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北京)
《大公报》(英語:DA GONG BAO;曾用英文名:Ta Kung Pao;早期曾用法文名:L'Impartial)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一份全国性财经类报纸。该报最早于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是最具影響力的报纸之一,目前该报香港版是世界上现存报纸中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1926年至1949年,该报以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出名。1949年,解放军攻占天津后,《大公报》天津版改名为《进步日报》。1953年,沪版《大公报》北上,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而成天津《大公报》,1956年迁往北京,1966年短暂更名为《前进报》后停刊。
大公报 Ta Kung Pao Da Gong Bao[註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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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2月11日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头版 | |
類型 | 日报 |
版式 | 大报 |
持有者 |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
創辦者 | 王芸生 |
出版商 | 大公报社 |
社長 | 王芸生 |
創刊日 | 1902年![]() 1953年1月4日(津沪两版合并北上为北京版) |
停刊日 | 1966年12月29日(被红卫兵逼停) |
政治立場 | 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新自由主义(建国以前) |
語言 | 中文 |
总部 | ![]() |
历史
编辑1949年以前
编辑《大公报》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报纸之一。[1]1902年,《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法租界。[1]1916年,受到安福系支持,股东王郅隆收購全部股權,自此《大公报》成为安福系的機關報。[2]:34王郅隆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改革报纸排版及内容。1920年,安福系失势,王郅隆提退股本,胡政之辞职,销量大减,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3]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4]即新记《大公报》。[5]:11后人评价《大公报》时一般指的也是新记《大公报》。[6]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原则闻名,[7]凭借其犀利的政治评论和时事报道迅速流行。[8]:75自1902年成立起到1949年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期间的《大公报》也被称为“旧大公报”。[9][10]1949年后,逐步转为中国共产党控制,重庆版改为《重庆日报》,天津版、上海版合并后迁往北京,并于1966年停刊,仅有香港版留存至今。[6]
《大公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唯一一家派记者报道巴黎和会的中文报纸,也是唯一一家派驻欧洲记者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文报纸,并且派出记者到波茨坦会议、密苏里号日本投降仪式见证历史,此外还是第一份在股票市场上市的中文报纸。[8]:75《大公报》与《益世报》《申报》和《民国日报》一同被称为“民国四大报刊”之一。[11]
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又被称为“新大公报”,[9]归中国共产党领导管理。各地的版本,经历了不同演变。[6]
- 1949年天津版改名为《进步日报》,上海版于1952年北上并入天津版,仍名为《大公报》,后迁往北京。[12]1966年文革爆发后,因被指对国民政府“小骂帮大忙”遭到冲击,自此停刊。[6]
- 1952年,重庆《大公报》改组为《重庆日报》。[6]
- 1952年,香港《大公报》改归中共中央港澳工委领导,仍由费彝民负责主要编辑工作,是现今唯一存在的版本。[6]
1949年以后
编辑1950年起,大公报社每年都出版《人民手册》,按年度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文件和资料。[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步日报》广告收入下降,出现经营困难,上海《大公报》亦是如此。1952年,时任《大公报》的负责人王芸生上书毛泽东请求帮助。不久后毛泽东接见王芸生,并决定上海《大公报》北上与《进步日报》合并,成立新的《大公报》,面向全国发行(此前两报均为地方报纸)。[14]
1953年1月1日,新《大公报》正式创刊,内容以国际时事和财经类消息为主。[15]
1956年,位于现今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8号的大公报社新馆落成,《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并转型为财经类报纸,归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及其负责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成为财经系统的党报,但亦兼顾国际时事。[16]王芸生虽仍继续担任社长,却已不再过问编务。[17]《大公报》在中央各财贸部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财贸部门均安排有驻点记者,由此可将各地的财贸新闻及时传回报社。[16]
