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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

影响深远的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
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右）和切·格瓦拉（左），1961年。
日期1953年7月26日－1959年1月1日
（5年5个月又6天）
地点
古巴共和国 (1902年—1959年) 古巴
结果

七二六运动及其盟友胜利

参战方
七二六运动
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
人民社会党		  古巴
支援：
 美国（至1958年）
指挥官与领导者
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
劳尔·卡斯特罗
弗兰克·派斯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尤洛奇奥·坎蒂略（英语：Eulogio Cantillo）
伤亡与损失
超过5,000人死亡[1][2][3]

古巴革命（西班牙语：Revolución cubana）是一场推翻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民族民主革命，结果是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在1959年1月1日取得胜利[4]。之后所建的古巴革命政府从外交中立逐渐走向激进[5]，最终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6]，并极大激发了拉丁美洲的左翼革命浪潮。

革命后的古巴采取了新形式的外交，开启了输出革命的时代，如介入安哥拉内战和尼加拉瓜革命[7]。1961年猪湾事件后，古美关系彻底破裂，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措施。虽然古美关系近年来有所改善，但美国仍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8][9][10]。

背景 编辑

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古巴虽然名义上脱离西班牙殖民获得独立，实际上却沦为美国的保护国、从属国、半殖民地[11]。美国透过缔结条约以及在古巴宪法中附加普拉特修正案等方式，来合法化干涉古巴政府，并在关塔那摩湾建造海军基地。在经济上，古巴经济因建筑在少数农业作物和原料上，使经济结构上较为脆弱，尤其是许多产业掌握在美国人手上，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扰，古巴的民族主义精神日渐高涨。在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之下，古巴也受到严重影响，并使国家陷入混乱中。虽然普拉特修正案在1934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废除，但是美国并没有停止干涉古巴内政。而美国日后又通过扶持军人巴蒂斯塔上台，最终实际上夺得古巴政府控制权。在这期间，古巴财富严重集中，贫富悬殊进而造成民众的愤怒情绪，政府官员腐败不堪，也与美国黑手党有许多关连。加上在1952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废除古巴宪法，停止古巴选举并禁止政党活动，建立自己的独裁专制并进行高压统治，使人民对巴蒂斯塔政府产生严重反感。

在当时古巴的情况下，菲德尔·卡斯特罗青年时逐渐对于社会缺乏公正表示不满。在哈瓦那大学里的政治气氛熏陶下，卡斯特罗开始参与许多政治活动，甚至到哥伦比亚参加拉丁美洲学生们组织的一场政治会议，在那里的波哥大暴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卡斯特罗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以律师为职业，他对政治热情并未消减，在1952年他决定投入国会选举。然而，在那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停止了国会选举。卡斯特罗试图控告巴蒂斯塔违宪，但没有任何结果，这让卡斯特罗非常不满，也奠定了他对巴蒂斯塔政权体制的强烈反对以及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罢黜巴蒂斯塔的信念基础。

七二六起义和七二六运动 编辑

主条目：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和七二六运动

1953年7月26日，古巴革命是以卡斯特罗为首的约160名革命者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军营开始[12][13]，但这场行动最后失败。关于革命军在这次行动中真正的阵亡数不是很肯定，但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传中透露，共有5人在战斗中阵亡，而另有56人在之后被巴蒂斯塔政权所杀[14]。其中死亡名单中包含这次行动的副指挥官阿贝尔·桑塔马里亚，他遭到俘虏、动刑，最后于突击当日被处决[15]。剩余幸存的人包含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等，不久之后便被逮捕。在这个高度受到瞩目的审判中，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近一小时为自己辩护的言词中，最后以“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为辩词结语。这场审判中，菲德尔·卡斯特罗被判15年徒刑并服刑于松树岛的监狱中，而劳尔则是13年徒刑。

在1955年，基于群众压力，巴蒂斯塔政府释放了所有古巴的政治犯，其中也包含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的人。之所以会释放卡斯特罗兄弟，部分也是巴蒂斯塔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童年的耶稣会导师所说服[16]。

