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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遣隊 (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的特遣隊（德語：Sonderkommandos，德語發音：[ˈzɔndɐkɔˌmando]，字面意思為「特殊小隊」）是由納粹德國滅絕營犯人構成的勞工隊（英語：Extermination through labor）。組成特遣隊的囚犯通常為猶太人，他們在死亡脅迫下協助處理猶太人大屠殺毒氣室受害者。[1][2]須注意在1938年至1945年間，黨衛隊也有名為「特遣隊」的特設單位（SS-Sonderkommando），由黨衛隊的數個部門組建而成，與在押犯人組成的滅絕營特遣隊並無關係。

特遣隊
1005特遣隊（英語：Sonderkommando 1005）的倖存者在亞諾夫斯卡集中營（英語：Janowska concentration camp）的一台碎骨機旁合影。照片拍攝於集中營解放後。
別名德語：Sonderkommando
地點德佔歐洲
日期1942–1945
事件類型銷毀猶太人大屠殺的證據
實施者黨衛隊
參與者猶太勞工（德語：Arbeitsjuden）
集中營納粹德國修建的滅絕營，包括奧斯威辛、貝烏熱茨、海烏姆諾、馬伊達內克、索比堡與特雷布林卡等
倖存者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英語：Zalman Gradowski）、亨里克·陶貝爾（英語：Henryk Tauber）、萊布·朗夫斯（英語：Leib Langfus）、莫里斯·韋內齊亞（英語：Morris Venezia）、亨里克·曼德爾鮑姆（英語：Henryk Mandelbaum）、達里奧·加巴伊（英語：Dario Gabbai）、安東尼奧·博爾德林（Antonio Boldrin）、菲利普·米勒（Filip Müller）

「特遣隊」的說法是納粹用於指代最終解決方案各個方面的混淆用委婉說法之一。[a]

死亡工廠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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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豪集中營集中營的焚屍爐。達豪集中營於1933年建立，是德國建立的第一座集中營。

特遣隊成員並不直接參與殺人；殺人的工作由黨衛隊負責，而特遣隊的主要任務[3]為處理屍體。[4]大多數情況下，特遣隊隊員是在到達集中營後立即徵召的，隨後在死亡威脅下被迫上工。關於他們將要從事的任務，納粹事先不會給出任何告知。令特遣隊隊員懼怕的是，他們有時會在處理的屍體中發現自己的家人。[5]隊員們沒有拒絕任務或退隊的手段，除非自殺。[6]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景中， 特遣隊隊員會被委婉地稱作「猶太勞力」（Arbeitsjuden），[7]還有些時候他們被稱作「幫手」（Hilflinge）。[8]1943年，比克瑙集中的特遣隊達到了400人；而當匈牙利猶太人於1944年到達集中營時，特遣隊的人數增長至超過900人，以適應屠殺滅絕的班次數增加。[9]

德國人需要特遣隊員保持勝任工作的身體狀況，因此為他們提供的生活條件比其他在押者更為整潔：特遣隊有自己的住宿營房，隊員可以保留與使用各種各樣的東西，比如毒氣室受害者帶來的食物、藥品和香煙。和一般犯人不同，特遣隊員通常不會被衛兵隨意殺害。特遣隊員的生計和效益取決於他們維持納粹死亡工廠運作的效率。[10]他們在滅絕營中生存的時間比其他犯人稍長——但只有少數活到了戰後。

由於特遣隊員對納粹的大屠殺政策瞭然於心，他們被認為是「身藏秘密者」（Geheimnisträger），住處與被用作奴工的其他犯人隔開。[b][11]根據黨衛隊政策，每隔三個月，在滅絕營的殺人區域工作的特遣隊員會近乎全員送入毒氣室，以確保保密性。然而，有些隊員因為擁有專業技能，能夠存活一年以上。[12]特遣隊新隊員的任務往往是處理前任隊員的屍體。據研究計算，從一座集中營組建首批特遣隊到集中營清場，大約會經歷14代特遣隊員。[13][頁碼請求]

