錄 | 2013年 |
昌都強巴林寺在漢語書籍中有時音譯為「察木多江巴林寺」、「昌都向巴林寺」、「昌都絳巴林寺」、「昌都強巴嶺寺」等等。這些均為同一地名及寺廟的不同音譯。[4]
歷史 編輯
強巴林寺位於卡若區城關鎮內的馬拉山的四級台地之上。[1][2]強巴林寺建寺前，有一座稱作「加朗拉卡貢」的小寺。「加朗」意為「大道」或「通往內地的路」，「拉卡貢」意為「上坡頂上的寺」。這描述了該寺所處位置。強巴林寺建寺後，最初稱作「曲科強巴林」，「曲科」意為法輪，「強巴」為藏語「彌勒佛」之名。「林」意為「寺」或「洲」。傳說該寺初建時，主供佛為「強巴佛」，故寺名為「曲科強巴林」，漢譯為「法輪彌勒寺」或「法輪慈氏洲」。因該寺位於兩江匯合處的昌都，故稱「昌都曲科強巴林」，簡稱「昌都強巴林」或「昌都寺」。[4]
根據西藏宗教史上的說法，宗喀巴1373年16歲時由青海赴拉薩學經途中，經過兩水交匯的昌都時，曾在日後強巴林寺的地址處住了一晚，夢見十六羅漢中的巴古拉，於是宗喀巴預言「此兩水交匯之地乃福田妙地，若建一大道場定能弘揚佛法」。[4][5]強巴林寺由宗喀巴的弟子、被稱為「邊遠護持聖教六大旗手」之一的向生·西繞松布（又作「喜繞松布」、「麥·西繞松布」等等）創建。[5][4]這是向生·西繞松布在康區興建的第一座格魯派大寺，他也成為該寺第一任堪布。[2]
該寺創建時間有多個版本，一般認為創建時間在1436年至1444年之間。[5]一說創建於1444年（藏曆木鼠年），依據為向生·西繞松布的親傳弟子桑吉松布所著的藏文木刻版《向生·西繞松布小傳》的記載，即麥·西繞松布50歲時的藏曆木鼠年（1444年）創建了強巴林寺。此說最早，撰寫人又為親傳弟子，故最為可信。[1][3]一說創建於1437年（火蛇年），源自《向生·西繞松布小傳》一度失傳之後，第司·桑傑嘉措所著《格魯派教法史——黃琉璃寶鑑》中的記載：建寺年代有「第七饒迥的木鼠年或火蛇年兩種帶疑問的建寺說法，但其中後一說法最為公認。」由此，1437年之說開始流傳，後來影響很大。[2][4]一說創建於1347年（藏曆火豬年），主要見於漢文書籍《藏族簡史》中，但該說法同向生·西繞松布（生於1395年）創寺之說矛盾，故不可信。[4]
強巴林寺是康區第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該寺的創建，拉開了格魯派在康區傳教的序幕。[4]《土觀宗派源流》稱，由於昌都強巴林寺的創建，方才「使格魯派遍布於號稱六崗、六絨、六雪、三茹的整個康區。」[6]
據藏文史書記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強巴林寺對清廷派往岡底斯山勘界的人員給予大力配合，為此清朝康熙帝特頒聖旨，敕封第六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濟美丹貝甲措為「闡講黃法額爾德尼那門汗」名號，賜銅印，並為寺廟御賜「俱善彌勒寺」（譯成藏文為「甘丹強巴林」）之名，所以一些藏文史料稱昌都強巴林寺為「昌都甘丹強巴林」。[4]
第七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鄧巴貢布為表示對乾隆帝八旬大壽的慶典，在寺內專門修建了一座廟宇，並請乾隆帝賞賜廟名。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乾隆帝為此題寫了「祝釐寺」匾額。自此，在一些漢文史料中，稱強巴林寺為祝釐寺。[1][3]
歷史上，強巴林寺同中國內地王朝的關係密切。自清朝康熙帝開始，強巴林寺主要活佛受到清朝歷代皇帝的冊封。寺內至今仍存有康熙五十八年五月頒給帕巴拉活佛的銅印。[1]
17世紀，強巴林寺的主要建築曾被白日土司毀壞。1912年5月12日，強巴林寺被彭日升燒毀。但主殿（當時被作為監獄）及兩座其他建築倖存。1917年，在藏軍占領昌都之後，該寺獲得重建。[7][8][3]
文化大革命時期，強巴林寺遭到極大破壞。改革開放之後，1980年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相繼落實。1982年起，由政府撥巨款，外加群眾自願出工出力，強巴林寺很快獲得恢復。[3]
強巴林寺有十二座扎倉，僧眾最多時達到5000多人，並且轄有周圍70座小寺。[1]據傳統說法，當向生·西繞松布建寺時，有3000位僧人跟隨；而到19世紀初，該寺有超過2000名僧人。[7][8]如今，該寺常住喇嘛逾千人。[3]
