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5年举行的一次会议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一次會議，也是共產國際解散前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決定聯合各國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日期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
國家／地區 蘇聯
會場蘇聯莫斯科
參與者513名代表，371人有投票權
←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什克拉爾斯卡-波倫巴會議 →
共產國際七大會址莫斯科工會大廈的現今外觀
大會主席季米特洛夫

歷史 編輯

1933年納粹在德國上台後，斯大林就在國內宣稱「法西斯就意味着戰爭」，蘇聯外交路線急於在歐洲達成遏制法西斯戰爭策源地的「集體安全」組織或條約。[1]

而各國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長期形成的「左」傾路線，把爭取「和平」視為敵人的陰謀策略。[2]然而，1934年的奧地利內戰（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與奧地利共產黨反對國內的極右翼勢力）以及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合作反對本土的法西斯運動，證明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主張的最廣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可行性。[3]1934年4月，被控策劃了國會縱火案的季米特洛夫從柏林獲釋飛抵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標誌着新的反法西斯政策在組織上的落實。[3]

1934年底開始籌備共產國際七大。共產國際執委會組建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草擬七大的議程。[4]由於內部的新舊政策路線之爭，原定於1935年3月8日開幕的七大推遲到1935年7月底。[5]蘇聯反法西斯外交的急迫需要——同時面對迅猛碰撞的納粹德國軍事壓力的蘇聯與法國於1935年5月2日簽署《蘇法互助條約》；兩個星期後，5月16日，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簽訂了《蘇捷互助條約》，其內容與蘇法條約基本相同——這促進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內部的思想轉向。[6][7]

 
威廉·皮克(1876-1960)晚年照

513名代表，其中371人有投票權的代表來自65個共產黨與19個同情政黨，其他為來在其他政治組織與勞工組織的特邀嘉賓代表。[8]季米特洛夫做主報告[9]。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威廉·皮克[10][11]、德米特里·扎哈羅維奇·曼努伊爾斯基做副報告。[12]斯大林依照傳統未出席此次大會。大會無異議地通過了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決議。這與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第三時期理論」指導下的階級戰爭的「左」傾政治路線是個戲劇性政策轉變。

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七大 編輯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和康生於1934年4月25日致電中共中央，催促速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七大。1934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指派高自立（周和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中革軍委後方辦事處政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查部代部長、土地部部長）、滕代遠（李光，紅三軍團政委）、孔原（陳鐵錚，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楊松（吳紹鎰）等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周和生到莫斯科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參與了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工作。

王明、康生、林育英（張浩）、吳玉章（王榮）、李立三、吳克堅等也在莫斯科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據《張浩紀念集·張浩年譜》說，張浩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共產國際七大還沒有開完即被派回國，經過三個月的長途跋涉，經外蒙古，再穿內蒙古毛烏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1935年11月7日張浩到達陝北定邊，找到縣委，了解到中央紅軍已在陝北，說明自己身份後，要求見中央。1935年11月18日，到瓦窯堡，見到了總書記張聞天，並把李立三編寫的電台密電碼交給了中共中央。

1935年7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會討論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單，決定王明、康生為正式代表，周和生以中國蘇區代表名義出席共產國際代表會議。7月1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會討論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大綱，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向代表大會致賀詞和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工作報告的發言確定下來。

1935年7月25日晚，共產國際七大開幕。周和生代表中共中央、中國紅軍革命委員會和中國所有勞動者向代表大會致賀詞。據會議記錄資料稱，他是第一個取得發言權的代表並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大會致敬，他的講話受到「暴風雨般掌聲的歡迎」。周和生在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

1935年7月29日大會第八次會議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工作報告，周和生作了長篇發言即《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七年》的報告,介紹了中國蘇維埃的七年發展歷史和蘇維埃政府各方面的政策。 該報告多次迎來代表們熱烈的掌聲。據大會記錄，代表們「長時間熱烈的掌聲,全體起立向周和生同志致敬。」周和生的這個報告在8月1日大會總結共產國際執委會工作報告討論情況時得到表揚。[13]

大會選舉產生47名共產國際執委，其中有中共的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張國燾4人；33名候補執委，有中共的博古、康生2人。

大會之後，中國代表團着手宣傳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其中周和生與王明負責《論土地問題》，周和生又與徐傑負責《中國蘇維埃的救濟政策問題》。1935年8月25至27日周和生參加中共代表團開會討論在中國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之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討論和修改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

陳雲（史平）、陳潭秋（徐傑）、陳剛（劉作撫）、曾山（唐谷）、楊之華（杜寧）、魏拯民（馮康）、饒漱石（梁朴）、趙毅敏、何實山（何叔衡之女，陳剛夫人）、何實嗣（（何叔衡之女）等陸續於1935年9月下旬到達莫斯科。陳雲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參見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1. ^ E.H.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1930-193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pg. 147.
  2. ^ An unsigned editorialist in the official magazine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o. 9 (1935), cited in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pg. 148.
  3. ^ 3.0 3.1 Jonathan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1933-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pg. 54.
  4. ^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pg. 148.
  5. ^ Voprosy Istorii KPSS (Problems of History of the CPSU), no. 8 (1975), pg. 60; cited in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pg. 149.
  6. ^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pg. 150.
  7. ^ The communique was broadly published in the world press on May 16, 1935. Cited in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pp. 150-151.
  8. ^ 引用錯誤：沒有為名為Carr403的參考文獻提供內容
  9. ^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pg. 405.
  10. ^ Wilhelm Pieck, "The Activi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VII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bridged Stenographic Report of Proceeding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39; pp. 15-71.
  11. ^ Pieck, "The Activiti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2. ^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of the CPCz CC,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of the CPS CC.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z. 布拉格: Orbis Press Agency, 1980. p. 160.
  13. ^ 李永春：「《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七年》的報告人是周和生不是蔡和森」，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09 年第 11 期

進一步閱讀 編輯

  • Julius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ume 2, 1914-1943. [1963]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
  • E.H. 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1930-1935.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 Jane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Volume 3, 1929-194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Jonathan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 1933-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 VII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bridged Stenographic Report of Proceeding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39.

外部連結 編輯

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oldid=79605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