目擊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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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至1944年間，個別特遣隊員可以得到書寫工具，因此得以記錄他們在比克瑙的部分體驗和所見所聞。這些文檔被埋藏在焚屍爐地下，戰後重見天日。據辨認，這些手稿的作者有五人：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英語：Zalman Gradowski）、扎爾曼·萊文塔爾（Zalman Lewental）、萊布·朗夫斯（英語：Leib Langfus）、哈伊姆·赫爾曼（Chaim Herman）與馬塞爾·納賈里（英語：Marcel Nadjari）。前三人使用意第緒語寫作；赫爾曼使用法語；納賈里使用希臘語。其中的大部分手稿存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國家紀念博物館的檔案館中；赫爾曼的信存放在奧斯威辛-比克瑙被驅逐者協會（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檔案館中；格拉多夫斯基的一份文檔存放在聖彼得堡的醫學軍事博物館，還有一份存放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中。[14][15] 其中一些手稿由貝·馬克編成《奧斯威辛捲軸》（The Scrolls of Auschwitz）出版。[16]另一些手稿由奧斯威辛博物館出版，題為《在罪案的夢魘之中》（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17]

奧斯威辛捲軸被認為是關於猶太人大屠殺最重要的證詞之一，因為其中包括了在比克瑙毒氣室工作的同期目擊記述。[15]

下文的記述被埋藏在奧斯威辛焚屍爐下面，是由在集中營起義中身亡的特遣隊隊員扎爾曼·格拉多夫斯基在1944年10月7日所寫：

致找到這些記錄的人，我求你一件事情，這也是我寫作的實質目的……那就是我在地獄的日子、我無望的明天，將會在未來呈現其意義。我傳達的只是發生在比克瑙-奧斯威辛地獄中的一部分。你將會意識到現實是怎樣的……從這一切你將會了解到我們民族是如何滅亡的。[18]

據記載，在曾被迫在納粹滅絕營工作的成千上萬名特遣隊員中，只有不到20人活到了解放並能夠作證（不過有些來源聲稱的人數更多[19]）。其中知名的有亨里克·陶貝爾（英語：Henryk (Tauber) Fuchsbrunner）、菲利普·米勒、丹尼爾·本納米亞斯（Daniel Behnnamias）、達里奧·加巴伊（英語：Dario Gabbai）、莫里斯·韋內齊亞（英語：Morris Venezia）、什洛莫·韋內齊亞（英語：Shlomo Venezia）、安東尼奧·博爾德林（Antonio Boldrin）、[20]薩穆埃爾·維倫貝格（英語：Samuel Willenberg）、阿布拉姆·德拉貢（Abram Dragon）、大衛·奧列爾（英語：David Olère）、亨里克·曼德爾鮑姆（英語：Henryk Mandelbaum）以及馬丁·格雷（英語：Martin Gray (Holocaust survivor)）。除此之外被確認的倖存者最多還有六七名，但他們沒有證詞記錄在案。後來在一些集中營還發現了被掩埋和隱藏的特遣隊員記述。[21]

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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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哈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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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萊茵哈德行動期間建造的滅絕營中，有兩起已知的特遣隊員起義。

特雷布林卡

第一場起義於1943年8月2日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爆發、100名囚犯成功逃出。[22]他們複製了營地軍火庫的鑰匙，從庫房偷走了20到25把步槍、20枚手雷、以及幾把手槍。下午3時45分，700名猶太人發動了一場持續30分鐘的叛亂，攻擊滅絕營的黨衛隊守衛和特拉夫尼基人。[23]營地的建築物被燒毀，一個油罐被引燃。配備武裝的猶太人攻打正門，其他猶太人試圖翻越圍欄。然而，全副武裝的衛兵們集中火力攻擊囚犯，幾乎將起義者屠殺殆盡。約有200名猶太人[24][23]逃出了滅絕營，[c]但由於他們沒有切斷電話線，黨衛隊得以從四個不同的城鎮調派援兵，設置路障。[23]半數逃亡者死於乘車或騎馬的納粹的追逐。[25]