1962年12月，強巴林寺被列為第一批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4]
管理 編輯
自強巴林寺建寺起，便設有「赤巴」體系。「赤巴」本來是活佛體系尚未出現前，師徒傳承的一種方式，後來活佛轉世制度出現，赤巴就變為象徵寺院內宗教權威的法主，赤巴一職只能由堪布及活佛擔任。第一任堪布向生·西繞松布圓寂後，到第十三任堪布以前，該寺均聘請寺內外高僧出任，這就是通過聘請法嗣堪布來主持寺院。1594年，第三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通娃頓墊（宗喀巴的弟子沃貝吉多的門徒），以學識及組織才能出眾，成為該寺第十四任法嗣堪布。這是帕巴拉活佛世系住持該寺的開始，該世系也成為強巴林寺第一大活佛系統。[9][3]由此形成了歷代帕巴拉活佛擔任法嗣堪布，住持該寺的慣例。只有在帕巴拉活佛圓寂或年幼時，由謝瓦拉活佛、甲熱活佛、貢多活佛三位中，推薦一位住持該寺政教事務。[3]
西藏和平解放前，昌都宗是帕巴拉活佛掌權的封地，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帕巴拉既是強巴林寺最高宗教領袖，又是昌都宗最高行政首領。帕巴拉政教合一的機構分為「孜勒空」、「雪勒空」。
- 「孜勒空」：為帕巴拉的僧官機構，在帕巴拉的領導下，負責強巴林寺所屬寺廟的宗教事務及活動。其官員有負責宗教行政事務的管家「則聶」3人；負責接待客人的「則卓」2人；負責文書的「則仲」2人，則仲手下設有助理文書「仲曹」2人；佛燈執事者「朗嘎多當」1人；經商官「充勒巴」5人。強巴林寺的最高會議機構為「都熱拉西」，參加者有該寺5大扎倉的導師「洛本」5人；8所禪院的頭領「西所」8人；總管香火的「果念本」1人；總領經師「吳澤青木」1人，吳澤青木之下有助理領經師「吳窮」16人。
- 「雪勒空」：為帕巴拉管轄範圍內的最高行政機構，其最高官員稱「謝左」（意為「總管」）。謝左起初由帕巴拉直接任命，任期3年到5年。自1918年西藏噶廈在昌都設立「朵麥基巧」（意為「昌都總管」）後，謝左一職改由帕巴拉提名，經達賴和攝政王任命。謝左總管帕巴拉轄區內的察堆、察麥、達色、瓊布麥日、白日等5個小宗以及18個甲本區的全部行政事務。在謝左之下設有大管家「聶青」3人。聶青之下，有小管家「聶窮」2人；與聶窮平行設有總管差役刑法的「協本」2人；負責監督管理的「達吉」2人；負責文書的「仲譯」2人，仲譯之下有助理文書「仲曹」2人；負責基礎設施建設和維修房屋的「康聶」1人。[3]
強巴林寺有五大活佛世系，依次為帕巴拉活佛、謝瓦拉活佛、甲熱活佛、貢多活佛、嘉熱活佛。這五大活佛世系的關係，在《土觀宗派源流》中有記載：「後來帕巴拉（聖天）投生為宗喀巴大師親教弟子古交朵丹巴或名瑜伽師畏巴多吉（無量光金剛）之子，由他和其他以後的各代轉世繼承了法位。帕巴拉弟子中又有希瓦桑布、甲熱朱古、嘉熱朱古及其歷代的轉世。」實際上，帕巴拉、謝瓦拉、甲熱等活佛世系，是以嫡親關係相傳而形成。最初，他們大部分在貢布地區傳教並建寺，後來才逐漸轉移到以昌都為中心的康區。[3]該寺的五大活佛世系均在清朝理藩院入冊，並先後被清朝冊封和賞賜印信。據藏文、漢文史料記載，康熙五十八年（1791年），冊封第六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濟美丹貝甲措「闡講黃法額爾德尼那門汗」名號，並賜銅印。乾隆五十六年（1719年），又將銅印換成了銀印。同治五年（1866年），將原「那門汗」名號晉升為「呼圖克圖」。光緒十五年（1889年），冊封第九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阿旺羅桑濟美丹貝堅參為「敉遠禪師」。同治三年（1864年），貢多活佛以呼圖克圖列名冊檔。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冊封第六世謝瓦拉活佛謝瓦拉·丹增赤來為「通誠禪師」，冊封第八世甲熱活佛甲熱·曲吉堅參為「博善禪師」。[9]如今，該寺的第一大活佛系統仍然是帕巴拉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格列朗傑出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除了五大活佛系統之外，該寺還逐漸發展出中等活佛七位，小活佛十八位。[3]