1957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当天的《大公报》上留下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18]
1958年,大公报编辑部在反右运动中被冲击,赵恩源、徐文兰等人被指责企图复辟旧大公报而被批判。
1962年,王芸生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写成了《旧大公报简史》并出版。但令王芸生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该简史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展开后大批红卫兵批判《大公报》的重要依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公报》因民国时被指对国民政府“小骂帮大忙”遭到冲击。6月,财贸办公室工作组从大公报社撤走,文革工作组进驻报社后,大公报社受文革影响严重。时任大公报社中共党组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经提议后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语盖住大公报馆的招牌,试图避免引起红卫兵的注意,但仍然没有阻止红卫兵的攻击。
1966年8月,在大公报社受文革严重影响时,大公报社为了保住《大公报》,又受《光明日报》改用毛泽东书写的题字启发,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请求允许更改报名,或者在不改报名的情况下重新派人题写报名,让毛泽东或周恩来题写新的《大公报》报名来取代此前严复所题写的报名。但最终迫于压力,只好更改报名。不久后,陈伯达向报社传达称,报名可以改名为《前进报》。报社一度请求毛泽东或周恩来为《前进报》题写报名,但均已失败告终。
1966年9月12日,经周恩来紧急批准,允许报社以改用鲁迅所书写的书法字的方式改名为《前进报》。
1966年9月13日,《大公报》最后一期刊出刊出“本报改名和改刊启事”,其中表示称“本报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9月15日改出《前进报》。”[19]
《大公报》最终于1966年9月14日更名为《前进报》,使用的是报名字是鲁迅所书写的,那一天恰巧距离鲁迅逝世三十周年还剩一个月零五天。但前进报最终还是于12月29日停刊。[16]王芸生迫于压力,为了防止《大公报》的一系列记者等工作人员受文革牵连,销毁了大量记载《大公报》运载情况的工作日记,1980年王芸生临终前,还误以为这份日记保存的仍然良好。
报纸停刊后,在张蓬舟的帮助下,经过毛泽东主席的批准,大批《大公报》的旧资料(包括建国前)被转运至北京日报社,后又被转移至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保存。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批示下,这些旧资料受到了保护。[20]
版面编排
编辑自1902年创刊至今,《大公报》报头及编排曾有多次调整,约1956年以后直至1966年北京版被迫停刊,北京版和香港版虽然使用相同的有严复书写的报头书法字,但编排不同。
1902-1956年
编辑《大公报》报头的「大公报」隶书黑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竖向刊载在报纸第一版右上方。报头题字下方各地版本刊载的内容不同,包括但不限于地区版本名称(例如天津版为“天TianJin津”、上海版为“上海版”、香港版为“香HongKong港”、重庆版为“重庆版”)威妥瑪拼音“Ta Kung Pao”、法语报名”L'Impartial“(上海版有时不列出上述两译名)、第XXXXX号、日期、售价、出版版数、天气、大公报社地址及联系方式等,部分情况下还会列明报社所在地、国内和国外的订报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下方曾经还列出”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等。
1956-1966年
编辑《大公报》报头的「大公报」隶书黑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横向刊载在报纸第一版左上方。报头题字下方为汉语拼音”DA GONG BAO“,再下方为报刊期数”第XXXXX号“,再下方则列明北京大公报社地址和报刊印刷厂名称及地址,右侧刊有长方形框架,内含报刊出版日期及北京市天气情况。报头右侧有时会印部分文字内容,但多数时候会印上毛主席语录或宣传口号。
退出历史
编辑1978年,由包括前《大公报》(北京)文革前最后一任主编在内的原《大公报》部分人马筹办的报纸《财贸战线》出版,1980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3日又易名为《经济日报》并沿用至今。目前的《经济日报》期数是从《财贸战线》创刊时算起,这表明《经济日报》已与《大公报》无关。[14]
目前,大公报社原本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73号已经被中国邮政接管,作为中国邮政北京永安路邮局,并营业至今。1977年2月4日,原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邮局大楼被爆破拆除,中国邮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也随之迁至原为大公报社的永安路173号,作为中国邮政在北京的邮政总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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