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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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發展 是透過使民族、少數群體和(或)被剝削群體復興其特定文化價值,來對抗族群滅絕之手段,重點是增強他們抵抗剝削和壓迫的能力,特別是透過更有效地制度,影響其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過程,來加強其獨立決策能力。[1] 民族發展是一種應對族群滅絕的政策,在某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大規模開發和剝削,原住民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消失。這種大規模開發可能包括在農村社區進行城市開發以及自然資源開發,包括建造水壩、礦場或清理森林。通常,自我引導的民族發展更為偏好,即原住民參與制定其未來發展的計劃,並以符合其傳統信仰和習俗的方式組織社群。[2]
歷史
编辑對原住民少數群體的外部干預可能帶來毀滅性影響。這些影響包括更具主導性的社會的增長以及對傳統土地的侵占,隨之而來的是將人們從資源豐富的土地上遷移到邊緣地帶;破壞正常的生計手段和與棲息地的互動;貿易債務增加以及由於新的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而導致的自治能力下降;傳統宗教和文化價值的惡化。[3] 對這些影響的最常見反應是撤退或同化,這可能導致極端貧困、福利需求、社會脫節、酗酒和賣淫。民族發展旨在結束少數群體日益脆弱的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平等。克服這些趨勢的第一步之一是扭轉關於主流西方發展模式的觀念,並認識到這些人口所擁有的傳統文化、實踐和價值觀的多樣性。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興起導致了補貼的減少和大多數原住民和農村生計所依賴的財政削減。在許多擁有大量原住民人口的拉丁美洲國家,如厄瓜多、玻利維亞、墨西哥和瓜地馬拉,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取消農村發展計畫為原住民抗議和抗議活動提供了動機。[4] 土地、水和非傳統出口的開放市場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農村生計,特別是那些已經貧困和無地的群體產生了廣泛影響。雖然民族發展的概念早於新自由主義發展政策的影響,但它僅在少數原住民運動者和非政府組織群體中使用,但對新政府政策對其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影響的不滿將這種方法推到了前台。這項運動在使用民族發展政策以使原住民人口擺脫貧困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原住民對新自由主義措施的反應是提出替代法律提案、全國性抗議和新的組織形式,包括跨國聯盟,將多個為同一問題而奮鬥的原住民群體聯合起來。他們的發展理念包括文化上適當的教育,既認可自己的價值觀和知識,也強化政治結構、組織和領導。[4]
结果
编辑原住民群體對更多權利和文化獨立的要求壓力增加,引起了全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歐盟修訂了其政策,以減少其對原住民群體的開發性損害。[5] 世界銀行也與全球,特別是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政府官員和族群代表就新的部落和原住民發展框架進行了磋商。在馬來西亞,針對傳統上以小社區佔據叢林的半島原住民群體改善條件而引入的 Betau 項目,旨在提供叢林安全並將半島原住民融入馬來西亞社會。預計擁有7,539英畝定居地的計畫將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但仍與馬來西亞定居點相連,將透過共同農耕和共同所有權鼓勵社區感。被重新安置的村莊將保留自己的身份和領導者,而家庭將獲得8.5英畝自己的土地。儘管該計畫似乎為傳統信仰和習俗作出了讓步,但由於地區市場的等級結構問題,可能會將閃邁人置於底層或導致對政府的福利和支持日益依賴。此外,自願重新安置的想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持續的遷移威脅和其自然領土的減少將迫使閃邁人們因失去原有土地而配合該計畫。[3]
安地斯秘魯的民族發展
编辑民族發展的一個實際例子是由 Hogue 和 Rau(2008)研究的案例。他們研究了位於南部安第斯山脈的孔巴帕塔區。該地區海拔高度不同,垂直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基於具有農業潛力的植物種類。該地區的十三個社區的居民依靠農業、畜牧業和放牧為生。這種生計也依賴 Salcca 河,Salcca 河為生產牛、乾草、穀物和蔬菜提供了必要的水源,也是該地區為數不多的清潔水資源之一。 Salcca 河的大水量和高海拔使其被視為能源來源。秘魯政府提議建造一座水壩,以利用河流的水力發電,這將意味著失去農業和牧場用地,並使依賴這些資源的社區被迫遷移。 Salcca 河谷的原住民拒絕了這項提議,因為這將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精神上極大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安第斯文明信仰認為,自然界的所有來源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是健康和精神幸福的來源。土地和河流在傳統儀式和節日中使用,並且在經濟、社會和精神方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這促使原住民居民透過利用其族群認同來保護其生活方式,確保發展以與其信仰一致的方式進行。他們希望以尊重其地方道德觀念及其與自然和彼此關係的方式來「發展」。Salcca 河谷的原住民人口被迫區分他們對社區的期望及其實現方式。他們並不反對發展,因為對他們來說,「發展」是資本的增加、教育的改善、社會秩序和組織的改善。他們希望的改進不會損害他們的社會互動或文化形式。這促使社區推動組織,並產生了自我引導的民族發展的目標,迫使他們團結起來,制定保護環境和文化的意識形態框架。[2]
學術研究機構
编辑在臺灣,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在2001年創立了民族發展研究所,這是臺灣第一座從事民族發展研究之學術機構。[6]
参考文献
编辑- ^ Lembelembe, N'Kaschama. Ethno-development and Ethnocide in Africa; extracts (PDF). UNESCO. [November 4, 2012].
- ^ 2.0 2.1 Hogue, Emily; Pilar Rau. Troubled Water: Ethnodeveolpment, Natural Resource Commodification, And Neoliberalism In Andean Peru.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Fall–Winter 2008, 37 (3/4): 283–327. JSTOR 40553411.
- ^ 3.0 3.1 Talalla, Rohini. Ethnodevelopment and the Orang Asli of Malaysia: A Case Study of the Betau Settlement for Semai-Senoi. Antipode. 1 September 1984, 16 (2): 27–32. doi:10.1111/j.1467-8330.1984.tb00660.x.
- ^ 4.0 4.1 Laurie, Nina; Andolina, Robert; Radcliffe, Sarah. Ethno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Creating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is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Ecuador. Antipode. 1 June 2005, 37 (3): 470–496. doi:10.1111/j.0066-4812.2005.00507.x.
- ^ Andolina, Robert; Radcliffe, Sarah; Laurie, Nina.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making in Bolivia. Political Geography. August 2005, 24 (6): 678–702. doi:10.1016/j.polgeo.2005.03.001.
- ^ Introduction -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didsw.ndhu.edu.tw. [2024-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