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格模型

公有制經濟模型

蘭格模型(英語:Lange model)或稱蘭格-勒納理論(英語:Lange–Lerner theorem[1]),是新古典經濟學派基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所構建的理論模型。這一模型中,某一公共實體(通常指國家)擁有所有的非勞動生產要素,市場則用以分配終級產品和消費品,整個經濟體通過不斷試錯的方式決定生產計劃的目標函數,以達成經濟均衡帕累托最優

蘭格模型的一個重要前提假設就是,若所有生產由一個公共實體(例如國家)來實施,且價格機制正常運轉,經濟體總會和完全競爭下的市場經濟一樣保持帕累托最優(亦稱帕累托均衡)。不同於資本主義模型,蘭格模型中,商品透過企業管理者直接將價格設定於邊際成本而進行分配,從而實現帕累托最優;而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一方面努力使得企業主的利潤達到最大化而努力增加價格,另一方面受到市場競爭下產生的價格壓力而調整價格,從而在這一博弈中實現供需信號的傳遞,而間接達到帕累托最優。

蘭格模型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英語Soviet-type economic planning的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首次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這一概念。[2][3]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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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計算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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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到30年代,經濟學界對於社會主義所宣揚的公有制經濟的可行性產生了辯論,亦即社會主義計算爭論:不同的理論被提出支持或者反駁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行性。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是對社會主義可行性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米塞斯和哈耶克批評稱:任何集中控制所有社會生產手段的實體都不可能獲得足夠的信息以計算出理論上的一般均衡價格,市場決定價格對於任何理性的商品分配都是不可或缺的。[3]

米塞斯和哈耶克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中通過核算得到均衡價格在理論上的可行性,但卻進一步地指出,為實現這種計算,中央計劃機構需要進行巨量且費時的計算,以至於獲取計算結果時,所有的經濟核算數字都已經失去了時效性,因而其核算得出的價格不可能反映實時的供求,所以社會主義核算不具有實際可行性。[4]

蘭格模型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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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格模型最初為應對奧地利學派的質疑而產生。其由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R·蘭格在1936年提出,隨後由H. D. Dickinson、阿巴·勒那 等經濟學家不斷擴充而形成,涵蓋了新古典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里昂·瓦爾拉斯的理論,強調帕累托均衡的重要性。在帕累托均衡條件下,任何改變都無法使得任何個體不在損害其他個體福祉的情形下變得更好(即從此以後,非損人不能利己)。為達成帕累托均衡,必須要有一定的條件,因而里昂·瓦爾拉斯稱只要能滿足這一系列的條件,便能實現帕累托均衡,故而即便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可以產生資本主義經濟一樣的理性價格機制。這一理論極大推動了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3]

阿巴·勒那的寫作極大程度上影響了蘭格的思想。阿巴·勒那在1938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5]促使蘭格重寫了自己前幾年關於市場社會主義的論述,重編於其1938年的書中。《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反映了蘭格關於社會紅利英語social dividend支付的思考。阿巴·勒那在1944年出版的《控制經濟學》[6]則進一步指出蘭格模型中的投資必然會被政治化。儘管蘭格和勒納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但其實質為一種中央計劃機構控制投資和資本品、市場調控勞動力和消費品的計劃經濟。維弗雷多·帕累托里昂·瓦爾拉斯則進一步提出,中央計劃機構通過試錯的途徑不斷刺激市場供需信號。[7]

理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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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格的理論模型從未被實施過,即便是在蘭格的故鄉——二戰後一直實施蘇聯式經濟計劃英語Soviet-type economic planning波蘭[8]

這一模型常與社會主義匈牙利的新經濟機制(亦稱卡達爾·亞諾什治下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所謂的古拉什共產主義)類比,但是後者並非純粹的蘭格式社會主義。[9]有學者[2]認為,蘭格模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一定借鑑意義。

基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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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格模型各機構之間聯繫
 
蘭格模型英文圖示

蘭格模型包含三個基本的決策層級:最底層為企業和家庭,中間的政府產業部門,最高層級的中央計劃機構:中央計劃機構相對任意地劃定消費品的初始價格,並通知生產商;國有的生產者依照邊際成本進行生產以使得成本最小化;政府的各個產業部門決定產業的生產規模的增減;家庭決定如何分配收入以及勞動力的供應[4][10]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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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格模型的核心機構有三個,即中央計劃機構、不同經濟部門的政府產業部門、由工人民主管理英語Workplace democracy的國有企業[10]

中央計劃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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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計劃機構有三項核心功能[10]

  • 將商品價格設定為其邊際成本
  • 調整價格以取得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出清價格
  • 依照目標增長率進行經濟收益的再投資

價格試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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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價格由中央計劃機構「人為」設定以達到計劃增長目標,因而市場上的供需不可能一開始就出於均衡狀態。為實現生產和需求的均衡,以避免生產過剩或者生產不足,蘭格模型採取了一種試錯途徑:如果某一商品有富餘,則中央計劃機構會降低其價格,反之則增加其價格,直至供需達到均衡[10]

社會紅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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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計劃機構除了設定價格以外,還負責分配社會紅利英語social dividend。由於所有非勞動生產要素為公有,這些要素的租金和收益亦為公有。故此,這些收益將會依照個人依賴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源所取得收入的比例被分配給個人,從而補充工人們的以薪資為主的收入。[11]

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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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頓·弗里德曼批判蘭格模型的方法論:這一模型建立於理想世界的模型之上,並非對真實世界的普遍化,因此這一模型無法被證偽。弗里德曼亦批判模型的邏輯:任何企業國有制都要求政府不斷的強制力干預,故而凡個人開立私有企業,必然會被國家侵佔或者關閉,或者用強制力以威脅私有企業。[12]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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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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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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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Bator, Francis M. 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58, 72 (3): 351–379. JSTOR 1882231. doi:10.2307/1882231. 
  2. ^ 2.0 2.1 楊斌; 趙紅清. 对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探析. 理論觀察. 2015, (5): 70-71. 
  3. ^ 3.0 3.1 3.2 張自莊. 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型简介. 經濟學動態. 1979, (11). 
  4. ^ 4.0 4.1 楊日鵬. 二十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研究. 山東大學. 2010 [2019-03-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8). 
  5. ^ Lange, O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I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4 N 123-142
  6. ^ Lerner, A 1944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7. ^ Hodgson, G. M. Socialism against markets? A critique of two recent proposals. Economy and Society. 1998, 27 (4): 407–433. doi:10.1080/03085149800000027. 
  8. ^ Yunker, James A. Post-Lange Market Socialism: An Evaluation of Profit-Oriented Proposal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5, 29 (3): 683–717. JSTOR 4226984. doi:10.1080/00213624.1995.11505705. 
  9. ^ Wolf, Thomas. "The Lessons of Limited Market-Oriented Reform" (1991),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No. 4 (Autumn, 1991), pp. 45-58
  10. ^ 10.0 10.1 10.2 10.3 Roberts, P.C., 1971. Oskar Lange's theory of socialist plan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3), pp.562-577.
  11. ^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by Lange, Oskar. 1936.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No. 1: "It seems, therefore, convenient to regard the income of consumers as being composed of two parts: one part being the receipts for the labour services performed and the other part being a social dividend constituting the individual's share in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the capital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owned by society."
  12. ^ Friedman, Milton. L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A Metgodological Criticis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3–631. [2019-03-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9). 

參閱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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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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