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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悲剧

根據個人的自身利益來消耗共享資源

公地悲剧（英语：Tragedy of the commons），又称共有财悲剧，是一个在经济学和生态环境中常使用的隐喻，指个人可以开放地获取资源，不受共享的社会结构、正式规则、收费或征税限制取得和耗用[1][2]，并根据自身利益独立行动，违背其他使用者的共同利益，在与可用资源相关的使用者过多之情况下，通过不协调的行动导致资源枯竭。[3]

Image shows atmospheric pollution caused by uncontrolled industrial emissions
工业污染是经营者忽视其对共享环境影响的后果之一（参看外部性）

该概念的核心要素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 William Forster Lloyd 于183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4]，他使用了一个假设示例来说明不受管制的放牧对共有土地（英语：Common land）的影响。[5][6]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有这个想法的雏形：“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东西得到的关注最少。人们最关注自己的东西：他们不太关心共有的东西。”[7]批评者指出，虽然 Lloyd 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但英国和欧洲公地的历史消亡并非由于平民滥用长期持有的使用权导致，而是由于公地所有者圈占和挪用土地（参看圈地运动），废除了平民的权利。[8]

1968 年，加勒特·哈丁在期刊《科学》上发表以此概念为名之论述文章后，该概念被广泛称为“公地悲剧”。[9]该篇文章成为当时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术论文之一，但也受到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众多批评。[10]哈丁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只有人和野兽的数量远低于土地的承载能力，共同使用才能合理地令人满意地工作。因此，应该在资源的可用性和依赖资源的人数中找到平衡。[11]后来，哈丁在1980年代初表示：“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不受管理的公地中的自由会给所有人带来毁灭。”[12]1991 年，面对历史和现有公地的证据，哈丁撤回了他最初的论述并撰写了《“无管理”公地的悲剧》一文。[13][14]

尽管开放获取资源系统可能会因过度使用（例如过度捕捞）而崩溃，但许多例子已经存在并且仍然存在，其中社区成员对公共资源的访问受到监管，他们合作谨慎地利用这些资源而不会崩溃[15][16]，甚至创造“完美秩序”。[17]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在其著作Governing the Commons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因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8][19]。其中包括当地社区如何能够在没有自上而下的监管或私有化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例子。[20] 另一方面，Dieter Helm 认为这些例子是有特定的背景，公地悲剧“通常不会以这种方式解决。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发生自然的破坏”。[21]

在现代全球经济背景下，“公地”指的是任何开放获取和不受管制的资源，例如大气、海洋、河流、海洋鱼类资源，甚至办公室冰箱。[22] 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脉络下，公地的概念源自一个古老的原则：并非所有土地都可以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某些类型的财产应该只属于社会。[23] 在此，公地是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公共的财产，而是由社区成员为了社区的利益共同持有，他们通过社会结构、传统或正式规则来管理进入和使用。[24]

在环境科学中，“公地悲剧”经常被引用与可持续发展[25]、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结合，以及关于全球暖化的辩论。[26] 它还被用于分析经济学、演化心理学、人类学、博弈论、政治学、税收和社会学等领域的行为。

公地悲剧 编辑

公地悲剧不应照字面的意义解释，而应视为一种比喻的概念。这个词汇是一种现象的简称，不是对这个现象精准的描述。“悲剧”一词不应依常理视之有悲剧性，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归咎原因的谴责。此外，哈丁对“公地”一词的使用也常被误解，这导致了哈丁后来认为他应该将他的论述标题改为——“未受规范的公地之悲剧”。公地悲剧一文着重于解释经济、发展心理学、博弈理论和社会学领域。有人将此视为“意外行为”的范例，伴随着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所导致的悲剧结果。

哈丁的论文一开始便将注意力集中于无法借由科技工具解决的问题之上（也就是不同于只需要自然科学上的科技研发与改变，而不需要人类价值观或道德标准改变的问题）。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增长和地球资源的使用。

哈丁特别提及地球资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资源为所谓的“生活品质”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人口增长最大化，那么每一个个体必须将维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资源耗费最小化，反之亦然。因此，他认为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科技可以解决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平衡人口增长与维持生活品质的问题。

牧场理论 编辑

 
1958年起莫劳岛二氧化碳含量变化，全球暖化算是标准公地悲剧，因为各国经济角力的环境下，谁都不肯先减排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哈丁转向寻求非科技或非资源管理的方法。他举出一个牧羊人与牧场资源的假设性例子以解释他的论点：牧羊人应该最大化他的牧场，并且尽可能的增加他的羊群。而每增加一头羊，皆会带来正面与负面的影响：

