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哈德·海因里希

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德语:Gotthard Heinrici,1886年12月25日-1971年12月10日)[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将领,最高军阶大将。海因里希被认为是德国国防军的头号防御专家。他最后指挥的是在二战末期成立的维斯度拉集团军(由残余的A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组成),以对抗苏联军队维斯度拉河柏林的进攻。

陆军大将
戈特哈德·海因里奇
Gotthard Heinrici
1943年的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时为陆军大将
本名戈特哈德·费多·奥古斯特·海因里希
昵称Unser Giftzwerg(我们的毒侏儒、我们凶悍的小杂种)
出生(1886-12-25)1886年12月25日
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东普鲁士省贡宾嫩
(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古杰夫)
逝世1971年12月10日(1971岁—12—10)(84岁)
西德 西德巴登-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
墓地贝尔加克公墓
效命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

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纳粹德国 纳粹德国(1933-1945)
军种 德意志帝国陆军

魏玛防卫军

德意志国防军
服役年份1905年-1945年
军衔 德国大将
统率符腾堡第13步兵团第3营
普鲁士第3步兵团
第16步兵师
第12军
第43军
第4军团
第1装甲军团
维斯度拉集团军
参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详细战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
获得勋章十字佩剑骑士霍亨索伦王室勋章
橡叶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
亲属乔治·海因里希英语Georg Heinrici
格特·冯·伦德施泰特(表亲)
签名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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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于1886年生于东普鲁士,父亲是一名德国福音宗教会新教)的牧师。海因里希出身自一个神学家族,包括其父亲的兄弟乔治·海因里希英语Georg Heinrici以及祖父卡尔·奥古斯特·海因里希(Carl August Heinrici),也因此他一生始终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并时常到教堂做礼拜。然而由于他的宗教信仰以及因为他拒绝加入纳粹党,使他不被纳粹高层所欢迎,并因此常与希特勒及轻视他的帝国元帅戈林起冲突[2]

海因里希及其妻Gertrude Heinrici共育有两名子女,Hartmut Heinrici及Gisela Heinrici[3]。因为海因里希的妻子Gertrude具有犹太人的血统,他们的子女被纽伦堡法案(纳粹种族法)列为“Mischlinge英语Mischling”(部分犹太人)。然而,海因里希自希特勒手中得到了“德意志血统证明英语German Blood Certificate”,这份证明为他们“可能”的雅利安人身份背书并因此保护他们一家不被歧视。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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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军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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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中学毕业后,他打破了其家庭的传统,于3月8日成为了步兵师的军校学生并于战争学院就读直到1906年。一战期间,海因里希参与了入侵比利时的战斗并在1914年9月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而后海因里希隶属的师被调往东线,并参与了第一次马祖里湖战役英语First Battle of the Masurian Lakes(1914)和罗兹战役英语Battle of Łódź (1914)(1914),他也因此于1915年7月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4]

1916年5月,海因里希参与凡尔登战役。9月起他先后在第24后备军英语XXIV Reserve Corps (German Empire)第115步兵师英语115th Infantry Division (German Empire)的参谋部任职[5]。1917年3月,他被派往德国总参谋部,并在9月参加了参谋军官的训练课程,稍后被派往第7军英语VII Corps (German Empire)第8军英语VIII Corps (German Empire)担任参谋。1918年2月,海因里希被调任一支步兵师担任参谋并负责部队的作战行动,同年8月,他在该职务任上获得了十字佩剑骑士霍亨索伦王室勋章[5]

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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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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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隶属于勒布元帅(时为大将)的C集团军,指挥第1军团辖下的第12军。他的部队成功在6月14日从萨尔布吕肯南方突破马奇诺防线

苏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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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罗萨行动期间,海因里希指挥第43军作战,隶属于克鲁格元帅的第4军团,先后参与了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基辅战役莫斯科战役,并于1941年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不久后在1942年1月,海因里希出任指挥第四军团。1943年10月到11月间,海因里希于苏军发起的奥尔沙攻势中(白俄罗斯境内)成功阻止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时为上将)所率领的西部方面军的攻势,因此海因里希于11月24日获颁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6]。在第四军团撤退的过程中也对红军造成惨重损失,此成功令海因里希获得了“防御专家”的称号[7]。然而因为他拒绝在德军撤出前以大火摧毁斯摩伦斯克的命令而被解除指挥官的职务,并以“健康不佳”为由(海因里希于一战被毒气所伤,之后便一直有消化系统的疾病)被纳入非现役将领名单,并住到波西米亚卡尔斯巴德(今捷克卡罗维瓦利)的疗养院中,海因里希说道:“他们就是要把我给投闲置散”。在他撤职后不久,第4军团首度遭到苏军突破[8]

海因里希在日记中写道:

