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銀行

陝甘寧邊區銀行是1937年10月1日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的基礎上改組成立,資本金10萬元,總行設在延安,在綏德三邊隴東關中設立分行,下設支行、辦事處等分支機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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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甘寧邊區銀行最高決策機關為邊區政府銀行委員會,1943年後改由中央西北財經辦事處領導,1943年5月由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領導。有關業務方針的制定及監督,發行數量的確定與檢查,準備金數量的規定,預決算及各種報表的審核,資本之增減,分支行之廢立,處以上行員之進退,50萬元以上放款與投資,各種存款利率的規定,純利的處置與分配,重要業務的監督等,均需通過上述兩個領導單位。

陝甘寧邊區銀行發展存款、匯兌業務,發放生產和貿易貸款,先後發行「光華商店代價券」、陝甘寧邊區銀行幣、「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等紙幣。[1]

  • 光華商店代價券: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兩黨協議,陝甘寧邊區不設銀行、不印發貨幣,市面上通用法幣。1937年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決定收回發行的紙幣(即蘇票),並設立營業部,按照6∶1(即6元蘇票兌1元法幣)的比價,用商品收回西北分行的紙幣,此後法幣開始在邊區作為本位幣流通。但市面流通的多為法幣五元、十元券,輔幣十分缺乏,從1937年1月到1938年6月的一年半中,僅設在西安的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分支機構兌出輔幣2000元。[2]因此1938年6月以「光華商店代價券」發行的紙幣均為法幣元之下的輔幣。有1938年、1940年兩種年份。1938年版共有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面額5種;1940年版五角、七角五分面額。
  • 陝甘寧邊區銀行幣:1940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正式停發八路軍和新四軍軍餉(其中每月撥給陝甘寧邊區軍餉63萬元法幣,另加上國際援助,邊區年收入1000萬元法幣,基本滿足財政支出,內部稅收僅占財政收入6%,公糧僅佔總產量的1.3%)。1941年初爆發「皖南事變」。「最大的一次困難時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3]1941年邊區徵收公糧20萬石,佔總產量145.58萬石的13.8%,財政收入邊幣1960萬元,財政支出2527萬元。陝甘寧邊區政府於1941年1月30日頒佈《關於停止法幣行使的佈告》,自即日起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並於1941年2月18日宣佈發行邊區銀行幣(簡稱邊幣),規定在邊區境內只准使用邊幣。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邊幣共有1角、2角、5元、10元、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共10種面額,14種券別。並逐漸收回延安光華商店代價券。陝甘寧邊區銀行還發行過500元、1萬元、5萬元本票。邊區被迫開展「大生產」運動與「精兵簡政」運動、「減租減息」運動,1942年糧食產量150萬石,1943年糧食總產181.22萬石,都實現了自給;1942年財政收入邊幣34887萬元,財政盈餘邊幣10893萬元。
  • 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1944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財經辦事處作出《關於發行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的決議》,1944年7月1日正式發行,至1948年1月停止。流通券1∶20兌換陝甘寧邊區銀行幣。與陝甘寧邊區銀行票幣互相兌換。流通券共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1種面額,14種券別。邊幣、流通券同時流通一年後,於1945年6月確立了流通券的本位幣地位,邊幣逐步退出。

1940年,毛澤東致信彭德懷,[4]提到「根據地工作最差最無秩序最未上軌道的是財政經濟工作,許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蘇維埃時期的教訓,獨財經工作至今沒有接受過去的教訓,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產之禍」,財經金融工作須加以改善。

