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一九运动
北大五一九运动是1957年在北京大学发生的一场学生民主运动,北大学生响应当时大鸣大放的号召,纷纷贴大字报、演讲,辩论民主方面的各种问题,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停止,很多参与者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后大多被平反。
过程
编辑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57年4月又开展整风运动,与百花运动结合起来,开展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1],这被称为“大鸣大放”,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二班的一群学生,率先在北大大饭厅[2]的南墙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青年团全国第三届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内容是: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团三大的召开。我们有如下问题需要校团委答复:一、我校的代表是谁?二、他是怎么产生的?三、我们有意见向何处反映?
历史系二年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3]
接着又有人贴大字报提出“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这很快引起众多学生的反响,到晚上,以大小饭厅为中心的墙壁、报栏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据一份“新闻公报”统计,截至20日下午5时20分止已有大字报162张,晚上,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代表党委宣布支持大字报。22日大字报更是大量增加,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学生们热情参与。2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校学校运动会,北大许多同学去清华宣传,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展到北京各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也参与进来。29日,北大一些学生成立“百花学社”,31日发表了宣言,表示在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并创办“广场”刊物,发表同学们的文章。[4][5]。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北大划了716名右派,这仍然被嫌太谨慎,数量不及清华,校党委书记江隆基被降职,1959年被调离北大。
- 物理系谭天荣《第一株毒草》:“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 刘奇弟《胡风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 中文系张元勋和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的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离,/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 法律系林希翎(程海果)的演讲:
- 第一次演讲:“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群众轰她,少数人欢迎鼓掌),我知道有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有部分群众鼓掌)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 第二次演讲:“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分子。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的)来。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领导的十万人也不会全死掉。
...斯大林的后期是反动的。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法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并非他没有犯过错误。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如他去年6月横渡长江,当时不让报道,可见他是谦虚的。主席写几首诗给诗刊,创刊词上有人评价,说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诗人。我看主席看了一定会很生气,这话多么肉麻。有人说主席写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
...我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现在党也感到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看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这也不足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加上客观上舒芜把他们以前的信发表了,结果就从文艺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
- 第一次演讲:“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
- 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 中文系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1954年订立宪法的时候,许多人忙于唱赞美诗,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所以有1955年肃反中许多地方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 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讲坛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
- 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一、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视。...二、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自然这与旧的不同,它有独特的特点,粗略想来有以下几点:1.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在的占有已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少,集体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这点现在一时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关系就更鲜明。2.分配,中央一级干部(或称万岁、九千岁、八千岁……)(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许农民比还恰当,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为40~60几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即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他极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回生产之中。...4.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至少换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5.官官相附(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三、你们会说现在工农生活不是提高了吗?对,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社会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总是上升的趋势,这点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一般收入总比资本主义社会好……。我国工农收入几年来实际上增加不多,仅过吃饱不饿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说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饱等等,来替现在社会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辩护的话,我要问:你也知道我们的眼向奴隶社会的方向看去还是向更合理的社会望去?...四、新的阶级矛盾和旧的不同,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和平的方法解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暴力——到无可救药时。”
- 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根据已发表的言论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①的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②尚需进一步研究的;③虽有错误但根本不是反社会主义的;④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篇幅限制,不能一一举例)对他们,特别是后三种言论,都应该实事求是的,肯定其“是”,否定其“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沙里淘金”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沙里如果真有金,为什么不该淘呢?)然而近来廉价的帽子满天飞,逆耳之言,一概被归为“反动言论”,“怒斥”,“警告”,“组织上的处分”……远远超过了针对言论本身的具体、客观的分析,试问这种做法,何以服人?我们是要把别人拉出泥坑?还是推进泥坑?不少人已被斥为“右派分子”,但是只要他们还是人民,那么他们在各方面与我们仍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为什么不准他们发表文章、演说或进行反驳呢?”
- 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
- 《阿Q外传》
- 《儒林内史》
- 其他
- 关于教学方面:求改革学制,开放全部禁书,改变考试制度,取消政治课必修制。(这一点引起强烈争论)反对盲目学习苏联,特别反对盲目崇拜苏联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苏联历史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关于选派留学生制度,大家坚决反对宗派主义的作法,要求公开考试,并提出出国攻读希望政府支持。
- 关于学校工作:要求学校向本人公开人事材料,防止错材料造成不良后果。要求学校党委公开交待过去肃反运动中错斗了的问题。公布某些同学自杀的真实情况和真正原因。
- 关于党、团、学生会工作:质问党委会,为什么对这次运动不管不问不积极领导。对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不民主,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有人认为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会主持辩论会的人有意压制鸣放,偏袒卫道者,有人指出学生会不代表学生利益,是党团的传声筒。
- 关于国家和党的工作:有人对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论”不同的看法,有人论证中国同样有个人崇拜存在,对如何根除“三害”问题讨论特别热烈。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除“三害”是只针对某些领导者个人缺点提出批评,不应讨论全党和国家大事;另一种认为“三害”产生的根源不仅是某些个人思想品质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国政治制度某些环节的不合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后一种见解理由较充足有说服力,掌握了群众,成为运动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