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我會教堂和修道院 (杜布羅夫尼克)
多明我會教堂和修道院（克羅地亞語：Dominikanski samostan i crkva u Dubrovniku）是杜布羅夫尼克的一處宗教建築群，位於舊城的東部，毗鄰杜布羅夫尼克城牆。
1225年，多明我會在杜布羅夫尼克建立了修道院。它由一系列建築組成，包括聖多明我堂（crkva sv. Dominika）、鐘樓、迴廊和三座修道院樓。施工開始時間尚未確定，但一些來源說明是建於13世紀。起初它位於城牆外，但由於其防禦重要性，議會在1301年決定出錢出力，幫助它遷入城牆內。[1]修道院內擁有威尼斯藝術大師保羅·韋內齊亞諾（Paolo Veneziano）的作品。修道院博物館收藏了珍貴的手稿和 217 幅 15 世紀和 16 世紀杜布羅夫尼克畫家的畫作：洛夫羅·多布里切維奇（Lovro Dobričević）、米哈伊洛·哈姆齊奇（Mihajlo Hamzić）和尼古拉·博日達雷維奇（Nikola Božidarević），以及著名意大利畫家提香1550年的祭壇畫 「聖瑪達肋納」（sv. Magdalena）。
歷史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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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羅夫尼克多明我會修道院由修士創立於1225年。如今，它沿着城牆和普洛切門（Vrata od Ploča），形成了一個建築群，包括一座帶有鐘樓的大型單中殿教堂、迴廊（在北側）和周圍的三座修道院樓，還有四個較小的修道院教堂，並未完全融入整體。它們是聖巴斯弟盎堂（crkva sv.Sebastijana）、聖路加堂（crkva sv.Luke）、聖母領報堂（crkva Navještenja）和玫瑰聖母堂（crkva Gospe od Rozarija）。聖巴斯弟盎堂是一座哥德式教堂，建於1466年，毗鄰聖多明我堂，準確地說，是沿着它的南牆。它雖然仍然是哥德式，但卻是杜布羅夫尼克第一座帶有半圓形後殿的教堂。由於它的位置緊靠城門，意味着聖巴斯弟盎保護城市免受當時對歐洲人民構成巨大威脅的瘟疫。 聖路加堂、聖母領報堂和玫瑰聖母堂在空間上與修道院的中央建築群分開，但仍然歸其所有。前兩座教堂位於聖多明我堂的東側。而最後一座玫瑰聖母堂，建在聖多明我堂西立面的對面。
儘管眾所周知的事實是，1282 年在今天的聖多明我修道院的遺址上，有一個帶墳墓的小迴廊，但是只有 1301 年 9 月才是首次記載的該修道院開始建造的日期。倡議由議會發起，命令所有居民，無論男女，都必須參與修道院的建設。[1]雖然工程始於 14 世紀初，並且在同一世紀，修道院和教堂都已經建成，但直到15世紀中葉，在建造祭衣間、會議廳和門廊後，修道院才最終成型。
聖多明我堂
編輯聖多明我堂（Crkva sv. Dominika）是亞得里亞海東部海岸地區最大的哥德式建築之一。空間極為空曠，進深極大，（42x16x16米），加上高而光滑的中殿牆壁，和開放式木屋頂相結合，給人以寬敞和哥德式輕盈的印象。在其他一些多明我會的教堂也可以找到同樣的印象。它是一座單中殿建築，有一個長長的中殿，高高的牆壁，後面是多邊形的聖所。教堂的外側由方形扶壁分隔。儘管一些研究人員認為，由於地震和重建，原建築的遺蹟很少，但聖多明我堂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形狀。 14至15 世紀立面底部的墓碑銘文、一系列由三部分組成的羅馬式-哥德式盲拱廊和多邊形後殿，都證明了這一點。
教堂的南立面由一個通向正門的陡峭樓梯主宰，由晚期哥德式框架大師米蘭的博尼諾（Bonino da Milano）設計。 1418 年，他與杜布羅夫尼克當地的石匠一起製作了南門的外框，並在頂部製作了父神雕像。教堂西側的第二個入口到15 世紀中葉才開放，安排了一個長長的通道坡道。
鐘樓和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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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修道院建築群的一部分，毗鄰聖多明我堂，有一座鐘樓。其南、東、北三面為城牆環繞，底層與祭衣間空間融為一體。1390年是開始施工的年份，但是到1444年鐘樓仍在建設中，在1450年之前尚未完工。最終完工日期是 1531 年，在頂部放置了黃銅鍍金的歌手。然而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它被閃電摧毀了 3 次之多，於是石匠們根據新的風格趨勢，改用巴洛克時期常見的花環和蝸殼來裝飾。鐘樓基本為羅馬式建築，但可見哥德式和文藝復興式，乃至巴洛克式的特徵。 1979年地震後，杜布羅夫尼克地區的所有鐘樓都受到了嚴重破壞，包括多明我會修道院的鐘樓在內。九年後開始重建。