該寺五大活佛系統的現狀為：
- 帕巴拉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格列朗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3]
- 謝瓦拉活佛（第七世）：謝瓦拉·阿旺青饒，參與1959年藏區騷亂，1959年圓寂。[3]
- 甲熱活佛（第十一世）：甲熱·洛桑丹增，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3]
- 貢多活佛（第六世）：貢多·洛桑丹增·巴丹龍珠（又稱謝文根多·格列加措），1959年流亡瑞士[3]，2011年後回到中國定居。[10]
- 嘉熱活佛（第八世）：嘉熱·洛桑丹增·曲吉旺秀，1973年圓寂。[3]
昌都寺有9大扎倉，其中4個扎倉為晚期設立，故一般史料僅記載最初的5大扎倉，即林堆扎倉、林麥扎倉、奴林扎倉、耶當扎倉（又稱庫優扎倉）、江熱扎倉。其中，林堆扎倉、江熱扎倉為最早創建。後來，晚期又陸續創建了古學扎倉、格龍扎倉、阿確扎倉、策尼扎倉。5大扎倉下設8個禪相院，禪相院下設若干康村。[3]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強巴林寺設立了強巴林寺民主管理委員會，2011年10月改設強巴林寺管理委員會。宗洛·向巴克珠活佛長期擔任強巴林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2011年10月改任強巴林寺管理委員會第一主任。[11]2013年2月11日（藏曆水蛇年元月初一），昌都地委委員、統戰部部長江擁洛追看望慰問了無黨派人士、昌都地區政協副主席圖嘎，並赴強巴林寺看望慰問了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昌都地區政協副主席宗洛·向巴克珠，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副會長、昌都地區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加納·加央克珠等宗教界愛國人士。[12]
宗教活動 編輯
強巴林寺的「古慶」跳神，面具猙獰，動作典雅，場面宏大。該寺的鋮斧舞，服飾華麗，舞姿古樸，配器清越。以強巴林寺獨有的宗教舞蹈為形式的「昌都藏戲」在西藏自成一格。強巴林寺喇嘛跳的「卓」 舞也很獨到。[1]
該寺過去每年都舉辦眾多佛事活動。[2]如今，該寺的傳統宗教活動大都已經恢復。其中最熱鬧的活動包括每年藏曆正月十五日的酥油花燈會（酥油花展供品），藏曆二月十五日的迎請彌勒佛法會，藏曆十月十五日的燃燈節，藏曆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跳神送鬼儀式等等。[3]
建築 編輯
強巴林寺的殿堂為藏式建築風格。成書於1792年的《西藏志》載：強巴林寺「其寺向東，內有金頂一座，樓台院宇，宏闊壯麗，亦康區之勝區」。強巴林寺內藏有數以萬計的佛像、文物，還有大批藏文經典。第六世、第七世帕巴拉活佛時期，是該寺鼎盛時期，下轄分寺達130多座，管轄地域東到江達的達色，南到桑昂曲，西到波密的傾多，北到瓊布丁青。[9][3]
強巴林寺的建築規模在康區居首，建築面積約500畝。[3][9]強巴林寺以大經堂為正殿，圍繞大經堂建有護法殿、度母殿（兩座）、辯經院、格朵拉章、噶丹頗章、根日扎倉、桑德扎倉、堆廊扎倉、傑吉扎倉、南卓扎倉、德卻扎倉、闊欽扎倉、次保扎倉、次尼扎倉、印經院、扎倉修行院、八大吉祥塔等建築。[9]寺內除以上談到的五大活佛系統的5處活佛官邸，9大扎倉，8個禪相院之外，還設有20多座經堂，1座印經院、辯經場，及許多僧舍。[3]
現在，強巴林寺不僅維修了大經堂、法相院經堂、帕巴拉、謝瓦拉、甲熱三大活佛的官邸，還依原樣重建了護法神殿、八個禪相院的主要經堂、幾米高的八大如意塔、度母神殿等等。在大經堂頂上，建起了金色的歇山式大金頂及法輪臥鹿像。在以上各殿堂內，新塑了幾米高的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宗喀巴師徒三人像，以及曾在強巴林寺執掌過的高僧，如向生·西繞松布、格西向巴他那、帕繃喀等的塑像或雕像。一尊釋迦牟尼合金鍍金像，由帕巴拉·格列朗傑活佛的經師、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雍增·土登唐巴生前主持供奉於大經堂內。在各級人民政府的關懷下，數千尊佛像及唐卡「物歸原主」，重新回到強巴林寺，供奉在各殿堂內。大經堂內現存有數百座佛像及高僧塑像，還有許多唐卡。大經堂內還有新繪製的幾千平方米的壁畫，是由昌都「麥薩」畫派的畫師加永朗傑主筆。[3][1]
參考文獻 編輯
引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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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2.1 2.2 2.3 2.4 藏东第一禅林强巴林寺举行盛大的酥油花灯会. 新華網. 2013-02-26 [2013-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8-22）.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於超. 康区格鲁派第一寺——昌都向巴林寺. 中國西藏網. [2018-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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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7.1 Buckley and Straus 1986,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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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9.1 9.2 9.3 9.4 寺院历史概况. 昌都. 2013-03-02 [2013-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4-03-22）.
- ^ 班禅是怎样给十万人“上课”的？. 新華網. 2016-07-25 [2018-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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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拥洛追看望慰问无党派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 昌都報. 2013-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7） –透過西藏農經網.
書籍 編輯
- Buckley, Michael and Straus, Robert (1986): Tibet: a travel survival kit,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South Yarra, Victoria, Australia. ISBN 0-908086-88-1.
- Gruschke, Andreas (2004): Chamdo town in: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 Kham - vol. 1. The TAR part of Kham, White Lotus Press, Bangkok 2004, pp. 36–45. ISBN 974-480-049-6
- Mayhew, Bradley and Kohn, Michael. (2005). Tibet. 6th Edition. Lonely Planet. ISBN 1-74059-5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