之后，卡斯特罗兄弟与其它的流亡革命者在墨西哥集合起来成立七二六运动组织，并准备发动革命推翻巴蒂斯塔，虽然卡斯特罗本人思想左倾，但在革命期间他没有明显展现出来[5]。革命组织在那里受到曾是西班牙内战的共和军军官阿尔贝托·巴约的训练，同时也是在这段时期菲德尔·卡斯特罗认识了切·格瓦拉[16]。另外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段时期还到美国七个星期，为自己的革命运动募款，试图在各地成立七二六俱乐部[17]。

格拉玛号远征 编辑

主条目：格拉玛号

1956年11月25日，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82名革命者乘坐游艇格拉玛号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图斯潘向古巴进发，准备在古巴东南部海岸登陆，史称“格拉玛号远征”。因为格拉玛号设备严重老化使得船速缓慢，加上承载太多东西，抵达古巴是在1956年12月2日，这比原定计划迟了两天，也离预定登陆地偏离2公里[18]，这结果造成原本要在30日接应和策应起义的当地起义者不得不撤退。 当格拉玛号抵达古巴，远征队一离船上岸，就遭到政府军攻击。远征队一路往古巴东南部的马埃斯特腊山脉前进，在长途跋涉以及政府军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的围攻下，大部分格拉玛号上的成员都阵亡，只有少数抵达马埃斯特腊山区[19]。对于幸存者的真正人数仍有争议，但大致上可确认原先82人中，在与古巴政府军血腥奋战后并成功进入到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约有20人[20]，其中包含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幸存者起初都分散开来，有些是单独一人或是小团行动，各自在山区来回寻找革命者的下落，最终在当地同情他们的农人帮助下找到其他人，并建立这支游击队的领导核心。另外阿贝尔·桑塔马里亚的两个姊妹塞莉·桑切斯和艾蒂·桑塔马里亚（英语：Haydeé Santamaría）在这时于山区帮助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

在1957年3月13日，另一个革命团体，学生激进团体革命指导委员会企图发动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斩首行动，他们冲进总统府内企图刺杀巴蒂斯塔。这场自杀性攻击最终失败，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学生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在占领的电台中发布巴蒂斯塔死亡讯息后，被巴蒂斯塔政府军警发现而遭到枪杀。这场行动的少数幸存者包括翁贝托·卡斯蒂里奥、罗兰多·库贝拉，以及日后领导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弗雷·乔蒙[21]。之后革命指导委员会在位于古巴中部的埃斯坎布雷山脉地区进行反政府游击战。

加上一直深受美国力量扶持而取得的统治权的巴蒂斯塔政府，因这时美国政府施加了对古巴的武器禁运并召回驻古巴大使，让巴蒂斯塔政府统治基础更为衰弱[22]。巴蒂斯塔在上台前，曾受共产主义政党人民社会党一定程度的支持，在1958年中期后，他们同巴蒂斯塔政府彻底决裂[23]。

 
劳尔·卡斯特罗（左）和游击队二号人物切·格瓦拉（右），拍摄于1958年古巴奥连特省克里斯塔尔山脉的游击队据点

马埃斯特腊山脉游击战 编辑

参见：马埃斯特腊山脉

巴蒂斯塔政府为了保持对古巴城市的控制，经常使用高压和恐怖统治。但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弗兰克·派斯、拉莫斯·拉图尔（Ramos Latour）、乌贝尔·马托斯和其他人帮助下屡次成功袭击较小的政府军警驻处，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也帮助他在政治上巩固对山区的控制。此外，还有一些武装较贫乏的非正规队员，称作侦查员（escopeteros），他们在东方省的丘陵和平原间骚扰巴蒂斯塔军警，还以分享情报和保卫卡斯特罗军补给线等方式，直接给与卡斯特罗军事支援。最终，马埃斯特腊山区受到卡斯特罗的控制。