倖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蘭家鄉軍游擊隊員送過河，[26]其他人則得到波蘭村民的幫助和供養。[25]700名參加起義的特遣隊員中，有100人成功逃出滅絕營，其中已知活到戰後的有70人。[27]倖存者包括合著了「特雷布林卡回憶錄」的里哈德·格拉扎爾（英語：Richard Glazar）、希爾·拉伊赫曼（英語：Chil Rajchman）、揚凱爾·維爾尼克（英語：Jankiel Wiernik）、以及薩穆埃爾·維倫貝格（英語：Samuel Willenberg）。[28]

索比堡

特雷布林卡起義兩個月後，一場相似的起義於1943年10月14日晚在索比堡一號營爆發。[29]特遣隊隸屬於「勞動犯」（德語：Arbeitshäftlinge），即運作滅絕營所需的一般奴隸勞工（如在到達中心工作、處理受害者的物品、組建工作小組等）。[30]在來自明斯克的蘇聯猶太戰俘亞歷山大·佩切爾斯基（英語：Alexander Pechersky）的領導下，[31]特遣隊員秘密殺害了11名德國黨衛隊軍官，制服了集中營的看守人員，並奪取了軍械庫。[32]起義原計劃殺死所有黨衛隊和特拉夫尼基看守，從滅絕營大門走出；然而由於刺殺行動被發現，犯人們不得不冒着被槍殺的危險逃生。

荷蘭歷史學家，索比堡倖存者尤勒斯·斯海爾菲斯（英語：Jules Schelvis）估計，一號營的600名特遣隊員中有300人在起義中逃走。其中158人被衛兵殺害，或者被環繞滅絕營的雷區炸死。107人在黨衛隊、國防軍或 秩序警察營（英語：Order Police battalions）的追捕中喪生。另有53人逃亡後因其他原因在1945年5月前喪生。目前已知的起義倖存者只有58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10人。索比堡毒氣室所在的三號營中的特遣隊員未參加起義，於起義次日被全數殺害。

索比堡的起義後來被改編為電影《逃出索比堡（英語：Escape from Sobibor）》。

2019年6月，有報道稱最後一位倖存的索比堡逃亡者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去世，享年96歲。[33]

奧斯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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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奧斯威辛二號營的特遣隊員在四號火葬場起義。先前的幾個月，猶太女青年從韋克塞爾聯合金屬廠（Weichsel-Union-Metallwerke，位於奧斯威辛一號營和二號營之間工業區的一座軍火工廠）走私小包的火藥。最終，這些火藥沿着走私鏈條，被傳到了四號火葬場特遣隊手中。隊員計劃先摧毀毒氣室和火葬場，然後發動起義。[34]

然而在1944年10月7日上午，集中營的抵抗組織提前警告四號火葬場的特遣隊員，說他們將被殺死。特遣隊員用兩架機槍、斧頭、刀具和手雷攻擊了黨衛隊和囚監，造成衛兵3人死亡，12人受傷。[35]一些特遣隊員從營區逃生，但大多數在當天晚些時候被重新抓獲。[13]在那些沒有死於起義本身的人中，有200人後來被迫脫光衣服，面朝下躺在地上，然後從後腦勺槍殺。當天共有451名特遣隊員被殺害。[36][37][38]

文學作品和媒體中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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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特遣隊的早期形象是不光彩的。米克洛斯·尼斯利（英語：Miklos Nyiszli）在《奧斯威辛：一個醫生的目擊報告》（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一書中寫道，當其他囚犯正被餓死的時候，特遣隊享受着配有吊燈和燭光的盛宴。尼斯利是一位公認的納粹勾結者，曾協助約瑟夫·門格勒在奧斯威辛囚犯的身上做醫學實驗。他在二號火葬場的中有一間辦公室，似乎應該能夠很好地觀察特遣隊的行動；但是，他對火葬場中的一些實物描述嚴重失實，降低了他在這方面的可信度。歷史學家吉德翁·格賴夫（英語：Gideon Greif）認為尼斯利的著作屬於有關特遣隊的 "流言與其他錯誤和誹謗性的說法"之列，只是由於缺少倖存的特遣隊員第一手證詞，才讓這類說法得以盛行。[39]