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並且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邊區不得不於1月28日通過決議,決定發行邊幣,禁止法幣在邊區內流通,以邊幣逐漸換回「光華商店代價券」,使邊幣成為邊區唯一的法定貨幣。邊幣面值為一元、五元、十元,與法幣的兌換值固定於1:1。但發行的貨幣,主要用於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導致邊幣貶值、物價飛漲、群情大嘩。1941年3月5日朱理治出任邊區銀行行長。邊區銀行強調銀行貸款的生產性,加大對農業生產、貿易的放款力度,農業貸款更是從無到有。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金融討論會,毛澤東到會並作了總結髮言,指出邊區的問題,基本不是金融的問題,而是經濟與財政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只有通過發展生產。由於當時銀行主要客戶為公營單位,在民眾間的銀行信用尚未建立,1941年9月,推出第一期有獎儲蓄,發放50萬儲蓄獎券,設立5萬元獎金。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發佈《告邊區同胞書》,着力宣傳儲蓄意義,朱德、林伯渠等組成勸購團,並聘請延安市市長李景林、市商會會長白振邦等知名人士為開獎委員會委員,極大推進了民眾對儲蓄獎券的認購熱情。據當年12月29日《解放日報》報道,50萬元獎券已基本售完。1941年底,邊幣與法幣的比價穩定在2.5比1。1942年,農業放款採取實物貸款辦法(以折實方式發放耕牛、農具钁頭、犁、鏵等貸款,即按市價將貸款折成實物(糧食或棉花)放出,農民收穫後交還等價實物);工業放款採取訂貨辦法,將來以貨還本;商業放款,除小型帶救濟性質貸款外,也採取訂貨辦法。1942年2月推出第二期有獎儲蓄,發放100萬儲蓄獎券。

1942年9至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整頓財經方面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和發展公私經濟、支持財政周轉、發行調劑貨幣的銀行工作任務;毛澤東親自組織收集經濟和財政方面的歷史的和現狀的材料,為會議撰寫了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由賀龍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幹會議傳達,強調了農貸的作用並在總結陝甘寧邊區農貸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發放農貸的七項原則,把增加農貸作為發展邊區經濟的重大政策提了出來。1941年底,邊幣與法幣的比價穩定在2.05比1。

1943年下半年開始邊區政府濫發邊幣,開始金融波動、物價猛漲,貿易、金融和財政問題日益凸顯出來。1943年邊區進口647264萬元,出口536472萬元,入超達110792萬元。延安市1940年100斤食鹽可以交換棉花30.5斤或布4.1匹,但到1944年同量的食鹽卻只能交換棉花7.5斤或布1.4匹。1943年,邊幣發行163064萬元,是1942年底累計發行額11845萬元的13.77倍,其中三分之二用於財政放款,導致物價上漲23.9倍;邊幣與法幣的比價暴跌至10比1,隴東分區甚至達18比1。造成邊幣失去信用,一些地方開始拒絕使用邊幣,重新開始流通法幣。1944年1月6日,邊區政府宣佈放棄堅守1:1的兌換比率,吸收法幣,至3月,由於邊區政府已建立了足夠的法幣作為邊幣的準備金,二者的比率最終確定為1元法幣兌換9元邊幣。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任命陳雲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經濟工作。1944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高幹會議,中央書記處主管財經工作的任弼時報告《去年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金融、貿易、財政政策基本方針》。3月10日,邊區政府任命陳雲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為扭轉財經局面,在陳雲的指導下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做法,包括加強出口管理、鼓勵生產替代進口。5月23日,決定授權陝甘寧邊區銀行以邊區貿易公司名義發行「商業流通券」(「鹽票」),規定「流通券」一元兌換邊幣二十元,再次明令禁止使用法幣。邊區政府原計劃以商業流通券作為過渡貨幣,但由於邊幣本身已失去信用,因此反被逐漸擠出市場,自1945年6月1日起,「流通券」正式成為陝甘寧邊區的本位貨幣,邊幣陸續收回。

1948年1月陝甘寧邊區與晉綏邊區統一為西北解放區後,陝甘寧邊區銀行與晉綏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西北農民銀行,下設河東總分行與河西總分行,其中河西總分行與總行為一個機構。流通券停止印刷逐步收回。券幣與西農幣按照1比1兌換。

1948年12月按2000元折合人民幣一元的比價開始收兌,1950年後退出流通。

歷任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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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菊如1937年10月1日至1941年3月;
  • 朱理治1941年3月5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名並獲得通過,至1943年1月15日(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的次日)被正式免職;實際到1942年9月就已經被免職,此後至1943年3月輔助黃亞光工作。
  • 黃亞光1943年1月至1947年11月。

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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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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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朱清华 李东:“陕甘宁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收藏》 , 2010 (7) :164-168. [2018-06-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27). 
  2. ^ 雷和平:“对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贡献的几点认识”,《金融时报 》2015年09月28日. [2018年6月3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年8月14日). 
  3. ^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
  4. ^ 《毛澤東年譜》中卷1993年版,第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