除了遭到武装反抗外，一个叫做“反叛之声”（Radio Rebelde）的地下电台也在宣传上攻击巴蒂斯塔政府，这个电台创于1958年2月，卡斯特罗和他的组织利用这个电台发送他们的讯息给在政府军管辖范围内的每一个人，电台的发送可能是由卡斯特罗一位密友卡洛斯·弗朗基（Carlos Franqui）进行，他后来流亡到波多黎各。

在这个时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组织规模相当的小，有时甚至少于200人，同时的古巴政府军警人数却在37,000人左右[24]。尽管悬殊，但近乎每一次政府军与革命军作战，政府军都被迫撤退。除了此时古巴政府军效率相当低弱外，政府军还有一个严重问题逐渐曝露出来，那就是自从美国在1958年3月14日开始对古巴武器禁运，这让政府空军很快就因飞机没有美国的零件来进行修缮，逐渐恶化。

巴蒂斯塔政府军最后发动一次攻击行动称作夏季攻势（Operación Verano），作为对游击革命军的回应。巴蒂斯塔政府把大约12,000名士兵送入山区作战，但其中半数训练不足。在一系列的小规模冲突中，政府军都遭到卡斯特罗的坚毅战士击退。如7月11日到7月21日进行的拉普拉塔战役（Batalla de La Plata）中，卡斯特罗的军队击败政府军一个500人的营，俘虏其中240人，革命军仅阵亡3人。

然而在拉斯梅塞德斯战役（Batalla de Las Mercedes）中，巴蒂斯塔政府军几乎要摧毁卡斯特罗约300人的小股革命军，当他的军队被优势兵力围困时，卡斯特罗要求暂时停火，并得到政府军同意这项提议，停火便在8月1日生效。在接下来七天之中，一场协商展开但毫无结果，而革命军趁着这个机会逐渐脱离包围。在8月8日时革命军已经逃回山中，成功结束政府军攻势，巴蒂斯塔政府的夏季攻势以失败作收。

起义军反攻 编辑

 
在古巴革命期间，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周遭地图.

在1958年8月21日，在巴蒂斯塔政府的攻势失败后，卡斯特罗开始他们自己的进攻，并以多个战线朝东方省（这个省份后来被分为圣地亚哥省、格拉玛省、关塔那摩省和奥尔金省）进攻，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指挥。革命军带着从夏季攻势中所缴获或是从飞机走私而来的新武器下山，赢了一连串胜利。卡斯特罗主要在吉萨获得胜利，并成功占领数个城镇，使东方省的中部平原落入他的控制之中。

同时，另外三个纵队分别由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海梅·维加（Jaime Vega）率领，并往中部的该省省会圣克拉拉进军。然而，其中的海梅·维加纵队遭到伏击而毁灭。剩余两支纵队抵达中部省份，在那里与数个非卡斯特罗领导的其他反抗势力会合。根据学者Faria描述，埃斯坎布雷山脉那边原来就有另一个带有反共色彩的革命团体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部队，而且他们与巴蒂斯塔政府军交战已有数个月之久了。当切·格瓦拉的纵队通过拉斯比利亚斯省，尤其是通过埃斯坎布雷山区时，这两个反抗势力之间的摩擦持续增温，因七二六运动的部队中就有大量共产主义者在内，像是如辩论家阿曼多·阿科斯塔（Armando Acosta）和指挥官费利克斯·托雷斯（Felix Torres）。但这支两支革命军队最后合流并继续进攻。1958年12月30日，在亚瓜哈伊战役（Batalla de Yaguajay）中西恩富戈斯赢得关键的胜利（此后他得到了“亚瓜哈伊的英雄”的绰号）。

 
这张古巴地图显示1956年后期格拉玛号抵达位置，以及革命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筑成据点。也显示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后来在1958年12月进军圣克拉拉、哈瓦那等路线图

巴蒂斯塔政府崩溃 编辑

 
“骑兵”，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时拍摄的著名照片，图中是一群骑着马、用手挥舞着古巴国旗的古巴起义军战士