  • 正面：牧羊人可以从增加的羊只上获得所有的利润
  • 负面：牧场的承载力因为额外增加的羊只有所耗损

然而，牧场理论的关键性在于这两者的代价并非平等：牧羊人获得所有的利益，但是资源的亏损却是转嫁到所有牧羊人的身上。因此，就理性观点考量，每一位牧羊人势必会衡量如此的效用，进而增加一头头的羊只。但是当所有的牧羊人皆做出如此的结论，并且无限制的放牧时，牧场负载力的耗损将是必然的后果。于是每一个个体依照理性反应所做出的决定将会相同，毕竟获得的利益将永远大于利益的耗损。而无限制的放牧所导致的损失便是外部性的一个例子。

由于这样的个体行为是可预见的，并且将持续发生，因此哈丁称之为“悲剧”：“持续进行，永无休止的悲剧”。从哈丁的假设出发，可以发现追求自我利益的行动并不会促进公共利益。

在哈丁的理论中， 他举出一些公有资源的实例，如空气、海洋、河流、鱼群、国家公园、广告甚至是停车收费器。此外，他的主要论述更在于当地球资源成为所有人类的公地时，人口的增长会带来如何的影响。

公地悲剧一文还指出针对公地问题举出潜在的管理解决方式，如：私有化、污染者付费、管制与规范等。从他原始的牧场理论出发，哈丁认为应该将公有地加以分类与规范。他反对以良心作为管理公地的规范，他认为以良心作为规范反而有利于自私的个体侵害他人的权益。

至于如何避免过度消耗公地，哈丁以黑格尔的论述做出结论，他认为“自由是需求的确认”，他表示若将自由狭义的解释为任意的自由，将使公地悲剧理论更加完整。但哈丁相信，若能在一开始就确认资源之为公地，并对其有所觉醒，了解公有资源是需要受到规范的，那么“人类将能保有并且培育出更珍贵的自由”。

除了资源使用的主要论述之外，此篇论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处理和道德相关的问题，并将其投稿于科学期刊《科学》。而期刊为这篇文章所加的按语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科学的解决方法，而需要一个基本的道德延展。”公地悲剧直到今日仍存有争议。有些争议起源于个体是否永远如哈丁所言的自私。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争议来自于将哈丁的意见实践于真实情况中。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哈丁的作品提倡公地的私有化。进而导致了原本由当地机构管制的公地被圈管或私有化。表面上这样的措施看似保护了资源，实际上却忽略了预存的管理通常不公平的盗用资源，并且隔离了原本就存在于资源所在的（通常是贫穷的）人群。

当哈丁的论文聚焦于不受管理的资源而非公有管理的资源时，他的诉求却是不合时宜的。讽刺的是，对于哈丁想法的误解通常来自于他的牧场理论。大体而言，哈丁清楚的描述如何控管公有财产以避免资源的过度消耗。但他对于公有资产的定义与管理方式常常被误解为提倡私有化的论述。而相对于公地悲剧的论述则通常被视为“反公地悲剧”意指：理性的个体浪费资源。

历史上的公地 编辑

哈丁的论文为“公地”一词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类比。在这个类比中，牧羊人使用牧场是基于个体的自由行动，而没有群体的管理与监督。然而，事实上历史上的公地并非公有地，且多数不对外开放，所谓的公众其实掌有极小的权利。只有那些原本就存在于资源之上的人们才算是共享者，也才能拥有多数的权利；而每一个共享者都有自身的权利，但公地本身并不是资产。

这些由共享者拥有的权利是无法被交易买卖，也无法被抛弃的，也就是不能让取的权利，因此，在这样的系统下，这样的权利反而被视为资产。在中世纪时的传统英国村庄里，这样的权利提供了共享者得以在公有地上放牧的权利、以及可以使用非摧毁性的方式来囤积柴薪等。

根据史实，多数的英国公有地专为其上的共享者保存，公有地上的共享者对公地的使用权则受到当地传统的限制。以哈丁的牧场理论为例，传统英国公有地的使用其实是有所节制的，牧者必须限制其放牧的数量。这样的限制可能和同一个村庄的所有权或开放性的牧场数量有关。如此的管制回应了人口和经济的压力；进用公地的权力通常是被管制的，以避免公地被消耗。在国会圈管土地的时期，许多英国南方庄园里的劳动者和贫穷的人们拥有放牧公有地的权力，而公有地的“圈管”确实对那些透过使用公有地放牧和使用其他资源的小地主造成影响。尽管历史学家对于公有地圈管对英国小地主和劳动者的重要性与影响是有所争议的，但他们却同意并没有证据显示公地的使用是无法自我维持的。

参看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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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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