多明我會修道院的迴廊，以其寬敞和美麗在杜布羅夫尼克的古蹟中脫穎而出。建造迴廊的想法存在於14世紀。但是，它的門廊直至1456 年至 1483 年才得以建造。此外，這個迴廊被認為是杜布羅夫尼克第一個帶有文藝復興風格的宗教建築，雖然一些細節仍然帶有哥德式風格的特徵。庭院中央有一口16世紀的石井。迴廊由佛羅倫薩著名藝術家馬索迪巴托洛梅奧（Masso di Bartolomeo）設計, 由當地工匠完成。[1]
保羅·韋內齊亞諾的十架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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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中殿的後面，位於宏偉教堂後殿的拱門中，祭壇上方是宏偉的十架苦像 ，根據格格·加穆林（Grgo Gamulin）的說法，它是威尼斯畫派創始人保羅·韋內齊亞諾最宏偉的作品之一。它目前和可能是最原始的位置，遵循中世紀的慣例，十架苦像放置在祭壇上方的高處，因此代表了天主之子的犧牲，象徵救贖。最有可能的是，十架苦像最初就放置在它現在的位置。[2]中間是釘十字架的基督，而側面是天主之母和若望。它的歷史可追溯至 1350 年至 1355 年之間，據信起源於保羅·韋內齊亞諾作品的頂峰時期。這件作品無疑是克羅地亞中世紀晚期最珍貴的作品之一。
參考
編輯- ^ 1.0 1.1 1.2 1.3 Đukić-Bender, V., Arhitektura spomeničke vrijednosti u muzejskoj upotrebi u Dubrovniku, Izvod iz magistarske radnje: "Muzeji u povijesno-spomeničkim zdanjima na dubrovačkom području" Zagreb 1985. // Dubrovački horizonti godina XVIII, br. 26. / ur. Josip Lučić, Zagreb : Društvo Dubrovčana i prijatelja dubrovačke starine u Zagrebu, 1986., str. 64.
- ^ Dubrovačka biskupija, Održano predavanje "Dubrovačka crkva sv. Dominika i njena monumentalna raspel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objavljeno 31. svibnja 2016., pristupljeno 1. lipnja 2016.
- Stjepan Krasić, Dominikanski samostan u Dubrovniku, Dubrovnik: dominikanski samostan sv. Dominika, 2002., 135. str. (vodič)
- Frano Kovačević, Dominikanski samostan: povijesno-kulturni i umjetnički spomenik grada Dubrovnika, Dubrovnik, 1956. (vodič)
- Robin Harris: Povijest Dubrovnika, Golden marketing-Tehnička knjiga, Zagreb 2006.
- Serafin Marija Crijević(Seraphinus Maria Cerva), Bibliotheca Ragusina in qua Ragusini scriptores eorumque gesta et scripta recensentur, 4 sveska, izd. Stjepan Krasić, Zagreb: Jugoslavenska akademija znanosti i umjetnosti, Zagreb, 1975. – 1980.
- Cvito Fisković: Prvi poznati dubrovački graditelji, Dubrovnik 1955.
- Fisković, Cvito: Naši graditelji i kipari XV i XVI st u Dubrovniku, Zagreb 1947.
- Likovna kultura Dubrovnika 15. i 16. st., Zbornik radova sa simpozija Likovna kultura Dubrovnika 15. i 16. st., Zagreb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