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飞行场
台北飞行场，为台北市松山机场的前身，1935年开始整地工程，1936年3月底完成第一期工程，开始启用日台航线及岛内循环航线的定期航班，为台湾的民航中枢，同时作为日本航空输送株式会社和台湾国防义会航空部的基地[1]。二战末期，在台北飞行场南侧另兴建了起降区（在延寿街与健康路之间），与北侧既有的机场有两条滑行道相连。
介绍 编辑
启用初期 编辑
1935年，台湾总督府就以告示第131号公告：位于松山的台北飞行场于9月25日设立。台北飞行场位于台北市区东侧的基隆河南侧，因周边地形，此地风向以东风为主。故设置一900米的东西向第一跑道，及西北—东南向的700米第二跑道（迟至1940年才完成），跑道整体呈现V字型[2]。1936年3月24日，台北飞行场竣工；3月30日台北飞行场举行开场式，结果失事，造成一些记者与仕绅身亡。在机场启用初期，由于台湾炼瓦株式会社松山、圆山工场的烟囱高度过高，会影响飞机在台北飞行场的起降，于是后来将烟囱高度降低[3]。1936年4月起，由日本航空输送株式会社首开台北经那霸前往福冈的定期国内航班，每周三次往返，之后又陆续开设台北至曼谷等航班。1938年，日本政府合并日本航空输送和国际航空，成为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战时期间 编辑
1937年8月14日至16日，日本海军驻台北飞行场的鹿屋海军航空队派遣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前往华中地区实施跨海轰炸。1938年2月23日，苏联航空志愿队自汉口机场出发执行松山空袭，导致台北飞行场瘫痪。此次空袭为台湾，也是日本的第一次的领土被轰炸事件。
在民用班机方面，根据德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之资料，1939年4月5月起，以 Junkers Ju 52/3m 机型班机，由柏林经曼谷、河内等地至台北，再延伸至日本东京，并从1939年7月起，提供了当时由柏林至台北及东京间五个中停点的定期航班，根据1941年之时刻表，大日本航空已开设台北至河内、西贡、曼谷等国际航班。
1944年10月25日在总督府所建立的“神社新境地”即将完工前，预计将神社于举行“镇座祭”的同时迁座于“护国神社”旁。但在神社“迁座祭”来临之前的10月25日，一架日本运输机不幸失事，坠落在“台湾神宫新境地”附近。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第三天(8月18日)再次发生空难，罹难者之一是印度独立运动三雄之一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遗体在火化后运至日本，最后埋骨于东京杉并区的莲光寺。
战后 编辑
二次大战结束后，台北飞行场更名为“台北航空站”，改为军民共用，在第一跑道北侧另兴建了一条更长的跑道，原本跑道即不再使用[2]，也曾开设台北至上海航班。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迁移到台湾后，松山机场也逐渐扩建，以应付逐渐成长的境内和境外航班。
设施 编辑
- 交通局台北飞行场事务所
- 日本航空运送株式会社台北支所办公室
- 机场跑道
- 格纳库（存放飞机的封闭建筑）
- 航空气象观测站
- 高射炮
- 飞机掩体
- 探照灯
战后发展 编辑
战后，原第一、第二跑道仍位在松山机场基地内。而南侧于后期兴建的跑道则建立起空军医院及多个眷村，形成与周边自成一格的景象，在行政区划也专属于龙田里（松山区人口最多者）、自强里、鹏程里。
此地的眷村居民多为空军眷属，故取名为蓝天、鹏程，部分眷村为妇联会所兴建，其由西至东分别为松山新村、空军总医院（1958年，今三总松山分院）、慈恩七村（1978年）、平安新村（1964年）、蓝天二村（1977年）、蓝天新村（1971年）、妇联六村（1969年）、妇联五村（1961年）、妇联四村（1959年）、诚一新村（1962年）、抚远新村（1959年）。除了较后期兴建的蓝天二村及慈恩七村，其余均改建为国宅大楼及其他建筑：松山新城、延寿国宅、平安新城、松山区健康公共住宅、西松高中。