“被大雪,尤其是雪堆所阻碍,将我们一米一米的推开,移动车辆和装备在俄国的冬天中一点都不充足,在我们后方敌人正紧追者我们。关心着能否及时把部队带到安全的地方、带着伤兵前进、别让太多武器和装备落入敌人手中,这些都是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努力在做的……俄国人有着极好的冬季装备,从我们前线上许多宽广破口推进……在雪冰之中撤退就跟拿破仑一样,失败也是。”[9]

 
1943年中,克鲁格元帅(左) 与海因里希

1944年,在苏军于乌克兰获得胜利后,海因里希反复要求将中央集团军撤退以缩短战线,希特勒在5月20日参谋会议上拒绝了这些计划。6月4日,海因里希被解除第四军团的指挥权,稍后于巴格拉基昂行动中,第四军团被包围在明斯克以东而几乎遭到歼灭。[10]

1944年夏天,在被迫退休8个月之后,海因里希被派至匈牙利指挥第1装甲军团和附属的匈牙利第一军团英语First Army (Hungary)。而他在撤退至斯洛伐克的同时亦能相当地保持第一装甲军团的完整,稍后于杜克拉山口战役英语Battle of the Dukla Pass中,第一装甲军团阻止了苏军与斯洛伐克反抗军联合。1945年3月3日,海因里希获颁橡叶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

从奥得河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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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20日,希特勒命令海因里希接替希姆莱指挥东线的维斯度拉集团军,这是由于希姆莱于3月13日以生病为由辞去该职位并住到霍恩利琴疗养院英语Hohenlychen Sanatorium[11],此时集团军的前线距柏林已不到50英哩

维斯度拉集团军辖下有由曼陀菲尔装甲兵上将指挥的第3装甲军团布瑟步兵上将指挥的第9军团。海因里希的任务是要阻止苏军跨越奥得河,但同时他却缺乏兵力和所需的军需品,只有地形能够帮到他,他将第4军团部署于施劳弗高地上并分布成三条防御线,从高地上得以俯瞰奥得河沿岸的沙地和沼泽。而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军团则部署在北边以阻止可能将由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发动的侧翼攻击,然而,第3装甲军团拥有的战车甚至比第九军团的少。

4月16日,奥得-尼斯河战役英语Battle of the Oder–Neisse爆发,苏军发动了大约150万人(苏联称为柏林攻势行动)[12] 。在柏林战役期间,海因里希向西边撤退而不试图防御柏林。到了4月的尾声,海因里希下令集团军全体撤出奥得河沿岸。

与凯特尔冲突与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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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元帅在柏林北方的路上时,发现到隶属维斯度拉集团军第3装甲军团的第7装甲师第25装甲掷弹兵师正向北离开柏林。这些部队原应前往柏林,而海因里希却将其北调以阻止苏军于新勃兰登堡突破。这与凯特尔及其副手约德尔大将的命令相反。凯特尔在菲尔斯滕贝格附近的十字路口与海因里希和曼陀菲尔碰面,双方发生激烈冲突[13],凯特尔指责海因里希软弱,并说如果他效法伦杜利克大将那样对付逃兵,他的部队就不会再败退。海因里希则是想把其部队及尽量多的平民带到西方,即波罗的海易北河北段之间的地区。他对凯特尔说:“凯特尔元帅,若是你想枪决这些人,请你动手吧!”[14]由于海因里希及曼陀菲尔拒不服从将军队调回奥得河阵地的命令,海因里希更表示:“只要我当集团军司令,我就不会下这种命令给曼陀菲尔”[15],因而使海因里希于隔日遭到免职[16]

司徒登大将被任命为维斯杜拉集团军的新司令[17],而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上将被任命为临时的集团军司令直到司徒登抵达,但司徒登尚未到任即被英军俘获[18]。而迅速恶化的战况则使集团军在最后几天已无力协调其名义上所能指挥的部队[19]

4月30日,海因里希奉命前往普伦报到,然而赫尔穆斯·蓝格上尉则请求他汽车“能开多慢就多慢”,因为他不希望海因里希跟隆美尔一样被迫自杀(隆美尔曾为海因里希的副官,蓝格则是隆美尔的侍从官)[20][21] ,5月28日海因里希在普伦向英军投降。

战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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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投降后被送到英国威尔士南部布里真德市附近的战俘营“岛屿农场英语Island Farm”,除了在1947年10月被送到美国三个星期外,他一直被拘留在那里,直至1948年5月19日获释为止[22]。1950年代,他协助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编制德军的计划史,该中心创建于1946年1月,为美军吸收德军战俘的作战知识及经验。他也是考李留斯·雷恩于1966出版的《最后一役》的主要贡献者。1971年海因里希于西德卡尔斯鲁厄逝世[1],并以隆重的军葬礼葬于弗赖堡的贝尔加克公墓。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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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因里希的妻子为半犹太人[23],他仍支持纳粹政权许多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包含以主张“生存空间”为由的领土扩张[24][25],但他并不同意纳粹的种族政策英语Racial policy of Nazi Germany,他曾因“水晶之夜”(反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感到惊吓,虽然这并未使他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26]

