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晚年撰,共十五卷,以代划分;是对宋代历史的评论,包括了北宋、南宋。书中的观点多不同于前人,敢于批评。

早年王夫之即有“陋宋”之说,其《黄书·宰制》言:“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王夫之根据读《宋史》心得开始撰写《宋论》,“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1],1691年《宋论》定稿,每卷别以帝王庙号分类,无标题。

一般学者皆以为宋朝文化璨然可观。钱穆曾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2]陈寅恪亦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3]。王夫之则以为宋政之乱“自仁宗开之”,又说:“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4]范仲淹等人的屡次上书,“以启上之佚志”,最终引发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又开了以后熙宁变法、朝臣党争的先河。王夫之全盘否定宋儒的“上书陈利病”,尤其反对在上书中“以先王为口实”,即宋儒挂在嘴边的“复三代之治”[5]

王夫之认为,高宗时“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但它仍能苟延百余年者,实有赖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家法”[6]。但南宋末年,“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7]南宋末年,刑罚酷烈,“腥闻于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于异类,而冀使息虐,亦惨矣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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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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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王敔:《姜斋公行述》
  2.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3. ^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4. ^ 《宋论》卷四《仁宗九》
  5. ^ 李存山: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6. ^ 刘浦江. 2010-10-12. 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
  7. ^ 《宋论》卷十《高宗五》
  8. ^ 《宋论》卷十四《理宗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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