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的宗教化

在日本殖民後期,特別是「七七事變」爆發後,皇民化運動加速,道士包括乩童、紅頭司公、烏頭司公等被納入改造行列。在日本統治初期,道士這種宗教職業就被認為是迷信行業因此開始了改造的念頭。1909年,新竹曹洞宗布教師今西大龍在證善堂組織「本島宗教研究會」,力圖改良佛事葬儀。1911年,《臺灣日日新報》建議嚴格取締道士和乩童。道教作為中國傳統宗教,在皇民化運動中被認為是迷信,需要徹底改造。本文通過《臺灣日日新報》探討「七七事變」後日本在皇民化運動中,是將道教「佛教化」,道士「僧侶化」,儀式「日本化」的具體措施和影響。[1]

鳥之雙翼──道士與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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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的角色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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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福州,道士居住在廟觀,是遵循道教戒律,進行修行的人。
  • 道士是道教的祭司,但不具備教義上的權力,他們的角色更多是主持和執行宗教儀式。[1]

日本殖民時期道士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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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士的服裝為黑色道服、道帽和草鞋。
  • 自1915年「西來庵事件」後,總督府展開臺灣宗教調查,但結果不理想。
  • 道士被日本殖民當局視為迷信象徵,從事捉鬼、降妖、除魔、占卜和祝禱等活動。[1]

道士與乩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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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士常與乩童結合,進行請神、扶轎、驅邪等活動,難以分離。
  • 紅頭司公被稱為「法官」,主要業務包括請神、執乩、扶轎等。
  • 道士與乩童共同進行法術活動,這種關係被稱為「桌頭吃乩童」。[1]

被附身的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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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乩童是在神靈降臨時,代替神傳達神諭的人,供奉各種神明。
  • 在神的祭典時,乩童代表神對信徒發佈神諭。
  • 乩童的表演形式多樣,包括問病、上天庭、下地府、驅邪等。[1]

乩童的表演與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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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乩童的表演包括神明附體和殘酷演技,如插針、貫口針、剖頭等。
  • 乩童還進行「作禁」和「舉乩」等活動。
  • 道士與乩童的密切關係在臺灣民間宗教中佔有重要地位。[1]

取締與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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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2年(1899年),日本警察局對臺北市大稻埕及艋舺地區的道士與乩童進行了調查,大稻埕有道士、乩童等人,並以「預言者」、「神的代言人」為名進行取締,迫使其絕跡。儘管日本殖民臺灣初期便開始取締道士與乩童,但成效不顯著,尤其是在臺北以外的地區。1938年底,臺北士林一位道士因在家為孕婦安胎畫符被逮捕,顯示出日本當局對道士活動的嚴厲打壓。除了嚴禁道士活動外,日本殖民當局也採取自願制,如1909年新竹的宗教研究會,力圖改良佛教葬儀。[1]

道士的「佛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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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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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8年,侵華戰爭爆發後,道士被迫接受「皇民化」,[1]而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調整對台政策並實施皇民化運動,強化忠君愛國教育,推行日本神社崇拜且改用日本紀年,並禁止中式寺廟神祇和傳統節日。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推行皇民化運動,試圖徹底去除臺灣人民的漢民族主意識,形成皇民文化。臺灣人民持續反抗,最終在1943年開羅宣言中獲得支持,強調收復臺灣。[2]參加佛教護國團,參與改善祭祀、講習會及教育等活動。[1]
  • 道士被視為 「迷信」職業,被迫改為日本佛教,其宗教內容與儀軌朝向「日本佛教化」,[1]其中中西直樹指出由於臺灣佛教的複雜性,日本難以採取一元化宗教政策。相比朝鮮,總督府對臺灣佛教的期望更高,政策也相對柔和。1898年,臺灣總督府禁止寺廟末寺化,並在1899年制定規則,將臺灣寺廟改為日本佛教各宗派的教務所和說教所,重點應對對社會影響大的舊慣宗教。[3]

參與祭祀改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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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壢祭祀聯盟:1938年成立,旨在改善宗教儀式,提高道士素質。
  • 埔裡佛教講習會:在能高寺舉行,教授佛教知識和儀式。
  • 中壢葬儀改善講習會:旨在改革傳統葬禮,推廣日本佛教思想。
  • 高雄葬儀講習會:同樣旨在改革傳統葬禮。[1]

職業「轉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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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東佛教護國團:1940年8月13日,召集七十餘人在羅東會館舉行「佛教報國大會」旨在打破舊習、推動皇民化和日本式葬儀的目標。
  • 教育改革:1939年10月,東石郡召集近百名道士進行教育改革,培養成日本式僧侶。第二屆受訓人次增加,並巡禮台南,拜訪開山寺。[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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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闞正宗. 司公與乩童—日本「皇民化運動」下道士的佛教化. 玄奘佛學研究. 2009-03-01, (1). doi:10.29955/HCJBS.200903.0003. 
  2. ^ 鍾兆雲,〈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的遺患和破除〉,《二十一世紀》,第50期,(香港,2006.05),頁1-9。
  3. ^ 張益碩,〈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宗教政策與日本佛教在臺發展:以真宗本願寺派為例〉,《圓光佛學學報》,第31期,(臺灣,2018.06),頁7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