31日，即亚瓜哈伊战役后隔一天，在混乱中圣克拉拉战役展开，圣克拉拉这座城市最后被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革命指挥部的所合并革命军所攻破，革命指挥部指挥官有罗兰多·库贝拉、威廉·亚历山大·摩根等人。圣克拉拉战役战败的消息让巴蒂斯塔政府陷入恐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本人更是在几小时后的1959年1月1日早晨逃离古巴，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 。威廉·亚历山大·摩根指挥一部分他的兵力和革命指挥部的部队继续进攻并在1日或2日时占领西恩富戈斯，巴蒂斯塔政府也开始分崩离析[25]。当卡斯特罗得知巴蒂斯塔在1日早晨飞离古巴后，开始立刻着手与圣地亚哥方面协谈革命军入城。在1月2日，该城指挥官鲁维多上校下令和平开城，革命军便接管圣地亚哥。同时，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在差不多时间进入首都哈瓦那，从圣克拉拉进军至哈瓦那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在8日，经过一段凯旋行军后卡斯特罗也抵达哈瓦那，并由曼努埃尔·乌鲁亚蒂·列奥继任古巴总统[26]，卡斯特罗则出任总理。

革命胜利后 编辑

 
1959年1月，在哈瓦那希尔顿酒店庆祝胜利的古巴起义军士兵。

革命胜利后，数百位旧政府的警察和士兵被怀疑是巴蒂斯塔政府时期的爪牙，他们被以侵犯人权、战争、谋杀、拷刑等罪名而被公审，大多数在革命法庭中被判政治罪的都被枪决，其余则是判长期监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劳尔·卡斯特罗在占领圣地亚哥后，以革命正义来处决超过70名被俘的巴蒂斯塔政权士兵[27]。在首都哈瓦那，切·格瓦拉被任命为为卡瓦尼亚城堡（Fortaleza La Cabaña）军事监狱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对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治人物和警察）进行审查和处理，这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设法对效忠巴蒂斯塔政府的军警和反对新政府的异议人士进行大规模清洗，被处决的人数可能达到600人之多，其中有些幸运的人只是被开除军籍，或是警察被撤职而没有被起诉，逃过一劫。另外一些旧政府的高级武官则被外调到国外[28]。

在获得权力后不久，卡斯特罗组织了革命民兵，让自己在前革命军领袖和支持民众中扩大权力基础，还于1960年夏季创立保卫革命委员会，负责注意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并鼓励揭发反革命分子。当地的保卫革命委员会还负责详细记录每个街区居民的开支习惯、与外国人接触的程度、工作、教育水准以及任何可疑的行为[29]。

改革和与美国交恶 编辑

根据古巴地理学者安东尼奥·努涅斯·希梅内斯（Antonio Núñez Jiménez）认为，革命前古巴最良好的土地掌握在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手中，其中美国占了大多数。革命成功后，其中第一个的政策就是消除文盲和进行新的土地改革。古巴政府把土地规划成较大的田地，并加入农业合作社来进行土地改革，使之有效帮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准，并使古巴的社会福利政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1959年5月，古巴在土地改革法下开始没收土地和私有财产。在古巴律师马里奥·拉佐（Mario Lazo）描述中，任何大小农田都由政府掌控，而土地、商业、公司的拥有者、上层和古巴中产阶级被国有化，其中也包含菲德尔·卡斯特罗家族所拥有的农场。1960年底，古巴革命政府已经把总计25亿美元价值的人民私有财产国有化[30]。1960年8月6日，古巴政府国有化所有美国以及其他外国在古巴的资产。另外古巴开始抹除美国帝国主义的痕迹，没收由美国人拥有的银行、工业以及旅馆，另外还没收其它类别的资产进行国有化。而美国政府立即回应古巴这个措施，冻结了古巴在美国的财产，并断绝外交关系[31] ，并加紧对古巴的贸易禁运，禁运这措施持续至今（于2015年7月20日恢复邦交关系）[32]。而古巴政府为回应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行为，先后与大韩民国（于2024年2月15日重新建立邦交关系）、[33]中华民国、[34]越南共和国等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断绝邦交，转向苏联寻求支持[31]。并先后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政府都试图推翻古巴政府及暗杀卡斯特罗，其中最知名的就是1961年猪湾事件。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保证绝不入侵古巴，但古巴岛内的仍有小型叛变发生。[来源请求]