巴巴罗萨行动前夕,海因里希收到了政治委员令,并认为这将缓解前线的压力因为它能够在后方进行“预防性恐惧”的训练[27]。海因里希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苏联士兵作战十分英勇,并认为苏军士兵“比起法军,是更为优秀的部队,极其坚韧、狡猾与诡谲”[28]。此外,他多次忽视焦土政策的命令(在敌军来临前毁灭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东西,不使敌人得到它们),像是拒绝摧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斯摩伦斯克[29],战争末期也支持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尽量保存柏林。

作为一位军队指挥官,历史学家描述他是国防军的头号防御专家,且是位令同事敬佩的天才,而他今日的没没无闻则可能是由于他的行为,用军事史作家塞缪尔·米查姆的话来说,就像是:“跟一袋20磅的肥料一样有魅力”[30][31][32]

2014年,海因里希的日记和私人信件由约翰内斯·赫尔特英语Johannes Hürter编集成书,名为《A German General on the Eastern Front: 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Gotthard Heinrici 1941-1942》。内容中,海因里希透露了他对希特勒的策略日益增加的怀疑,以及日益增加对于国防军牵连进战争罪及第一次纳粹大屠杀行动中的关心[2]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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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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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 1.0 1.1 Hürter 2014,第10页.
  2. ^ 2.0 2.1 Hürter 2014.
  3. ^ Rigg 2002,第433页.
  4. ^ Stockert 1998,第151, 152页.
  5. ^ 5.0 5.1 Stockert 1998,第152页.
  6. ^ Ziemke 2002,第206页.
  7. ^ Seewald 2013.
  8. ^ Ryan, Cornelius(1966). The Last Battle(此处内容采自本书中文版《最后一役:纳粹第三帝国的末日》,pp.85~86)
  9. ^ EVANS, Richard.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LINGRAD AND BEYOND 1942-43. www.gresham.ac.uk. [2021-07-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20). 
  10. ^ Ziemke 2002,第323–325页.
  11. ^ Duffy 1991,第241页.
  12. ^ Beevor 2002,第287页.
  13. ^ Ryan, Cornelius(1966). The Last Battle(此处内容采自本书中文版《最后一役:纳粹第三帝国的末日》,p.436)
  14. ^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Nazi Germany and Imperial Japan", Hans Dollinger,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e Card Number 67-27047, p.171
  15. ^ Ryan, Cornelius(1966). The Last Battle(此处内容采自本书中文版《最后一役:纳粹第三帝国的末日》,p.437)
  16. ^ Dollinger 1967,第171页.
  17. ^ Beevor 2002,第338页.
  18. ^ Dollinger 1967,第228页.
  19. ^ Ziemke 1969,第128页.
  20. ^ Mitcham 2012,第69页.
  21. ^ Ryan 1966,第507-508页.
  22. ^ www.specialcamp11.co.uk. [2021-08-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13). 
  23. ^ Rigg 2002,第171页.
  24. ^ Hürter 2007,第154–155页.
  25. ^ Steber & Gotto 2014,第261–262页.
  26. ^ Hürter 2007,第512页.
  27. ^ Stargardt 2015,第171页.
  28. ^ Stahel 2009,第155页.
  29. ^ McCormack 2017,第?页.
  30. ^ Mitcham 2012,第66-67页.
  31. ^ Papadopoulos & Zabecki 2015,第338页.
  32. ^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1989,第414页.
  33. ^ 33.0 33.1 Thomas 1997,第263页.
  34. ^ 34.0 34.1 34.2 Scherzer 2007,第377页.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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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职
前任:
格哈德·格洛克英语Gerhard Glokke 中将
第16步兵师师长
1937年10月12日-1940年1月31日
继任:
海因里希·克兰普夫英语Heinrich Krampf少将
前任:
瓦尔特·施罗斯英语Walther Schroth步兵上将
第12军军长
1940年4月9日-1940年6月17日
继任:
瓦尔特·施罗斯步兵上将
前任:
弗朗茨·伯梅山地兵上将
第43军军长
1940年6月17日-1942年1月20日
继任:
格哈德·贝特霍尔德英语Gerhard Berthold少将
前任:
路德维希·库伯勒英语Ludwig Kübler山地兵上将
第4军团司令
1942年1月20日-1942年6月6日
继任:
汉斯·冯·萨尔穆斯大将
前任:
汉斯·冯·萨尔穆斯大将
第4军团司令
1942年7月15日-1943年6月
继任:
汉斯·冯·萨尔穆斯大将
前任:
汉斯·冯·萨尔穆斯大将
第4军团司令
1943年7月31日-1944年6月4日
继任:
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英语Kurt von Tippelskirch步兵上将
前任:
艾哈德·劳斯大将
第1装甲军团司令
1944年8月15日-1945年3月19日
继任:
瓦尔特·内林大将
前任:
亲卫队全国领袖
海因里希·希姆莱
维斯度拉集团军指挥官
1945年3月20日-1945年4月28日
继任:
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步兵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