在《溺水者與獲救者（英語：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中，作者普里莫·萊維將特遣隊描繪為距勾結者只有一步之遙。儘管如此，他要求讀者不要譴責。「因此，我要求我們對'火葬場的烏鴉'的故事要有憐憫和嚴格的思考，但要暫緩對他們的判斷。」[40]萊維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時間是在第三營/莫諾維茨（丁腈橡膠廠）度過的，可能沒有直接接觸過特遣隊。他的描述據稱是根據尼斯利的說法描繪的。

菲利普·米勒（英語：Filip Müller）是少有的在戰爭中倖存的特遣隊員之一；更為不同尋常的是，他在特遣隊中服役的時間比大多數人長得多。他在《奧斯維辛的目擊者：毒氣室中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中描述了自己的經歷，於1979年出版。他在書中講述了多起事件，包括他怎麼試圖進入毒氣室，好與一群同胞一同赴死；但一個女孩阻止了他自殺，要求他活下來做證人。[41]過去幾年中，一些對特遣隊更為同情的記述得以出版。首先是吉德翁·格賴夫自己的著作《我們欲哭無淚（英語：We Wept Without Tears）》，其中包括對前特遣隊員的詳盡且時而痛苦的採訪。格賴夫用君特·安德斯的詩歌《你會怎麼做？》（An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作為此書的序言，指出沒有經歷過特遣隊的處境的人，無權對他們作出裁決：「你不能，我不能！我們沒受過那樣的折磨！」[42]

第一部描繪特遣隊起義的劇作由盧多維克·布魯克斯坦（英語：Ludovic Bruckstein）在1947寫成。布魯克斯坦於1920年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切沃（今屬烏克蘭），1944年5月在錫蓋特被捕，送往集中營。布魯克斯坦的劇作題為《夜班》（Nacht-Shicht），於1948年至1957年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意第緒語劇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43]

1996年，在道格·休斯（英語：Doug Hughes）執導下，紐約MCC劇院（英語：MCC Theater）製作了劇作《灰色地帶（英語：The Grey Zone）》，是一部探討特遣隊員的道德困境的戲劇作品。[44]該劇後來由製作人提姆·布雷克·尼爾森改編為同名電影。[45]該片的基調與大部分情節基於尼斯利的著作，將特遣隊的成員描繪成跨越了界限，從受害者變為加害者的人。比如片中的特遣隊員霍夫曼（大衛·阿奎特飾）在一名微笑的黨衛隊員注視下，在脫衣室將一名男子活活打死。尼爾森明確表示，這種道德模糊性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下的我們每個人自己，也許會有這樣的行為，因為我們是人。但我們不是聖化的受害者。」[46]

2014年的「小說化」回憶錄《破鏡》探討萊一名前特遣隊員為了獲得寬恕和終結所付出的努力：「善良的人可以被迫做錯事，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不那麼善良。」這位倖存者這樣評價自己，「但這也並不意味着錯的就不那麼錯。」[47]

2015年由奈邁施·拉斯洛指導的匈牙利電影《索爾之子》詳細描述了一名特遣隊員將一個死掉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兒子，並試圖埋葬這個孩子的故事。該片在第68屆康城電影節上贏得評審團大獎。影片主演蓋佐·勒里格（英語：Géza Röhrig）對一名記者將特遣隊員說成「半受害者，半劊子手」的說法表示憤怒。他說，「話必須說明白，他們100%是受害者。他們沒有犯下喋血罪行，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殺戮。他們一到場就遭到了死亡威脅。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他們和奧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樣，都是受害者。」[48]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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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特遣隊照片（英語：Sonderkommando photographs）
「亞歷克斯」（阿爾貝托·埃雷拉（英語：Alberto Errera））拍攝的原始照片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上圖主題區域的特寫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焚燒屍體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焚燒屍體
  •  
    奧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隊將人送往「淋浴間」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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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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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別動支隊（英語：Einsatzkommando）」（Einsatzkommando），直譯作「部署小隊」
  2. ^ 參見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條目。
  3. ^ 波蘭歷史學家和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博物館普遍接受200人的數字，而《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稱有300人逃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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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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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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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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