另外在1961年猪湾事件以后，古巴政府也对所有宗教的资产进行国有化，其中也包含罗马天主教会。数以百计的教会成员被永久驱逐出这个国家，其中还包含主教。古巴政府开始宣导无神论，学者Faria描述古巴政府从官方教育着手，让孩童成为无神论者。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孩童有更大的责任，而禁止私有学校成立[35]，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有限度恢复。卡斯特罗其后更于1998年成功邀请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古巴。之后的2011年时任教宗本笃十六世访问古巴。

成立古巴共产党 编辑

革命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许多战友怀有各种不同政治理念，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有些是民主主义者，有些是反共人士等等，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未抱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甚至在革命成功之初，卡斯特罗前往美国宣扬他的革命，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我必须非常清楚的澄清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这非常清楚”[36] 。一直到古巴革命政府的执政稳固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激进的色彩[5]。1961年4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庄严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同年4月17日至19日，发生猪湾事件，美国组织雇佣军入侵古巴的计划遭到惨败。同年5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集会上公开声明自己从上大学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年7月，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组成政党联盟统一革命组织[37]。1962年3月26日，统一革命组织改组为单一政党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又改组为古巴共产党[38]，菲德尔·卡斯特罗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文化影响 编辑

古巴革命胜利时，整个领导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成为那个革命时代毫无疑问的青年偶像。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就反复感叹道：“古巴革命的领导人是那么年轻、充满朝气”。不管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还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都是亲自持枪上阵的猛将，而且都是贝雷帽、绿军装、大胡子、抽雪茄、背轻机枪的形象，这种刀枪不入、不怕死的革命形象，被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塑造成了1960年代最著名的战神的形象。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也成为了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后最著名的偶像级革命战友。当时，一大批各国著名知识分子来到古巴，以结识古巴革命领导人为荣。1980年代，日本游戏厂商SNK还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形象开发了一款名为《古巴战士》的射击游戏，风靡中国。[39]

参考文献 编辑

  1. ^ Jacob Bercovitch and Richard Jackson (1997).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Chronological Encyclopedia of Conflicts and Their Management, 1945-199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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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

延伸阅读 编辑

  • Castro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  by Thomas M. Leonard, Greenwood Press, 1999, ISBN 978-0-313-29979-7
  • Cuban Revolution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Key Moments in Fidel Castro's Revolution,  by Julio García Luis, Ocean Press, 2008, ISBN 978-1-920888-89-3
  • Dynamic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A Marxist Appreciation,  by Joseph Hansen, Pathfinder Press, 1994, ISBN 978-0-87348-559-3
  • Havana Nocturne: How the Mob Owned Cuba and Then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by T. J. English, William Morrow, 2008, ISBN 978-0-06-114771-5
  • Inside the Cuban Revolution: Fidel Castro and the Urban Underground,  by Julia E. Swei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978-0-674-01612-5
  • Latin America in the Era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by Thomas C. Wright, Praeger Paperback, 2000, ISBN 978-0-275-96706-2
  • The Cuban Revolution: Origins, Course, and Legacy,  by Marifeli Perez-Sta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0-19-512749-2
  • The Cuban Revolu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by Geraldine Lievesle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ISBN 978-0-333-96853-6
  • The Cuban Revolution: Years of Promise,  by Teo A. Babu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ISBN 978-0-8130-2860-6
  • The Moncada Attack: Birth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by Antonio Rafael De LA Cov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7, ISBN 978-1-57003-672-9
  • The Origin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y Samuel Farbe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ISBN 978-0-8078-5673-4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by Jules R. Benjam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ISBN 978-0-691-02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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